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忧虑，缺乏信仰的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智商大学生，“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

　　最近，一篇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春藤的绵羊》的文章，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转发。这文章说起来只是一篇“读后感”，讲的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他们的商业味很浓，而且多是面向权贵阶层、一点也不平民。最关键的是，这些美国的顶尖大学跟中国的名牌大学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很“功利”，前者培养的学生被戏称为“优秀的绵羊”，后者培养的学生被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两个概念当然都不是绝对的。虽然中国的大学重视分数，美国的大学重视“社会经验”，但这些都只是个人获得成功的筹码和手段，并非人们真正的信仰和追求。

　　这文章之所以获得那么多人的关注，我猜可能是它巧妙地拿“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优秀的绵羊”做了一个对比。还有一点更为关键的是，文章触及到了一直困扰人们的信仰问题，跟大师王林给人们带来的困惑一样。大学、尤其是最顶尖的大学，人们对它们的期望，历来就不仅限于“就业培训”，而是事关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信仰追求。如果说这些最顶级的大学生都只关心个人的眼前利益，那就跟那些输出宗教信仰的团体或个人只关心世俗的“生意”一样，会让人恐惧和慌张。可不幸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及我们一直以来作为标杆的美国顶尖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恰好就是这样让我们恐惧和不安的。

　　很多年前，在大学里念书，念到宗教信仰有关的内容，总是感觉很痛苦。除了自己不是特别感兴趣而外，我还觉得这事太复杂了，而且掌握了也不知道向谁炫耀。不过这么多年过去，有一个关于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的论述，我却是记得的，相信很多人即使没读过这方面的著作也知道，即宗教信仰总是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凡俗的和神圣的。这种区分本身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宗教信仰，那他就与凡俗世界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他要么拒斥凡俗世界，要么想与凡俗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又或者干脆贬低凡俗的生活，追求另外一番理想的生活。如果一旦这种“紧张”的关系消失了，彻底融入了这个凡俗世界，那所谓宗教信仰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上面所说的是宗教信仰，生活中其他形式的信仰，基本的特征也是如此。人们为什么会有信仰呢？或者说为什么需要信仰呢？无非就是对于当下的世界感到“不满”，想要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又或者需要找个地方躲起来，让自己的“不满”得到改变或者安抚。我们说某个社会缺乏信仰，其实指的就是在这个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安于现状，不想为改变这个世界做任何的努力，他们要么埋头于个人的利益，要么就像加缪的《局外人》里说的默尔索一样，对外界的一切都保持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

　　在当下的中国，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是最好的，所以也有点“不满”，但大部分人没有改变或躲避这个世界的冲动。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值得去追求，也没有一个清静之地能为我们的心灵提供栖息之所。故乡在沦落、大学在败坏、商场的试衣间里有人在自拍，甚至曾经安静的寺庙也变得喧嚣躁动。最终剩下的，就只能是对这个世界玩世不恭的“适应”，一切的世故圆滑、蝇营狗苟，都只为曲迎奉承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我们会说一声“好累”，幻想一下“世界好大，想去看看”，苦涩地自嘲一番。我们还会把奋斗、努力、成功挂在嘴边，但只是不想被这残酷的世界碾压成粉末，也是害怕在一片蛮荒、狂欢的氛围里守住一份孤单太难太可笑。

　　有人追问，这样一种状态有错吗？在我看来，作为一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所以“精致”，就在于他对这个问题的漠视和不屑。他能巧妙躲避他人的指责，充分地利用现有的一切规则和手段，追求谁也无法置喙的个人利益，让一切的“错”看起来都理所当然。如果再加点成功学和心灵鸡汤的佐料，再诉说一遍这个世界几多无奈，它甚至还能生出一种美感来，让人热泪盈眶。通过个人的努力考上了清华和北大，赢得了一切该拿的奖学金和荣誉，然后还拿到金融或咨询等高薪职业的就业机会，这会有什么错呢？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的典范。

　　钱理群教授当时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时，就不是为了指责任何个人。说到底，它不是为了区分对与错，毋宁说它是在表达某种忧虑和遗憾，是对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最顶级的高等教育的精英分子的忧虑和遗憾。遗憾他们局限于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缺乏超越个人的价值担当、缺乏对个人利益之外的世界的好奇和想象力。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言，最担忧的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而是“我能成功吗”。成为生活中的“卢瑟”，是他们最为恐惧的事情。而“抱怨”、“生气”，以及与现实世界产生的一切“紧张”关系，都被他们视为“卢瑟”的表现，尽管他们一定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尽管他们一定懂得“生气”并非毫无意义。

　　当下的大学相对于过去的大学而言，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开放的程度，都要优于过去，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在信仰这一块，依然存在着致命的缺憾。“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要表达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忧虑，缺乏信仰的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智商大学生，“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整个社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像韦伯曾经形容的那样：“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唤醒”隐藏在心底的良知

石述思

　　赋予“富足”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内涵，比维持GDP增速要急迫关键。

　　前不久的北京街头，一批老外装扮成衣着暴露的“斯巴达勇士”粉墨登场，惊动警察，两个老外因不听劝阻被按倒在天桥上，“勇士”的威风荡然无存。

　　在残酷的商业竞争年代，总有“聪明人”为了赢得顾客的关注，去粗鄙营销。如果把获得利益作为唯一衡量指标，这些事件的主角都挺具备当下流行的互联网思维——紧紧抓住消费者眼球，用事件营销的方式推向极致，并在社交网络上迅速扩散，借助媒体的推波助澜，成为公共话题，极大地降低了宣传营销成本。

　　我们时代的重大进步就是多元和包容，承认人性的弱点，不再拿单一的标准和偶像去提升所有人的情操和灵魂。凡夫俗子们借助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搭设的自由舞台，终于有了充分释放天性、展示自我的可能，五千年来第一次如此充分和猛烈。

　　然而，这场本应推动思想解放的浪潮，似乎也为粗鄙的盛行制造了温床。在经济发展与人文素养严重脱节的情况下，颜值和小鲜肉当道、黄段子和不雅视频频现，娱乐至死挽着利益至上的手，炫富拼爹屡见不鲜，为一个日渐富足的时代打下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艳俗烙印。富而不贵、富而不雅，宛如精神的雾霾，造就着质量低下的暴发户。

　　比起这些为了利益粉墨登场的表演者，周围闪烁的猎奇和欣赏的目光同样令人不安。一些精神贫瘠的围观者，除了在网上无下限地骂娘、吐槽、抱怨，就是对这些刺激欲望的精神鸦片甘之如饴、欲罢不能。

　　须知，没有法治约束和道德底线的市场绝不提供自由。自由首先意味着自律，以不伤害第三方利益为准绳，遵循法治，在公共场合坚守良知的底线。

　　一些被利益绑架的媒体也成为推广粗鄙的急先锋，而忘却了身上肩负的道义和责任。斯巴达勇士真正令人敬佩的是面对强敌不屈不挠的血性，是反抗的勇气，是人性的不屈，而不是一些卖弄男色的搔首弄姿——不管周围有多少无聊的看客，都不过是粗鄙演出中的一片浪花。

　　这是精英们最深刻的悲剧。在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士”的阶层，他们肩负塑造和引领时代价值的重任，面对封建皇权的打压，他们从不退缩，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操守，从而为中华文明留下令世界尊重的精神光芒。联想到大师王林，过去身边簇拥的各类高官、明星甚至知识精英，他们如此虔诚地对其膜拜，甚至为其站台和辩护，更加令人费解：一群名利兼备的时代红人，缘何竟也如此信仰缺失、价值混乱、庸俗不堪？

　　当下，重建时代价值、赋予“富足”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内涵，比维持GDP增速要急迫关键。而对于每个走向富足的国人来说，应当直面如下问题：腹中有了面包，该怎样让心中的玫瑰盛开?

　　“气功大师”王林涉买凶杀人案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话题。一个昔日穿梭于政治人物（不乏高层）、富商、大牌明星、著名学者中间，并为这些人所崇拜的“大师”，今日则成了另外一个群体嘲笑、谴责和怒骂的对象。同样，在后一个群体里面也不乏政治人物、富商、大牌明星和著名学者。

　　类似王林那样的“气功大师”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倒一个，又出来一个，他们的故事都非常类似，结局也大同小异。在大多情况下，都是官（权力）、商（金钱）、色（性）、学（知识）和巫（术）五位一体得到有效的结合。如果不具备背后强劲的权、钱、色和学的推动，很难想象“巫术”会如此有效流传开来，并被人们推崇备至。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金钱、明星，甚至知识这些群体需要“巫术”呢？

　　从深层次看，这种现象既不新鲜，更不足为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很多时期就流行过“巫术”。今天“巫术”又流行起来，只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化堕落的其中一个表象。文化堕落当然有很多形式，但最显著的莫过于文化的“巫术化”。如果“气功大师”流行于达官贵人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流行于基层民间的无数莫名其妙的“巫术”“迷信”，甚至“邪教”更是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信徒，为芸芸众生提供着心理需要。

　　当然，当代文化的堕落远远不止于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巫术”活动，它表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社会行为乱象，难计其数：官员和有钱人“包二奶”（甚至妻妾成群）、大吃大喝、焚烧非传统性冥纸（电视、手机、飞机、美女模本）祭献给先辈、大众炒股、公知骂人等等，不同现象或多或少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堕落。

　　机场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的窗口，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浓缩版。如果看看机场的一些书店，就知道今日中国的文化之殇。大部分机场书店都堆满了心灵鸡汤、八卦风水、赚钱之道、人际关系、性知识、公知的作品，一些角落里或许还有一些半色半黄的杂志。而电视屏幕则是那些宣讲者的声嘶力竭，犹如布道，仍然是心灵鸡汤、赚钱和八卦。当然，这并不是书店之错，书店只是迎合社会（读者）的需要。其实，不用说是机场书店了，各大城市的大书店的情形何尝不是这样呢？

　　乱象与文化堕落紧密关联

　　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是和这种文化堕落紧密关联。文化堕落了，人们的行为便仅仅停留在本能的阶段，再也提升不上去了。而本能的思考和行为，就为类似于“巫术”那样的东西的流行开来，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环境。

　　放眼去看，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巫术化”。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颇让人意外但细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独特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王林的“气功”就是如此）。

　　文化的“巫术化”是同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历史上看，当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环境感到不理解、不确定、不安甚至恐惧的时候，“巫术文化”就会兴起。

　　文化的“巫术化”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官方所认可的，还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本土版，或西方进口版，都无法对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也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只好去救助于“巫术”。

　　的确，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便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落甚至解体；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取的巨大财富缺失正当性；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着穷人的“仇富”心态；公权力的傲慢使得社会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会没有有效的方法调解矛盾等等。

　　杨绛先生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几乎和其读书的多少划等号。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那些求助于“气功大师”“巫术”和“邪教”等社会群体。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解释不通了，就去找“巫术”。

　　尽管传统上中国是读书的民族，但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已经是世界上出了名。研究发现，即使是本应该读书的大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更不用说是欧洲人了。在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次看到大街上无聊闲逛的人们、麻将馆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妈广场舞，不禁会想，如果在欧洲或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人中的多数该是会在静静地阅读的。

　　不过，没有必要过多地抱怨读书少或者不愿读书的人们，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学生、闲逛者、打麻将者、广场舞者，甚至底层社会那些迷恋于各种“巫术”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巫术化”的对象和受害者。他们的本能思考和行为是文化“巫术化”的产物，而非根源。主要的问题都出在精英。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出在文化创造者或者思想创造者那里。

　　作家只能提供心灵鸡汤

　　人要读书，但必须有书可读，而写书的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群体。中国的这个主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道德要重建、文化要重建，但是他们写出了什么样的书？一句话，“心灵鸡汤”。中国人写心灵鸡汤已经有数千年了。孔孟的时候，还算原创，并且非常切合社会的实践，所以他们成为集大成者。之后就没有原创的东西了，要不是天下书一大抄，要不搞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心灵毒药。

　　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有研究发现，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科普读物，而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便是心灵鸡汤。这个现象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西方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知识，而中国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心灵鸡汤。为什么呢？

　　近代以来中西方所经历的启蒙运动的差异是关键要素。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方早先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具有本质性差别。在西方，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第一次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是神权主导一切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愚昧和黑暗的时代。神学成为解释一切的东西。文艺复兴因此主要是要借助复兴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数学、几何）精神，摆脱神权，把人类的基点从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是用无数相信科学的人们（尤其是科学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第二次启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就到了制度，就是要用理性适用于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次也成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两次启蒙的产物。两次启蒙的共同主题就是理性主义，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应用于对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理性主义贯穿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是自然科学了。

　　不过，启蒙运动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给宗教以更为合适的位置，即人们的信仰领域。宗教不再解释一切，而是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启蒙运动尽管也产生了一些极端主义者，例如无神论，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是肯定宗教地位的，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需要宗教信仰，都应当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启蒙运动，但性质很不相同。中国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启蒙，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启蒙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重点都是政治。五四时期，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面临深刻危机，政治启蒙无可非议。1980年代也一样，也被认为是如果没有政治启蒙，中国人就要被开除“球籍”了。直到今天，仍然有大把人时刻想再兴起类似的政治启蒙。

　　尽管自“五四运动”开始，每次启蒙必提“民主”和“科学”，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甚至被忽视。中国人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科学。但西方实际上是科学在先，民主在后。没有16世纪的文艺复兴，哪会有18世纪之后的民主？人具有了“科学”，学会理性思考问题了，民主才具有质量。中国只有政治启蒙，而没有科学启蒙，在缺乏理性思辨能力的情况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科学，人们对宗教的作用没有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过度政治化的启蒙下，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人们的文化领域，使得当代中国既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多神教），也把自己和其他宗教文明区别开来。

　　但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和其祖先以及其他社会一样，都需要精神领域和宗教空间。没有了科学，也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去“巫”化。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幌子下，各种低劣的“巫术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台，并被各个社会群体所拥簇。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例如各类大教）得到，就会千方百计去地下黑市（例如各类家庭聚会甚至邪教）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