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近两年来的发展走向颇为纠结。特别是今年以来,两国在南海、亚投行及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剧,而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使得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总体而言,当前美国内部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类:加大接触、强力遏制和维持现状。
支持加大接触者认为,因为亚太地区和中美关系的稳定对美国至关重要,所以美国仍应拓展与中国的来往,最终实现双赢。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前国安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贝德(Jeffrey Bader)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史文(Micheal Swaine)。
贝德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在寻找敌人吗?》一文中指出,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自尼克松以降八任美国总统对华政策的延续。尽管中美在南海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争议,但美国仍应继续扩大与中国的交流接触,增加互信,避免转向全面对抗。
史文在今年5/6月号《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指出中美在西太平洋对抗风险上升,有必要实现力量平衡。这需要建立新的危机管控和互信机制,更需要在高层次的战略克制和相互保证,最终消除中美互不信任,增加长期实质性合作的可能性。在史文主持的《亚太地区冲突与合作评估报告》中,也强调美国应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中长期目标,在现有渠道基础上开启与中国的长期战略对话,建立更为“明智、积极主动的接触”。双方在南海问题上都应明确阐述立场,“让对方明白何种行为是无法接受的”。
呼吁强力遏制者认为,中国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持续试探、挑战美国底线,而美国对于中国的温和政策正在使中国得寸进尺。因此,美国应采取有力举措给予强硬回击,这种观点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
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员特利斯(Ashley Tellis)在政策研究报告《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中强调,既然中国已经而且将会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美国就有必要重新评估、制定新的连续性对华政策,以遏制而非帮助中国崛起为目标。报告的主要政策建议包括振兴美国经济、加强军备投入、扩大与亚太地区盟友经贸关系以及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武器和关键军事技术等。
著名保守派学者、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奥斯林(Michael Auslin)撰文指出,目前中美之间沟通管道并没有起到作用,美国应该重新评估对华关系,放弃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形象工程。同时,美国还要采取针锋相对的网络反击行动,警告中国要为其“网络攻击”行为付出代价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小安德鲁•克雷宾涅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 Jr.)则为遏制中国提出了更为战术性的解决方案,他在今年3/4月号《外交事务》上刊载名为《如何威慑中国:岛链防御》的文章,称美国及其盟友可以以第一岛链为依托,沿线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及机动发射装置,遏制中国海军不断上升的向太平洋前出的“冲动”。这样可以避免将大量美军海军力量部署至中国岸基部队打击火力之内,使得美国全球力量配置更为自如。
支持维持现状者并不要求大幅度改变美国现有的对华战略,但更强调联合地区盟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报告《亚洲的联盟防御》中就建议美国通过“重返亚太再平衡”,加强地区联盟防御体系构建,以应对地区不断上升的“各类安全挑战”。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科学家赫金博瑟姆(Eric Heginbotham)和海姆(Jacob Heim)在共同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建议美国应在亚洲采取“主动拒止”战略,以遏制中国在地区的“扩张”态势。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亚太地区盟国的力量,包括盟国的地缘位置以及军事能力等。
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讨论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常态。但此次讨论总体更为热烈,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美国对于中国的戒心有所放大。特别是冷战后中美之间长达20多年的“非敌非友”状态越来越不能让美国战略界感到满意,重新“定义”中国的愿望也更为迫切。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给出新形势下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清晰定义,特别是中国一边说着“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一边搞“亚投行”、“一带一路”,在美国看来无疑是言行不一,抛开美国另搞一套,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甚至敌视心理。
同时,目前中国外交界和学界也并没有对这轮讨论给出明确回应,王缉思号召中美“相互尊重两个秩序”的文章,也没有摆脱“新型大国关系”的既定基调,只是提出中美双方应该“怎么做”,而非全面阐述中美关系“是什么”,对美方而言似乎并没有更多说服力。
今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美国。若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持续,可能会对访问的氛围和成果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不排除奥巴马政府会在2005年佐利克“利益攸关方”谈话十周年之际,再次以公开讲话的方式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做出新的定义,这事实上也符合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说,中美关系将迎来新的“摊牌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