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仅仅胆大是不行的
如果从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各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出现了贫富差距，有了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除了表面上的这些区别，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观察社会上最出名、最成功的那些人在做什么：如果他们是在做企业，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就快，就比较发达；如果这些人聚集在政府或军事部门，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慢，就不发达。
简单说，国家的经济成长发展，就要靠市场，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推动力量、组织者，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家的成长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成长、经济发展的过程。由此来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从政府——当然最初是从农村中聚集了一批人做企业后——下海做企业，到现在，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硕士开始选择创业或经营企业。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时代的进步，人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和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到现在比较成熟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看1980年代的那代企业家，他们文化程度比较低，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人，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他们有冒险精神，所以在当时整个市场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只要大胆做，就可能赚钱。到了1990年代，这个情况就有所转变，直到现在，仅仅胆大是不行的，现在需要有更宽的视野、对未来的把握、对客户需求的理解，这些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企业家，学习非常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很强，但是，它们之中又分成好多层次，我们有一些特别杰出的企业家，他可以适应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他们不仅善于在中国制造，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很成功的典型，像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而大量的企业都是在国内做得很好，但缺少这种国际参与的实力。他们的未来，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企业家最大的痛苦是政企关系
怎么处理跟政府的关系，其实是企业家一个最大的痛苦。包括现在都是这样，但所幸的是，我们越来越往市场方向走，越往早期看，个人的成功越依赖于他和政府的关系。
但随着时间发展，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现在，和政府搞好关系未必就一定能成功，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所以，企业必须将精力转向怎么做好产品，怎么使客户满意上。如果仅仅是政府满意，客户不满意，企业是无法活下去的。
中国对于企业家阶层，特别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是持否定态度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要创造企业家阶层，创造企业家阶层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社会，为了这个民族。因为企业家不是发挥简单的调配作用，而是要帮助建立市场的秩序。当我们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怀疑它，当我们放一个贷款的时候我们对它充满了信心，这是我们企业家要做的事情。
在过去的250年里面，经济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如果没有企业家在市场秩序的努力，没有使这个社会达到比较高的信任，就不会有分工、就不会有交换，也就不会有技术进步。所以，现在，我们考虑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层面的事情。
我们怎么让更多优秀的人去做企业，对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一定是成功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价值。至于舆论的评价，一定是有褒有贬，尤其是在中国目前政府和企业间关系还比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当然应该讲在一个相对成熟健康和民主的社会，人们相对会比较擅长欣赏别人，会更多地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积极地评价一个人的贡献，而不会去以某一个人的行为上升到对整个的阶层评判。确实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另外一种风气，大家似乎很喜欢去妒嫉别人、诋毁别人。
中国企业家最脆弱的地方
企业家群体是否一定要具备很深刻的思想，或有很强的思想力？这要看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只是开一个饭馆，可能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他能够服务好客人，让客人满意就行。但如果要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做一个在全球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的话，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
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管理智慧与现代西方的管理科学、管理实践的成就，很好地融会贯通起来的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还相当短。对他们来说，要在二三十年的短期时间里，适应这么多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过去，很多中国企业的经历都与环境息息相关。企业的领导者，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消费口味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但现在，时代对他们在大胆经营、体制创新和把握市场、技术走向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正因为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企业家们坐在一块，讨论的问题总关乎技术、行业的变化，关乎具体事情的运营与操作；而中国的企业家坐在一块，讨论的大多是政策问题，抱怨很多。
这里并不是说哪个对哪个不对，而只是为了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环境和人的互动过程。企业要生存，就得适应环境，但是要发展，就必须超越自身所处的环境，看得更远。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企业家绝对不能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要努力改变环境。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做房地产，万科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成功？它一开始就没有从政府处获得低价土地的优势，这迫使它必须将重点放在提高客户满意度上：我拿的地价比别人高，只有我的房价也比别人高才能赚钱。那么，怎么使房价比别人高，而且还要让买的人认为物有所值？所以它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设计上，使买房人满意。相反有一些能够很廉价地拿到土地的人，从来都不太注意怎么去使客户满意，在短期内他可能会大赚一笔，但最后还是会在竞争中消亡。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摧毁它们的反而是自身的优越条件。因为长期生活在温室的人，对突然变化的环境，总是难以在短期内很快适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中国企业家身上最为脆弱的地方。
而要成为最有思想力的企业家，这种脆弱性是他首先要看到并克服的。
在中国创新为什么这么难？
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创新。
张维迎教授在泰勒·考恩中国行第三场活动“中国靠什么保持高速增长”上发言，本文根据发言整理。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从500年前哥伦布去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带来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将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地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也就是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原因是泰勒·考恩提到的，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不需要再去磨了。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过去的依靠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里更重要的是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才真的会有新的想法。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 ，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创新的速度越快。中国人口占世界大约20%，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有20%吗？我们历史上有过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来看，中国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最后，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说的话来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我们自己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从我们种的树上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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