每当科学家被问到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时，他们都说是因为好奇和兴趣。这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认为科技创新是一群对任何事物都抱有同等兴趣的聪明人，误打误撞地发现新的元素、新的药方、新的公式或新的材料，他们再把商人找来，或亲自出马，把产品做出来，完成从科技创新到商业应用的整个过程。

　　今天的科技创新，靠那么点运气是远远不够的。一只经过特殊处理的供实验室专用的白鼠（如用于糖尿病、肥胖症和老年痴呆症的白鼠）价格约为3,500美元。

　　有些实验室一年养老鼠的成本就可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一间由一名教授和6-7名学生组成的普通实验室，没有60-70万美元是撑不了一年的。科学家当然是出于好奇和兴趣才从事科研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选择不受成本的约束和金钱的牵引。

　　美国目前全方位的科技创新，建立在一系列有效的制度上。最关键的是两个互动的环节，一是拜杜法案对发明专利的重新确权，它激发了科研机构创造专利技术并且将它们推向应用的积极性；

　　二是资本家和企业家所主导的技术转化活动，它实现了从理念和技术到识别、融资、制造和销售的实现。前一个环节，把大学和科研机构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后一个环节，则反过来重新塑造了大学和研究机构。

　　在1980年以前，美国法律规定，凡是接受过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其成果都归美国政府所有。这样，发明者与其发明无关，承担科研项目的大学或科学家并不能独占其发明专利的使用许可，而对于想取用科研成果的资本家而言，申报的程序和后续的汇报过程都非常繁琐。这导致了专利的申请数量减少，而大部分得到批准的专利则无人问津，专利制度的价值由于“公地化”而大大地稀释了。

　　到1978年为止，联邦政府持有超过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4%的尖端专利技术被成功商业化地运用到各个产业中去。

　　在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小企业或非牟利机构在履行政府规定的若干义务的条件下，选择保留其发明创造的使用权，并获取专利商业化后的收益。

　　这种对专利的确权使用，立即形成了一股生生不息的把知识产权推向商业应用的自发动力。在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中，有些大学的教授能从科研项目中拿到上亿美元的分红。既然如此，政府其他鼓励创新的口号和奖金就都是多余的了。

　　第二是资本的力量。具体而言，就是资本对发明创造的引导、识别和转化等三重作用。首先，科研选题不是盲目的。例如，《科学》杂志的投稿和发表的数量，就与投稿人所在机构授予的奖励密切相关，而有些国家对科研人员发表的奖励可能高达其年薪的20%-30%。

　　这种金钱的鼓励，加上学术声誉的攀比和分配，都显而易见地牵引了教授、博士后、博士以及本科生等人力资源的分配。

　　在美国，科研经费的额度可以达到大学教员工资水平4-5倍。许多科学家也同时受雇于产业界，从那里获取额外的收入。而科学家与产业界的关系也是双向的。科学家也从产业中获得灵感，实际问题成为他们部分甚至主要的研究内容。

　　其次，在众多发明创造中识别出具有真正商业用途的苗头，并说服越来越多的投资人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完成从科研到商品转化的过程，必定需要投资家和企业家所作出的贡献。

　　与人们的直觉相反，并非所有疾病都能得到同等的重视，也并非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为人所利用。要把抽象的技术与具体的产品联系起来，要把激动人心的技术与毫不留情的市场相比照，不仅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而且需要冷酷的商业判断力。这是投资家和企业家所要完成的工作。

　　我们看到，今天“发明创造→专利确权→资本筛选→生产制造→全球营销”的完整链条已经打通，这一链条上的精细分工和无缝对接，形成了“积木式创新”的全球新型格局。

　　在这条链条上，中国站在哪里，应该从哪里突破，是个战略问题。

　　依次看来，引入人才未必等于引入技术，因为人才的发明很可能由其所在的机构持有，我国科研的投入与美国相比也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而发明创造出来后的法律保障和资本识别能力，也仍然处于初级的阶段。

　　然而，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在全球独领风骚，其纵向的品种覆盖面广、深度的垂直整合度高、产业链的完备、集中和灵活、还有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和劳动法规的相对宽松，都为中国在积木式创新中以制造业称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美国发明+中国制造+全球市场”，这是否应该成为未来积木式创新的基本趋势，是亟待学界、政府和企业家共同探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