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男人失神地坐在路边，你感到他正在为什么事情发愁。是刚刚丢了工作吗？还是跟女朋友吵架了？或者是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种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的能力被称为同理心（empathy），也叫作共情。我们并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学会了这种能力，但它在社会交往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有时候，仅仅是对方面部的一个微妙表情，我们就能获知他/她的情绪，并取得同感。我们能够出手帮助他人，也需要共情。

　　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人们正在失去共情的能力。2015年7月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中，科学家首次调查了中国年轻一代使用互联网与共情水平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大学生中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越多的人，共情能力越低。德国的年轻人中存在同样的现象。而早前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也发现，美国大学生的共情水平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40%。

　　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证明互联网的使用与共情水平下降存在因果关系，但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的面对面交流对训练共情能力很有必要，但互联网的存在并不是对此起到补充作用，而是削减了面对面的社交时间。

　　我们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社会化：微信上有几百乃至几千个联络人；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站上有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好友；手机上一些对人群更加细分的App上可能也有各自的社交圈。然而，至少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京（Daniel Levitin）看来，这是一种社交的错觉。我们花更多的时间独处，却以为我们处在社交之中。他认为，这让我们更加难以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感受。

　　此外，年轻人共情能力的下降，还可能是因为他们读虚构类书籍读得少了。的确，有研究显示，阅读虚构类书籍的人，其心灵内化（mentalizing）的能力是更强的。这可能暗示了人脑在试图理解虚构人物心理的过程中，心灵内化的能力可以获得锻炼。而心灵内化是共情能够产生的必要过程之一。

同理心从何而来

　　看到别人的手被烫到，我们自己也会缩一下手。看到赛场上的激烈竞争，我们自己也会心跳加速。科学家发现，当我们说“我能够感到你的痛苦”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修辞，而是我们在生理上能够感受到的。

　　在一项著名的神经科学实验中，研究者让情侣成对地参与，其中一人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的仪器里，另一人待在旁边。然后，他们中的一人会受到电击。然而，不管是自己受到电击，还是看到别人遭到电击，大脑中都有相同的区域活跃起来，即背侧前扣带皮层（dACC）中的疼痛网络和前脑岛区域。

　　人们为什么能够几乎是瞬间地、本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做出相同的反应，曾经是一个十分令科学家困惑的问题。而根据现有的理解，人的同理心来自于几个心理过程的共同作用：读心、情感匹配、共情动机。

　　读心的方面，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可能是镜像神经元系统，或是心灵内化系统。镜像神经元是一组意大利科学家在1990年代偶然发现的。最早，他们注意到恒河猴在自己动手拿坚果的时候，和观看另一个灵长类动物拿坚果的时候，大脑中有相同的脑细胞活跃起来。这些脑细胞后来就被称为镜像神经元。

　　镜像神经元被认为是神经科学在1990年代最重要的发现，还有人将它的重要性类比于生物学中发现DNA。它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通常科学家认为大脑中有不同的部分负责感知和行动，然而在镜像神经元这里，感知和行动都是发生在同一批细胞上。镜像神经元系统由此被认为是共情的神经科学基础。

　　后来的更多研究显示，镜像神经元系统不光是在看到他人做动作的时候发挥作用，在其他一些更微妙的情况下也是起作用的。比如，自己闻到难闻的气味，和看到别人做出恶心的表情时，同样一批神经元活跃起来；自己的腿被用鸡毛掸子搔痒，和看到图片中别人的腿被用鸡毛掸子搔痒，神经元的活动也是相同的。这些现象说明镜像神经元系统在帮助我们感知他人的感觉和情绪。

　　另一些与理解他人有关的脑区是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和颞顶结合部（TPJ）。它们和其他一些脑区组成了心灵内化系统。当我们看一部小说或是电视剧，猜测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时，或者琢磨某个领导为什么要说某句话时，我们就是在运用心灵内化的能力。它帮助我们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精神状态。有些时候，只有在理解了别人行为的原因之后，我们才会产生同理心。

　　实际上，心灵内化是人脑的一种“缺省配置”。当你处于休息状态，不特意专注于特定的事情时，你就会开始琢磨其他人，考虑人际关系的问题。科学家发现，让学生去做数学题，哪怕是在一道题答完、下一道题尚未开始的几秒钟时间里，人脑都会切换到心灵内化系统。

　　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出心灵内化的能力。大量的实验证明，小孩在三岁的时候这种能力还比较弱，而到了五岁时，就已经大为进步。

　　在读取别人的内心之外，情感匹配对于共情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别人的痛苦会引发自己的痛苦，这就是情感匹配的一个过程。前述著名的电击实验就是科学家在研究情感匹配的神经科学基础。不过，情感匹配并不一定会成为人们帮助他人的驱动力（即共情动机）。一些时候，它会带来这样的驱动力；而另一些时候，它只会让我们回避或逃避。

　　是什么让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加愿意帮助他人？一种基本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恰当的情感匹配，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将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美国哈佛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和同事发现，大脑的中隔区（septal area）可能在人的共情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共情测试中，中隔区活跃的人也是现实中帮助他人较多的人。

　　中隔区的确切功能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晰，它是科学家们正在尝试理解的一个区域。而利伯曼认为，它在未来十年将成为社会神经科学中的一个热点。

更迟钝，更刻薄

　　数年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和行为科学教授盖瑞·斯莫（Gary Small）表达过一种担心：各种技术设备会干扰年轻人基本共情能力的学习和发育，他们会失去目光接触和察觉微小非语言信息的能力。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的确发现，如果让学生玩一段时间的电脑游戏，他们对笑脸的察觉就会变得迟钝。

　　斯莫当时表达这种担忧，起源于一名电视记者在直播格莱美颁奖礼时突发偏头痛，那段视频被人们缺乏同情心地在网上反复观赏。

　　在最新的针对中国人群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表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在亚洲国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他们的调查中，与德国年轻人相比，中国人的共情水平更低，因负面的社交而感到的困扰更少，并且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依赖性更强。

　　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美国的儿童精神病专家布鲁斯·佩里（Bruce Perry）指出共情正处在危机之中。现在的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了，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时间减少了，而这个时期是共情能力发育的重要阶段。在美国，1981年到2003年间，儿童自由玩耍的时间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一，而在研究人员调查共情能力的时候，刚好是这批人进入大学的时候。

　　斯莫认为，儿童时期在互联网上看到大量的震撼和耸动的图片和视频，会让人脑发生一种“脱敏”的效应，他们由此对恐怖的事情不再敏感；同时，互联网又无法训练基本的共情能力。

　　在人类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人们是面对面交流的，而人脑也是能够将各种非语言的信息（手势、面部表情、语气、语速等）纳入考虑。而一旦到了互联网上，所有这些非语言的线索都被消除掉了。研究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从远古时期留下的本能就开始发挥作用：在不确定对方的意图的时候，我们会把他当成威胁。另一方面，研究者还发现，人们在物理上的距离越近，他们就越不会很尖刻。这些原因让一些人相信，互联网让人变得更加刻薄。

（作者：黄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