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大学生还没有跨进创业的门槛就盲目创业。
最让大学生趋势若骛之事似乎早已不是就业,而是创业。近年来,学生们的偶像从黄二教主变成了更具逼格的乔帮主,谈论最多的话题也从GPA变成了IPO,在国内的许多高校,大学生创业营的人气超过了大部分社团组织,大学生创业的趋势汹涌似乎已是狂澜不可阻挡。然而,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所有关于大学生掀起火热创业潮的新闻报道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一现象背后的大环境:“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大学生创业者数量因此随之增加。”这释放出了一个可悲的信号。
众所周知,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在上涨,据教育部的统计,2015年大学毕业人数高达749万人。对于每年七百万以上的职场新人,市场显然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来消化他们,相反,不少公司在近年都进行了大规模裁员,精简企业结构,控制人力成本——这无疑会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当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共同出现的时候,按照经典的经济学定义,即是经济滞涨的出现,换言之,是经济萧条的开始。萧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铁一般的现实,不论现实给你打了多少鸡血。在经济不景气,市场供给与需求下降的艰难时刻,我们谈论大学生的创业,话语间似乎有种“逼上梁山”的悲剧色彩。
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创业,这样的创业具有含金量吗?正如我们询问大学生考研动机时常常提的问题,如果考研仅仅是为逃避就业压力和暂时待业的可能,那么这样的考研读研,意义何在?同理,当创业已经沦落到成为就业率偏低的一个逃避的出口时,这不仅是作为创业者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者仅占少数,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创业的人数,也只占大学生的一小部分。看看那些被无良媒体宣传得无比成功的大学生创业案例吧:卖牛肉面的、卖米粉的、开餐馆的、开淘宝店的、做微商卖面膜的……当“创业”一词被人们过度消费时,往往会出现这种混淆的情况:我们很难分清“创业”和普通的“做生意”有何区别。
今天的大学生和众多创业者,让我想到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流行的词“下海”,以及“个体户”。这些今天卖个牛肉面,明天送个盒饭的“创业青年才俊”不俨然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主动脱离体制,纵身跃入到市场经济洪流中的个体散户吗?其实,用“个体户”和“下海”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已经非常贴切了,如果非要故意将其称为创业,我认为这很矫情、很虚伪。
今天的众多创业者,尤其是大学生创业者,无非就是被打了鸡血的个体户,所谓创业,也不过是打了理想鸡血的下海。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却假装不知道,更假装的一点是,我们明明能从“创业”二字推知其内涵,却也选择避而不谈。顾名思义,创业的首要前提即是要有所“创造”或者叫“创新”,并且,创业团队要具有把这种创造性的进行商业化开发的能力。此之谓创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生,根本没有达到能够创业的门槛,甚至可以说,没有达到一般工作岗位的职业门槛。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教育和日常训练。按照我们刚才对于创业的重新定义,一个合格的创业者首先要懂得现代商业精神和法则,其次要具有真正的原创思维,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但我想说的是,以上三种创业者需要具备的主要能力,目前中国的大学生从来没有被按照这个方向培养过。自小学以来的九年义务教育加三年高中教育,学生在应试做题方面的能力如工厂铸件一般被反复锤炼,但除此之外,校方几乎不会去培养学生其他任何方面对他将来进入职场有所帮助的能力——例如创新和团队协作。
想想那些可怜的孩子,每天繁重的作业、练习、考试,每一个字都得遵循标准答案,试问有时间去创新吗?同学之间充满了严重的竞争压力,考试排名、重点名校,无一不是争得你死我活,有半点机会去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吗?至于现代社会的商业准则和商业精神,我在国内所有层面的教育授课内容中找不到一点它们的影子。如果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能成功创业,那人人都能成为乔布斯了。
我听到过很多人的反驳:你说的问题是因为高考的指挥棒作祟。等上了大学后,气氛宽松,学生们自然会培养出创新、团队协作、以及商业能力的。这种论调就像中国的家长对于自己儿子那种不切实际的爱情期望一样,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父母严格禁止自己孩子所谓“早恋”,严防死守,整得跟一小清教徒一样,而一上大学,立马期望儿子收获爱情,娶一漂亮媳妇回家。我想问,这现实吗?爱情真的不是买卖,这玩意需要多年的积累经验和熏陶,才能慢慢悟出门道,如果不早种下种子,你就只好等待晚一些开花结果。创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人生十八岁以前接受能力最强的年龄段,我们完全忽视创新与协作的训练熏陶,而妄想人格基本定型以后的大学生突然自学成才、具有创业能力,这种见解非常愚蠢。
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尓说过,创业的根本能力不在于IQ,而在于是否具有“战略思维”。显然这玩意儿和谈恋爱的能力一样,需要长时间积累经验。
还有人接着反驳说,瞧瞧最具创业精神的美国,从众所周知的盖茨、乔帮主,到扎克伯格,创业家们投身创业的时间不都是在大学阶段吗?这些成功人士还不能足以说明大学阶段会让一个人迅速具有商业思维,迅速变得成熟,并且找准合伙人和方向吗?是的,以上诸位都是当初聪明的创业者,现在一流的企业家,大学阶段确实也是创业的“爆发期”之一。但是,人家美国能做到的,中国就做不到,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是中国。你知道从盖茨到小扎的创业者和小伙伴们,从小受到的是什么教育,社会给他们的是一种何等宽松的环境吗?你只看到了人家二十多岁事业草创的阶段,却没有看到之前十多年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给他们的熏陶,已经使他们跨过了创业所需的最低门槛。为了在大学阶段“启动”自己的事业,他们前十多年可以说是在不知不觉中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怎么可能是一日、一月、一年之功呢?这就不得不聊几句教育。
虽然中美两国都有大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但是教育理念的不同,让两种竞争制度下,培养出截然不同的人才。中美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教学训练内容的基本单位。在中国,学生日常的训练主要是家庭作业,属于指派任务(assignment),内容有标准答案,完成方法则是单枪匹马,考核标准在于答案是否准确。而在美国,训练学生的基本单位是项目(project),自小学开始,老师布置给学生一个又一个的“学习项目”,以论文为主,题目大多启人思考,例如流传颇广的“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以及探讨关于历史、社会、伦理的开放式题目。
这些学习项目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呈现的形式也不拘一格。学生也不是单枪匹马写作业,而是调动一切资源,通过互联网、图书馆、电视广播、访谈等方法,以一种多方合作的方式完美打造属于自己的“project”。课堂内容则偏重于学生对个人或团队项目的讨论,而非照本宣科死记硬背。这种成就感大大高于作业写对答案的侥幸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此种训练,早在进入大学以前,美国学生思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已经被培养得非常强。在对社会、市场、职场的适应方面,远优于中国的学生。
这种培养人独立自主的文化,为美国不计其数的车间创业(garage start-ups)打下了基础。在此文化基础之上,政策导向才可能发挥作用:美国宽松的企业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便捷。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表明,美国的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四。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从注册到运营仅需6个并不复杂的环节,此外,银行对于新创企业的减税,创业孵化机构对大学生创业的专业性指导,让美国大学生距离创业的门槛并不遥远。但这一切因素能够发挥作用,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内因:经过多年潜移默化的训练,美国大学生的素质普遍跨过了创业的门槛。
反观中国,连创业教父俞敏洪最近也吐槽说,中国大学生创业项目95%没有创新,他没说的是,即使在这5%具有创新的项目中,真正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少得可怜。我们的大学生从来就没有做好创业的准备,恰如他们从来没有做好就业的准备,创业不过是他们以时间为筹码的一场与资本的对赌——甚至连对赌都谈不上,我怀疑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仅仅是在以此逃避必将面对的艰难时日。
一个创业者,如果他连职场求职者的素质都没有具备,连商业社会的基础能力都不具备,那他根本就不配谈创业。创业其实是另一种“打工求职”,正如学者兰德尔·斯特罗斯所说,创业者的老板是市场,是消费者。当你不够优秀时,市场会炒你的鱿鱼。“不要指望合伙人会随时跟在你们屁股后面,纠正每一个错误。要知道,你们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最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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