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殿堂里进行具有街头水平的表演，成为近来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最近的标志性事件，是6月下旬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这给全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治理能力课”。从机构到股民,并没有在这个大牛市中，增强对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价值发现功能和增值功能的认识。相反，正如《新京报》的报道所言：“炒股的人在相互激荡的乐观情绪中，想象并实践可能的暴利从天而降，并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股神’”。不仅仅是普通的股民，一些所谓的专家也竞相在媒体上捧出他们“惊世骇俗”的理论。他们搬出了几百年来全球股市的各种走势、各种理论、各种猜测与各种符咒，仿佛一切都闪耀着财神之光。稍微理性一点的分析和务实的警告，则会迅速被淹没在各种“街头哲学”之中。不切实际的利好消息、碎片化的救市政策、玻璃式的股民信心也在这种意识的裹挟下一泻千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自称是神、也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是神的凡胎，他们的念念有词不过是用经济学的词汇来重复赌徒的观念，反映的不过是小市侩的综合心理。历史上评价袁绍的断语“图大业则惜本，见小利而忘命”，真是这个人群的生动写照。

　　无独有偶，在另一个殿堂里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6月28日：百年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互相指责，称对方进行欺骗、花钱买考生等不正当行为。此后，北大和清华先后表态，北大方面表示坚决反对个别招生人员招生中不文明行为，清华则称，已重申招生相关纪律，要求有关人员删除微博。实际上是承认了这种行为的存在。

　　教育是最神圣的殿堂之一。教育的本义是将顽石化为美玉，美玉琢成神器，这才证明教育起了作用。如果进门时是好学生，出门时是好学生，并不能证明教育起了作用。何况很多优秀毕业生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神龙化鲤，反不如初”。若是北大、清华这样殿堂级的学校，都不免此俗行，那么其他学校可想而知了。溯其本源，以此种思维办教育，则北大清华连出生都是问题----他们创办之初哪有抢生源的资格。名校的“殿堂地位”是励精图治 “干”出来的，不是以“街头方式”掐尖抢夺“堆”出来的。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英雄，更需要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民众。而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从来就不是以“热闹”作为其根本标志的。任何事业的升华---共同富裕、普及教育、民主法治、文化繁荣，绝不是简单地把民众从街头拉入殿堂，或者是在自封的殿堂里搞街头把戏。相反，正如艺术的进步一样，是要把自身的能力和普通民众的参与水平，提高到殿堂级的水准。很可惜，近些年来，我们在很多方面，走出了完全相反的路子。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青年人正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样一种“街头哲学”。

　　这种“街头哲学”在文化领域的腐蚀性最强。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笑话，早已经被世人戳穿了，而类似的事情每天都还在上演。青年人津津乐道的宫廷剧里，小市侩们戴上了格格、娘娘的光环，干着与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礼乐之邦毫不相干的勾当；充斥电视屏幕的抗日剧里，带头大哥、江湖义气式团队取代了充满信仰、纪律严明的共产党组织；形形色色的都市剧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高级白领，几乎都是生活在泡妞、商战、抢夺遗产这样一些毫无创造性劳动的庸俗场景里。有位所谓才女导演的2015年情人节新片，备受吐槽的是其中主人公的相爱，竟然毫没由来，甚至连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积累都不复存在，更不要说爱情升华了。看了这些东西，我不得不相信，大城市中80后的年轻人的离婚率高达40%了。

　　这种“街头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欺骗性最大。除了股市，投资者的烦恼也是层出不穷。最近俞敏洪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很多创业者走偏了！”他甚至说：“最近碰到的是越来越不靠谱的创业者了，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懂的人还在创业。比如说异想天开的人特别的多，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就要创业的这种人也很多，或者拿着商业计划书缠着你就想骗钱的人也一堆，这种人真的很多。我们这些人又不是眼睛瞎的，哪能随便给你钱啊，所以一百份商业计划书99份基本都被拒掉”。“现在的创业者，有一点点想法，就可以要几个亿的估值给你看。”在俞敏洪这样真正的创业者看来，一夜暴富、瞎蒙胡撞的想法，是根本进不了殿堂的。但是，这确实是现在很多人真正信奉的哲学。不仅仅是他们，这种“街头哲学”在不少企业家、政府官员那里也很有市场。过去听说硅谷模式，这也建硅谷，那也建硅谷！现在听说淘宝是互联网+的典范，这也淘宝县，那也淘宝村。后来又听说创业咖啡很火，这里也咖啡、那里也咖啡。这种做法与农民盲目种水果，过剩之后就往政府门前倾倒，又有什么区别呢？过剩产能固然是一种经济上的表现，但从本源上看上，是在这种“街头哲学”的指导下开展的。

　　这种“街头哲学”在政治领域的杀伤力最高。用街头意识来解释政治活动，是一种最主要的表现。比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旗帜鲜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但是，除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之外，却有那么一些学者和官员，竟然将其解构成“权力斗争”，还煞有介事地分出了这派、那派。海外出版的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内幕”书籍，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微信圈、朋友圈也经常转发一些所谓谁攀上谁、谁得罪了谁，等等。把严肃的政治活动看成权力游戏、为官之道，已经构成一种相当普遍的思维系统。尤其在基层，不少年轻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后表示“大失所望”，并不完全是因为工资待遇----正是这种 “街头哲学”式的政治意识，才真正对他们的理想构成杀伤力。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竟然出现“层级越低执行力越强”的怪象，“超过法律”的落实手法层出不穷。甚至一些工业园区为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先租地后征地”、“先建后补办证”等明显有违法律的规定操作模式在实际中大为推广。有的地方基层民主选举演变成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把持，导致不少地方不得不在村委会之外，又派出一套工作班子驻村工作。这不仅消耗了大量政治资源，同时令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始终在一个低水平徘徊。

　　“街头哲学”说到家就是一种“利益哲学”。具有这种意识的人并不愿意把功夫下在深入研究客观世界和用创造性的实践提升自我方面，恰恰相反，他们却庸俗地认为“有益”、“无益”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世界应当按照他们的想象或利益运转。一旦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与他们的想象或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就开始诅咒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即顺应不了潮流，也改变不了世界，因此，绝不是改革者应当具备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