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抗美援朝，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也没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斯大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赫鲁晓夫就更不在话下。在这种形势面前，毛泽东产生了骄傲情绪，开始迷信自己，脱离群众，也脱离中央领导集体，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博采》在2009年第9期刊文《毛泽东晚年探索出现失误的个人因素探析》认为，这与毛泽东的既成知识结构存在四大明显的缺陷有关。
 

北京天安门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
 关于毛泽东晚年探索出现的失误，有学术研究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应从他自身找原因。然而，客观地讲，这种观点带有机械的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诚然，在毛泽东的探索中，某些客观事件和他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曾经十分深刻地影响着他，对他的探索和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并不必然地成为他探索发生逆转的最终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客观因素只有通过主体的主观因素才起作用，不同的人可以从多个角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客观历史现象做出不同的评判和价值选择，形成不同的主观认识，这充分说明主观力量的强大。
 
毛泽东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路，无疑同其自身因素息息相关，特定的知识结构、独特的性格气质、晚年难以逾越的骄傲情结对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毛泽东的特定知识结构
 
在晚年的探索实践中，与他所担负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要求相比，毛泽东的既成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制约着他观察处理问题的视域，削弱了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导致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
 
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他阅读的书籍以中国文化典籍为主，尤以史籍最多，对自然科学则兴趣不浓。虽然建国后他也曾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这一特别嗜好影响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
 
1.自然科学知识结构逊色于社会科学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研究社会人生问题而短于研究自然科学，这在毛泽东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并影响了他的认识与实践。在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对毛泽东领导革命发挥了强大的正面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现出其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
 
2.经济知识不足与政治知识丰富
 
中国传统文化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相应的使得毛泽东政治知识丰富而经济知识不足。毛泽东曾认识到自己缺乏经济知识，尤其在由于经济知识不足导致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的某些失误后，他更是多次提出要加强经济知识的学习。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完成，毛泽东滋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经济建设并不比战争困难，慢慢放松了警惕和补课心理，在实践上渐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而陷入某种空想，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大失误。
 
3.民主认识的偏颇与法律知识的相对单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民主思想、法学理论的相对缺乏，毛泽东对民主、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偏颇的地方。在毛泽东看来，”民主这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在该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倡导大民主，而且幻想不依靠法制治理国家，而把希望放在群众运动上，结果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伏笔。
 
4.有关中国知识的丰富与有关国外知识的相对单薄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生只到过国外两次——两次都是苏联，而且时间短暂，这导致他对外部世界缺乏直观了解，对西方现代化成就缺乏足够的认识。现代知识的不足促使毛泽东转从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一定程度地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进而演化成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人民公社就是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结果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上犯了错误。
 
综上所述，尽管毛泽东的知识非常渊博，但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晚年从理论到实践走向误区。
 
二、毛泽东的独特性格与气质
 
毛泽东晚年探索中出现的反复、逆转甚至是相互矛盾现象，不可否认地与他的思想性格有特定关系。
 
强调物质的运动和斗争，并视之为普遍规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这种哲学思维，影响和铸造了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自己称之为是“虎气”和“猴气”兼于一身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得毛泽东常常不满足于稳定和平衡，而是希望运动和斗争。他常常在思考新问题，探索新思想，给自己、也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停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由于有的思考是探索性的，并非成熟的观点，因而往往出现一些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为突出。许多并非成熟的思想观点，而仅仅是他一时的感想，或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看法，有的甚至不过是文学家们常称之为的“思想的火花”，却被一些人当成“最高指示”，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行，结果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例如：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的一些评说，仅是毛泽东在读中国哲学史时的有感而发，并非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结果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搞了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并被引申为一场“革命”与“保守”的政治斗争。又如：毛泽东对张铁生交白卷及黄帅“反潮流”的有关批示，显然与他一贯主张的学生要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相悖，可在那个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却被当作了实行教育革命的“最高指示”，给教育事业造成消极影响。
 
自信以至有些固执，是毛泽东的又一性格特征。近年来一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著述对此有所披露。无论是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他都非常自信甚至是有些固执己见。过分的自信和固执，使他难以在错误的道路上加以自我矫正。1965年5月，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将来还可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事实已经很清楚，真理确实在彭德怀一边（毛泽东对此不能说没有认识），但毛泽东的用语却含糊其词。在一定场合，针对某个事件，毛泽东有时往往不是服从真理，而是向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屈服。对于毛泽东的过分自信以至固执，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有所顾忌的。从大局着想，如不顺从他很可能造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甚至党的领导核心的分裂，从真实情况看是难以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所以，即使对毛泽东的思路和观点有疑问和意见，也很少当面直陈，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中稍加变通。这无疑是毛泽东探索出现逆转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不拘一格的诗人。“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芙蓉国里尽朝晖”，“到处莺歌燕舞”，“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些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表达了他为实现美好理想的信心与恒心。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曾被毛泽东这些极富浪漫色彩的词句而感染、振奋。但当我们把这些浪漫主义的诗句同他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时会发现，他那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对其政治实践是有相当影响的。当他将诗人的浪漫不适当地运用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时，便难以避免出现失误。正是他那“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中，隐埋着听不进正确批评和意见的因子：正是他那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为其本来就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蓝图和建设方案又重重地涂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使之具有某种程度的空想性。
 
三、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的形成及克服的失败
 
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出现失误直至发生逆向转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现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需要经过一个或短或长的探索过程搞清楚，欲速则不达。作为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无产阶级领袖，一个善于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并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革命家，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推向极端，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导致全面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本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步入歧途非常可惜。在这一错误形成发展过程中，应该有很多机会去停止或纠正错误，这样的机会却没有被充分利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必定有某种毛泽东自身无法超越的东西在起着作用。按照系统论观点，如果我们把逆转过程看作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启动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维系这个系统运行的续动力又是什么？经过考察，个人认为，毛泽东始终无法超越的就是他思想深处长期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结。这是促成他逆转的最深层原因。说它是骄傲情结，因为它是长期积淀形成，比较稳定地发挥作用的情绪源。这个情结不是一般地同逆转的各关节点相联系，它内在地决定着逆转的总趋势，诱发主体内部一切不健康的“病灶”，提供运转的能量。
 
其一，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的形成过程。毛泽东骄傲情结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促成。如，晚年从中国历史中吸取治党治国以及政治斗争的方略的同时，也不自觉沾染某些封建遗毒，诸如帝王思想、非道德主义的政治策略等：再如，由于长期缺少认真反省，对错误采取掩盖的态度，最后发展到一意孤行，拒绝他人建议；再如，晚年出现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有时抹煞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在同“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李立三、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的“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开创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道路。长期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由于敌我对比悬殊，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些制约因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制定中，一直采取谨慎、稳妥、积极的态度。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持久战战略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准备打长期战争的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等等。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实际，稳妥可靠，革命进程比预想的大大提前。如原先认为至少要打5年的解放战争，3年多就基本胜利。
 
但新中国成立后，似乎一切制约因素都不再存在。经过抗美援朝，认为美帝国主义也没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斯大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赫鲁晓夫就更不在话下。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在国内，原定用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认为中国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这给毛泽东造成的错觉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因此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反右倾，反保守。他开始迷信自己，脱离群众，也脱离中央领导集体，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抽取，同时就潜伏下过高估计个人作用、能力，以及在后来急于求成，超越现实的思想苗头。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总之，失去了制约，就难免出现偏差。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卓越功绩，以及在党内、全国人民中逐渐形成的崇高威望，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党、群众的位置摆错。如，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的观点；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讲了一番“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话，并强调，不管什么时候发生问题，都不是毛主席意见错了，而“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很欣赏并加以赞扬。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确实在发生作用。
 
其二，毛泽东晚年克服骄傲情结的努力与失败。在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中存在巨大的理论冲突、实践冲突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向“左”转，这表明毛泽东为克服骄傲情结尽了巨大努力，但努力往往归于失败。例如，（1）他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发展生产力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然而这与他头脑中先入为主的阶级斗争理论冲突。骄傲情结让他无视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的事实，并寻求现实中有利于后者的客观依据，完成“左”转，构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2）鉴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借鉴苏联的教训，他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然而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矛盾性质的作法愈演愈烈，发生很多荒诞、怪异的社会现象。正是骄傲情结的作用，使他固执地把谬误反当作创举，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3）鉴于苏联教训，毛泽东制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然而骄傲情结生发的急躁使他不断反“右”倾，很快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企望经济超高速发展，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国家严重困难的局面。（4）他提出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然而一场反“右”斗争，使大好政治局面遭到破坏，造成了万马齐暗的状态。“文化大革命”更是到处“一片大好”的赞扬声，致使“左”的错误畅行无阻，愈演愈烈。这里隐藏在背后的也是骄傲情结：因为政权的稳固，个人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已淡忘了当年在延安形成的开门纳谏，从善如流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倡导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生活民主等一整套民主作风，到了晚年他却对“大民主”乐此不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误的原因时有一段精彩表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地泛滥开来。”笔者认为这段论述，特别是有关骄傲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
 
总之，由于骄傲而在不熟悉的事物面前丧失谨慎和清醒；由于骄傲而对“没搞清楚”的对象盲目实践；由于骄傲而将主观意志强加于客观实践；由于骄傲而将错误固执地坚持下去，这就是毛泽东晚年探索发生逆转的骄傲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