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经济的规模总量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预测，铁定要在今年兑现。业界和学界甚至出现“G2”的说法——作为全球的老大和老二，美国和中国接下来怎样互动？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超出了当今世界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中国在和平崛起后开始了如何能持续和谐发展的战略讨论，同时美国的前瞻人士也在展开热烈讨论，评判美国能否再度发力，维持其超霸地位。美国是否已经进入了衰退的长周期，它能否自我更新的判断，对于中国的战略定势及发展导向至关重要。

　　对一个大国兴衰的战略态势的判断，不能依据、至少不能局限于当期或近年的经济数字，就像评判一个有潜质的年轻人不能以他目前的货币收入、预测地震的几率不能根据近年来有没有发生过震灾为依据，是同样的道理。 笔者多年前读过一本二次世界大战史名著，对其中一则记事影响深刻。希特勒在英军敦科尔克大撤退后，无法以战逼和，而丘吉尔为首的新内阁在美国的援助下，抗战更趋坚定。于是，判断美国有无参战的意志和能力成了纳粹称霸战略最关键的考虑。希特勒对美国这个“金元帝国”原本相当轻视，他以为美国人孜孜唯利，民风浮夸，不足为虑。不过他还是派出考察团队秘密周游美国，来寻求答案。考察后的报告改变了希特勒的预想。报告指出美国人的作战意志绝不可小视，依据之一是大学生的美式足球比赛，斗志盎然，从球员到观众，竞争精神都极为强韧充沛。希特勒接受了这种判断，想尽方法不与美国开战，直至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德国才无法避免应战。

　　从战略层面和长程演进看问题，大国之能兴盛，倚重的是国民精神——追求整体目标的意愿和必要时的牺牲和奉献意志，国民建立和遵从竞赛规则的能力，建设、维护和更新规则的机构组织能力，以及推举领导人并与之互动的能力。过分看重生产活动的短期效应，反而会茫失关键的要素。我们基于这层认识，来追问美国现时处于兴衰的什么阶段，它对中国期待的崛起有何影响？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因应和互动？

2、

　　检讨古罗马帝国如何衰亡，近年来在史学界和美国的政界重又成为热题。罗马大帝国的兴衰经历了大约有千年，若是你有机会到意大利首都罗马去参观，在古斗兽场的城墙上挂着四幅大地图，描绘罗马从一个蕞尔小镇扩张为跨越欧亚非的超级帝国，而后又龟缩成一座城市的历程，仍不免受到震撼。英伦著名历史学家吉朋是研究古罗马衰亡的开山祖，他出版四卷本《罗马衰亡史》（六卷，出版于1776-1787）和英国丢失殖民地美国的时期重合，恐怕未必是巧合。美国和英国一样，认古罗马为它们文化特别是法制精神的先祖。不过美国从来不曾是帝国（以大规模海外驻军并拥有大量海外领地来界定），其国力从来没有依赖某个举足轻重的城市（如法国或日本等国仰赖巴黎或东京那样），至今也还没遭受过什么重挫，何来“狐悲”之情？

　　有识之士以古罗马为史鉴，比照当今美国，并非无的放矢。古罗马的衰亡极有特色：1、死而不僵迁延了足有四百年之久；2、是“咎由自取”。按当时的资源、技术、制度、设施，总之“硬件”的各个方面，包括人员的“硬的部分”（人口规模、营养体魄，连同教育训练、知识技能等），都是竞争势力和挑战者无法较量的。事实上古罗马从没有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被击溃过，它的衰败乃亡于“内”和“耗”：内部人的纷争、倾轧、阴谋、极度靡费、嗜血夺权，耗了四百年，终于把偌大帝国给耗尽了。随之而来的是欧陆千余年的漫长“大黑暗时期”，其间罗马帝国靠民选而非世袭的执政制度被整个世界所遗弃。长久的内耗能断送任何组织，岂罗马帝国为限？其中的道理至为明显；一旦进入内耗的恶性周期，官员、民众、以及两者的促退互动，会像染上毒瘾般地向下螺旋，要遏阻、中断、扭转恶质化的下行趋势非常困难。

　　古罗马在它的鼎盛时期不久急剧衰解，公元一世纪后的几十年之内这一势头就变得猖烈而无可挽回。行为短期化，自上到下无所不用其极地竞逐眼前的私利，把帝国的疆域和安危置于罔顾。罗马人分崩离析成小利益集团，相与倾轧、交叉牵制到了胶着状态。政治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沦丧，成为钻营的政客，为取悦选民而大包大揽地承诺，开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例如，当时自由市民的“罗马假期”，一年在两百天以上，还不断要求执政者提供免费的宴饮和草菅人命的斗兽来狂欢作乐。传统罗马步兵（由自由民担任）的尚武精神尽失。民众不事经营，耕作和劳务尽由奴隶和没有公民权利的外邦人承担；民众也不思卫国，帝国军队多以蛮族的佣兵代之。军头无论是“本族”还是“蛮族”的，都拥兵自重，根本谈不上效忠国家。在边陲作战的军队随时会弃阵地于不顾，杀回罗马搞政变或反政变。公元二世纪起更是国无宁日，几乎没有哪个十年没发生过篡位、弑君、内战、血洗等自作孽的恶行……

　　罗马的衰败，就像是一组慢镜头，一部列车迟缓地却无可挽回地驶向深渊…… 这种可怕的场景对当今的美国有何象征意义？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一则语录再度被引用：“请记住，民主从来不能持久。民主很快就会靡费、榨干、和谋杀它自己。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自蹈灭亡的民主。”如果不清楚这段语录确是美国开国元勋讲过的话，你还真的会误以为是出自墨索里尼之口呢。民主注定要谋杀它自己呢，还是能够继往开来？这可是一个关键问题！

3、

　　对于美国式的民主，人们的质疑常常集中在，过于平等的票选过程是否会导致公权力的涣散？受着非理性情绪驱使的多数是否会随意改变法规，先剥夺少数人的财产权并且最终使整个民众的“天然权利”归于沦丧？或者，民众板块化分裂成为利益集团，为了贯彻集团各自的短期利益诉求而相互“死掐”（gridlock）,致使整个社会无法有效地响应挑战，直至瘫痪甚至崩解？这些疑惧，多多少少都可以远溯到古代罗马帝国沦丧的教训。

　　小的利益集团试图集中运用其资源来影响甚至左右大的公共政策，它们为了贯彻其集团的利益，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效应可以是非常负面的。但是，大型集团为什么甘于受小集团的扭曲、操纵、挟持，无法与后者抗衡？这个“人少心齐，人多心反而不齐”的吊诡悖论被美国的一位政治经济学者比较系统地解答了。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 1932-1998）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揭示的逻辑不妨简述为：人们对其所属集团的认同和争取集团利益的投入同他（她）依存集团的紧密程度和分享集团利益的显著程度成正比。集团大而松散，对于形成有效的集团竞争力反而是不利的。因为成员在集团里的身份认定和利益份额变得淡薄，执着出力者逐渐减少，而搭便车者日益众多。

　　旅美多年的华人都会有这种体验，美式民主的效率并不在决断的迅速，这方面它的效率甚低，往往反复议而不决。要顾及多元利益的程序规制，替利益集团和钻营程序空子开了各种口子。这里且举几个我身边的例子。 洛杉矶的105号联邦高速公路，仅长17英里，修建它居然花了几乎50年，耗费24亿（当年的美元，以现值计肯定超过了50亿美元）。1993年建成以来，它仍旧是全美国最新的一条联邦公路。 在105号路近旁的91号路和710号路在联网到405号和210号高速公路前就被断了头，差了不过3英里左右。原因是当地社区否决高速路的通过，惟恐噪音太大会造成房价的跌落。加州天时、地利、人和堪称完美，它的经济产值若以国论，居全球第八，但近年来亏空累累，濒于破产境地。究其缘由，是入不敷出：开支（主要是政府雇员的薪酬福利不断攀升）节节升高，而税收（美国各级政府都不掌管赢利单位）停滞不前。我的一位教授同事，1970年代以9万元买下住房，1990年中期他转往美国东部教书，但保留其住房，出租至今。他每年付给州政府的地产税仍然不足7百元，比当年高不了多少。而同样的房子，去年房价已经稳在百万美元以上，购置后地产税约在3万元上下。因为相关法律规定，地产税对原有屋主的增幅非常有限。改变当时订立的这类法规在加州要所谓“超级多数”（70%）的赞成，因此几乎没有可能。讲起这等荒唐的优惠，那位同事自己都在摇头。

　　这种“富到破产”的经历，本人也遇到过一回。我家住在著名的橙县，人均收入超过毗邻的洛杉矶县几乎有60%之多，常被列入美国富庶县的三甲之内。1994年县的财务长投资风险曝露过高，亏损可观，按县居民计，每个家庭增税1500美金，才能弥补下来。但是居民决定宁愿要政府破产也不愿增税。要不是被当时的债务法庭驳回，认为债务人（橙县居民）有资源抵债不准随意破产的话，部分的债可能就会被逃废掉了！事实上我们后来并没有交额外税金就过了关。当时我想，哇，诚信原来竟是如此脆弱。

4、

　　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美国人将不得不匡正自己在过去十年闯下的3D的祸（Debt、Deficit、Dollar），即如何解决欠债深重、财政赤字、美元疲软的问题，怎样用另一个D（De-leverage）来降低杠杆率，把风险恢复到可控水平，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价。鉴于美国民众沉湎于透支消费、福利薪酬高居不下、拒绝承担税负，而政府只能靠举债支出，以及受利益集团操控的情况来分析，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失业高居、贸易摩擦、全球化的退步，都不难想见。

　　例如，排在奥巴马施政首推的健保改革方案在国会的通过就艰难重重。今年一月麻省参议员补选时共和党候选人布朗意外胜出，形势丕变，因为他所赢得的那第四十一席具有转折意义，共和党就此赢得所谓的拖延阻挠议事权（filibuster），可以教民主党的提案胎死腹中。跟踪这个案例来观察“拖延阻挠”是怎样在制约公共政策的决定和公共品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美国民主体制面临的困境。“拖延阻挠”战术的基础是美国参议院常设规则第22条, 它规定参议院通过议案需要经过充分论辩，只有在“相当多的多数”（目前为五分之二）认为辩论已经充分后，方能进入表决程序。议案的反对方因此可以运用自己的发言权作旷日持久的辩驳，拖延直到休会还不能发起表决，从而迫使议案流产。这种战术原来是偶尔一用的，从美国建国之初到南北战争的七十多年间，平均十年仅有一次；直到1960年代，参议院对议案的辩论采用此法的，也不过10%而已；而现在的参议院几乎是无时不用，凡有可能就用。美国参议员是每州两名，不管州居民的多寡。例如，加州的一名参议员代表着1900万人，而阿拉斯加州的一名参议员代表的却只有25万人，却有着相等的投票权。极端一点，假如二十个半人口最少的州的参议员联手就可以封杀任何议案，而这些州的居民加总起来只占全美的11%，还不及加利福尼亚一个州！

　　美国的问题，说到底,和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类似，不是被竞争对手超越，也没有强敌压境，而是“民风”的懈怠和利益集团相互牵制造成公共决策的瘫痪。

　　美国这样民选产生的代议政府的素质，固然不太可能高出选民的素质，但也不会输于民众太多。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状况，一如民众的成板块状分裂为势力集团。三十年前卡特总统的名句，“政府只能是它的选民的代表”，象把“双锋剑”，反过来说明民众也只配他们选出来的政府效能。这层意思却常被忽视，媒体等往往动辄指责，政府如何如何的颟顸低效，极少敢于指出其实根子就在民众自身。

　　美国民众享有世界最高的收入水平，人均能耗在人类平均的五倍以上，还孜孜以求物质享受。近年来储蓄率更降到了负值，靠透支消费，借的竟是中国这样发展中国民的辛苦钱。美国基层劳动力竞争力的趋下，从他们对基础教育的态度就能看明白，大学以前的美国学生每年读书时间比中国少了近50天；每个星期在学校学习才32.5小时，比看电视玩电游的时间还少；其中训练读、算、写等核心能力的时间就更短了。美国教育部长自己都承认，美国中小学生学习基础学科的学时甚至可以比亚洲的学生低60%！

　　生产力不足以其高收入，是当前美国一般民众根深蒂固的问题。环球化竞争把产能转移到新兴市场，并在那里建立新制造基地的过程，是美国丧失就业的过程。即使这次经济衰退恢复之后，美国失业率仍会高居。许多优秀企业从危机中乘势解聘低效的冗员，是不会贸然重蹈困境的。如何回复和创造有满意薪酬的就业机会因此成了政府最严重的挑战。

5、

　　问题是，美国人对以往的成功习以为常后，倾向于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上帝赐予的”，只能增进不可缩减，否则罪责就在政府（或别国）。政客为了获取选票，多方敷衍，加剧了官民之间虚与委蛇的“互动”。别说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时代政治家比较坦诚的言论会大失选票，就连里根总统讲过的一些“大白话”也不再能听到了。比如里根常讲的，美国“没有什么穷人，只有不幸的，和懒人”，意即你如果肯努力的话，除非病残，总能自给自足。如今再没哪个政客敢讲同样的实话了。就连肯尼迪曾讲过，至今经常被引用的“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替国家贡献点什么”，显然在“政治上已很不正确了”，奥巴马要是胆敢重复类似的话，就没有连任的可能。事实上美国人普遍寻求的是 “国家能为我做什么”，“我替国家做点什么”免谈。

　　结果民众的依赖心日重，国家机构日趋庞杂，而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里根打出“小政府”的旗号后这个趋势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剧了。评测政府在国民生活中的“权重”，公允的方法是测量政府消耗的资源——财政支出和人力占用——在GDP的比重。以此衡量，里根时代政府实质上有个大扩张。里根悟出一个道理，人们希望不劳而获，通过政府来转移享用其他人——邻人的、子孙的、或外国人——创造的财富，但憎恶自己买单，不愿意付税还债。于是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大肆发债来支持预算（主要是军备）的大幅扩增，赤字财政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两党诉诸的方向尽管不同——民主党主张政府主办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来重新分配所得，而共和党则靠扩张军备和管束人们的行为来建立国际秩序，替美国工商利益特别是军工能源集团开道——都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展。共和党所谓“小政府”或“问题就在政府”的说辞，不过是为了避免当期税收或者为了当期减税而已。两党不同方向上的赤字预算酿出了目前的困境：2010年的财政赤字要占超过GDP的 10.6%（大萧条深重的1933-36年，才不过GDP的5%），平均一个美国人要负担4400美元；累计财政负债达到了GDP的64%，到2015年将扩增到6万亿，很可能还会节节上升；而真实亏空应该是60万亿美元，即GDP的3.5-4.5倍。政府所承诺的大项目开支，如已有的社会保障计划、健保计划、退伍军人计划、基础设施维护等，经费都还远没有着落。例如，仅仅维修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支出今后五年就达2.2万亿美元，是各级政府年预算加总后的两倍。至于公众的总债务，也达到了GDP的63%（2012年将为73%）。

　　民众没有谁愿意增加税负来填补政府的亏空。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增加最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金）的所得税，落实了也只能弥补1-1.5%的财政亏空。美国即使立即停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预算开支也只能降下来不到5%。因此在算术上，增加中产阶级的税负势将不可避免，但在政治上这却完全行不通。虽然美国各级政府的赋税占了全国GDP的28-30% （其中联邦政府为17%），比起欧洲的平均水平低了至少有10%，但哪个政党敢首先提出增税，立马会丢掉执政的权力和机会。美国近来勃兴的“茶党”草根运动，吵嚷非常厉害，使任何有增加中产阶级税收念头的政客官员望而却步。

　　所以要弥合美国政府的巨大亏空和民众的收支鸿沟，最可能的两条路是货币贬值和美元汇率贬值。

（图①）

（图②）

　　从平衡美国国内各种利益和势力集团的角度来看，这两条途径最方便最可行。历史经验和学理认知都说明，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都导致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及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把财富从积累者搬向积欠者，汇率升值则把国际收支盈余方国内的财富从贸易部门搬向非贸易部门。 想到在美国累计的国债里中国政府拥有的竟超过了20%以上，真让人有点尴尬。

6、

　　美国人是否有智慧和勇气来直面挑战？中国人是否有智慧和勇气去主动因应美国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争取双赢？

　　首先一个判断，是我们不能轻言美国已走向衰退。美国人能够警觉到自己的毛病所在，并能认真批评和辨析本身，（如上文中亚当斯总统的那段语录，）说明了它自我纠偏的意识。奥巴马能在关键时刻当选总统，也展示这种潜在的活力依然健在。

　　而且从长程看发展，美国在人口规模上的成长是世界各国里最健康的。在发达经济体里，美国是唯一能保持“总和生育率”超过简单规模再生产所需要的2.1，并且国民的年龄结构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合理的。在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这个关键方面，美国比中国等主要的新兴经济，占有明显的优势。美国的人力更新，还得益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其他国家同样难以望其项背。美国每年约有一百万左右的移民入籍归化，其中有许多尖端人材和有生劳动力，他们的潜能在美国环境里得到开发，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美国的文化也许谈不上精深，但广为流布和接纳，在当今世界独占鳌头。例如，去年全球畅销量排名最前的五十部音像作品，美国就占了三十四部。美国的语言随着它的强势国力成为世界语言，成了气候之后，美语成了世界规范和各类博弈规则的支撑，在信息时代和技术进步互相促进，地位强固，很难再被取代。

　　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特别是市场有序竞争的激励下的多元参与，使得美国的创新能力，从工具和技术到观念和流程等各个方面，都非常活跃富有弹性。创新能力集中体现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从机制到治理，从个性到团队，从独立自主到与市场互动，美国大学都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假如按对文明的原创贡献来排名的话，世界的五十强学府里，美国可以占到三分之二（中国是否能有一所厕身其列都可商榷），其地位之强固是不容低估的。

7、

　　有鉴于此，中美如何互动才能够双赢？下述几点必须纳入中国的战略思考：

• 美国透支消费+中国出口导向及消费内抑导致的互动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其严重制约之一是美国用自己印制的美钞来支付入超欠债的。改变这个模式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民众的消费水平逐年下降至目前占GDP不足40%，转变的可行性相对更大，由俭入奢总是容易些。扩增内需不但在短期内能缓解中国出口的冲动，更重要的，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本质上毕竟是为了丰裕国民的生活；
• 中国参加国际合作及竞争，其要素贡献主要为劳动力，而劳动力的附加价值的发挥必须结合自然资源的充分供应和劳动力素质的持续提升；
• • 广泛开展对劳工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培训，大幅减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限制（如实施更有弹性的户籍制度），并积极调整一胎化等人口控制政策；
• 积极消化积存的美元多方购买外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由自然资源国归还它们的美元债务，从而平衡国际的流动性和发展结构；
• 直接向美国大规模派遣官费大学生、研究生和学者，着重学习美国基础科学和工程学，尤其是组织、流程、法规建设的技术和经验（惯常的进口无法带来这些软技术）。国家全面资助留学生，在专门领域深入学习技能，提升优秀国民的潜质是收益率最高的长期投资，对中国的崛起和持续发展将意义深远。同时，购买美国的教育培训将受美方欢迎，有助于化解美元贬值的风险；
• 从战略互动的高度来认识经济举措，如汇率政策的制定，而非局限于进出口的规模或经济效益的考量；
• 认清中美在长期发展中的互补性，并坚持这种互补关系的理解：双方的发展阶段相距甚远，诉求各异，不应该形成“零和的”博弈局面，尤其要竭力避免导致武力的冲突。美国的军事机器明显领先世界，打赢正规战争或全面冲突当无悬念。由于美国的军工势力集团会谋求甚至创造藉口来迫使纳税人掏钱、政府买单来扩张其盈利，更说明充当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或者美国军事纷争的假想敌，有百弊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