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卫视《我是先生》开播了，这是国内首档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综艺节目，邀请了国内的一些名师，为观众开课，主推的理念的是：“有先生，中国强”。在娱乐大潮汹涌的今天，有这样一档节目实属不易。看了第一期节目，形式新颖，既有马未都等组成的“好学团”，也有一些传统文化功底不错的老师以展示才艺的方式亮相节目，寓教于乐，节目气氛轻松快乐。

　　这一点是与儒家所强调的教育精神是一致的。《论语》开篇强调“悦”“乐”“不愠”四字，可以说就给教育定下了一个快乐的基调。孔子并不是一个刻板、无趣的老学究，而是个深谙快乐精神的先生，所以他会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取瑟而歌”唱卡拉ＯＫ。儒家思想对快乐的肯定，明显多于其他各家学说。孔子对教育有个重要观点：“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孔子看来 “乐之”比“知之”“好之”重要得多，只有快乐的求知与谋道，知识和大道与人的生命才变得没有间隔，圆融贯通。他不仅重视快乐教育，还期望学生“举一反三”，为让每个人都学会反躬自省，他小心翼翼地不为后人制定任何死板的规则，极少规定学生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孔子不仅把快乐作为教育的目的，也把它视作一种生活理想。

　　如今谈起儒家教育，总认为它与西方现代教育有很大不同，这是对中国儒家最大的误解。中国当代教育的主要危机，是把教育和知识工具化。教育和知识对人类生活，确有工具价值，但它的本质却是精神性的，源自人类渴望真善美的天性。而工具性不过是知识的一个附属价值，但在如今的教育理念中，却成了一种主导价值。因为对知识本质的认知错误，知识或沦为财富的奴隶，或沦为权力的奴隶，或沦为利益的工具。有了这个前提，生产与传播知识的教育体制，自然会成为人们追求权力和财富的工具。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君子不器”，这里“器”就是指器具、工具，要人们把人文之“学”与工具性知识分开。“学”在孔子的字典中，更多地指修习一种人文精神。孔子并不把“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的目的，他更看重的是学者如何通过学来使生命变得更为丰富。所以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所以他说，学而能不想着俸禄，是不易得的。“学”在上古时代，就有“觉”的意思，和今天“学习”的意思有很大不同。

　　这和当下西方现代教育的很多理念是一致的。如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就对传统大学体制的工具化，有过非常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传统大学体制已成为社会一切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场所，只不过它借用了文化和知识这个符号系统。人们大多认为大学是知识的中立者，学者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但事实上，大学异化后的功能，往往只是为了实现权力体系的合法传承。它通过一种貌似公平的竞争方式，掩盖了对权力关系的传递。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统治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子女，比一般民众子弟，进入名牌大学及出国升造的条件和机率都要大得多。当一个社会奉行“学历至上”时，就是给人贴上“优”“劣”的标签，使那些名牌大学出身的特权子弟，在社会权力分配中能轻易获得理想的地位和职业，以方便他们继续待在社会上层。那些学历不够的人，自然沦落社会下层。与血统论对权力的必然传递不同，现代大学机制采用的是一种大机率传递，来实现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

　　在布尔迪厄看来，传统大学体制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不平等权力的工具。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是为了获得培养个体自主能力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而是期望拥有一张进入社会上层的的通行证。于是，严酷的考试和知识灌输机制，在忽略了年轻人人格教育的同时，将轻视个体自尊、强化社会等级的观念彰显了出来。那些高学历者，往往成了有专业知识而无人文情怀、只关心个人利益而无公共精神的群体，他们多是权力和名利信徒，成为稳定特权阶层的主导力量。原本为了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与文化系统，也被异化成了维护权力垄断和社会等级的工具。这种教育理念只会把人教育成工具，一方面它只重视技术教育，将知识视为工具，用知识灌输取代对知识的发现与创新；另一方面，它忽视人格教育，强化的是对权威和权力的服从和接受，将绝大多数学生培养成了对权力驯服的工具。这也是当代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将人矮化成工具的教育理念，不仅形成对人格的异化，让工具凌驾于精神之上，更使得崇尚个体尊严和理性质疑的现代社会精神，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对这些问题，儒家早有反思，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思。“为己”的意思，不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说为了自己的人格，也就是学问的目的是指向自我的。完善自我，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学问的最终目的。“为人”的意思，则将学问的目的指向了外在或他人的认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而进行的学问。在孔子话语中，“古”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而“今”则为现实。从这句话看出，从那个年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学问，一种是为了社会性需求，即为了作官、谋生的求学；另一种则为了使自己人格得以成长的求学。我们今天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只是完成了第一种功能，即求学的社会性功能。

　　孔子并不反对“为人”之学，但他无疑更看重“为已”之学。二千多年来，“为己”之学一直被看作儒家的核心，儒家被称为“身心之学”“性命之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说的。在孔子看来，如果只做“为人”之学是缺乏根基的，容易使人生成为一座空中楼阁，这时学问反而成为了生命的一种负担。而只有以“为己”为一切学问的根基，一个人才真正能够找寻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当在人役于物、工具超越于价值之上教育大环境中，重提“为已”之学也变得有了特殊的意义，它至少让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当代教育精神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在儒家的知识系统中，使自己获得一种完善的人格，不仅是首要问题，也是一个终极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学问的目的，都要指向这个目标。“为人”之学只有指向了这个目标后，才能有自己的创造或发现。儒家对自我人格的看重，体现了这种思想体系的宗教属性，它对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远远超过了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关心。当然，儒家的“己”，并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个体，更多地是指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中心点。这种个人观是由个人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角色构成的，始终与社会和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己人格的实现，也需联系到他人人格发展。这就是孔子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意思。

　　《大学》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的就是个人的人格如何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儒家对学问和人格的发展，可以说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传扬出来。这里，中学、大学等教育机构有责任，各类媒体和文化机构同样有责任。

　　有先生，中国强！这里的先生，除了要是个快乐的先生，还需像孔子那样，成为一个强调人道主义的先生。孔子崇尚的不是神道，不是君道，而是完全的人道。他说的“仁”是人心的境界，两人为仁，仁者爱人。只有在充满仁爱的礼乐之世，才会君臣有义、父子有恩、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所以他教的是如何修身、如何为人。他把教育分为四科，德行为首，主张的是“尽性成德”，尽性就是追求自由，成德就是发展自身的人格。从孔子开始，课堂便成了中国人心灵的教堂，他使教教育拥有了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在这座教堂里，信的不是上帝圣灵，而是谁都能做尧舜，人人可成佛陀。儒家不仅塑造了传统国人的价值观，也成为每个人终身的必修课。

　　有先生，中国强！这里的先生，还要像孔子一样是个懂得宽容哲学的先生。孔子期望每个人都学会反躬自省，他小心翼翼地不为后人制定任何死板的规则。他说的“道”，就是个人自己的主张，所以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他说，“朝闻道夕可死也”。他希望人们把求道、谋道、为道、行道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中心。他也梦想着他的教育，能给个人和国家都带来一种大道，它包括了所有的德行、真诚、正义、慈爱和喜好。

　　有先生，中国强！这里的先生，还需像孔子一样，是个追求平等的先生。孔子来自平民，也把教育带给了平民。在他眼中，贫贱者与富贵者永远平等。他教学的方式不是强制，而是说服。他不在意对错误的惩罚，而强调对正确的奖励。他不尚空言，要求知行合一。他随时随地可以施教，没有后代老师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孔子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子们成为“君子”。“君子”不仅指一个饱学之士，还肩负着一种使命：宁可牺牲自我，也要冲击强权，以民众的名义和利益掌管国家。

　　有先生，中国强！ 这里的先生，还需像孔子一样，是个对中国社会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先生。孔子期望政治统领社会，学术统领政治；他期望学术源于公众，不受政府钳制。孔子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真正的好政府。所以子贡问政时，孔子回答： “如果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就不能成立。”他还告诫后人：“国家有道，贫穷与卑贱是一种羞耻；但国家无道，富有与做官都是令人耻辱的事情。”他强调不以出身，要以德行和才能选择从政者；他认为统治者不应为自己敛财和攫权，而要设法给民众带来福利与幸福。在他的思想引导下，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内，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从中国的大地上消亡了。

　　只有让这样的先生，成为中国教育与文化的血脉，教育才能为每个中国人构筑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