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人假装自己是资本家

　　“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创造的价值减去工人得到的工资。”

　　初读资本论时非常困惑，马克思表示资本家就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得以生存，罪大恶极。那时我觉得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没有剩余价值，资本家怎么赚钱，他是开公司的又不是做慈善的。公司追求的是利润，如果没有这个“剩余价值”，那被剥削的不就是资本家了吗？这有什么罪大恶极的，这是人之常情啊。

　　后来再回忆起当年的想法，总要摇摇头嘲笑自己的无知——工人剥削资本家，亏当初的我想得出来。如果有哪个资本家觉得自己被剥削了，欢迎加入工人阵营，工人阵营的大门为你常打开。

　　那时没有工会，没有妇联，没有法律真的保护工人的权利，一切只靠老板自觉。所以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双休日，没有法定节假日。工人从早干到晚，工厂里充满了未成年劳动力。大家终日劳作，只为混几个铜板，买包烟，混口饭吃。

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有钱、有地、有资源，甚至有枪有军队，那时一无所有的工人又凭什么去剥削资本家？他们只能卑躬屈膝，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一点点生存的权利——而资本家们则可以为所欲为，竭尽全力地压榨工人不多的价值——

　　在美国，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4至16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8个小时，但工资却很低。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资本家购买未成年人的劳动力，把童工变成单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使儿童的身心备受摧残，智力荒废。儿童在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从事沉重、有害 健康的劳动，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智力衰退，而且发育畸形、不少人甚至断送了幼小的生命。马克思说：“不列颠工业象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 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

　　可以从两种立场解读这件事。

　　一个是资本家视角：工业革命前你们这些农民被领主剥削时过得比现在还要惨。我给你们工人提供工作的场所，把原来我应该得到的一部分财富让给你们。现在你们提高了生活水平，反而还怪我剥削你们，如此贪得无厌，简直该死。

　　还有一个是工人视角：我们可以通过各类运动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不抗争，我们就永远过着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抗争，那我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可能是平等，富足，安居乐业的生活。

　　两个视角都有道理，不过是在为自己所在阶级争取利益。可偏偏就有些工人圣母，假装自己是资本家，每天说企业主也不容易，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的，靠着这个工厂撑着，而且确实他们比随意处置我们的封建领主好多了，我们应该体谅他们。你们这些工人，自己不努力工作，养不活自己，居然怪罪环境，活该在社会底层，简直该死。

　　很难相像一个每天工作16个小时能吃饱饭的工人嘲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吃不饱饭的人是社会底层是一种什么情形。如果说鼓吹工人应该感恩的资本家是坏的话，那这些体谅资本家的工人就一定是傻了——他们甚至可能还觉得是罢工的工人剥削了自己，或者说那些罢工的工人剥削了资本家。所以在别的一些无产阶级者走上街头时，他们和资本家一起攻击工人。

 

　　事实上，我们现在享受的一切福利背后，可都流淌着无数弱小的无产者的血。

　　他们游行，上街，罢工，示威，不向强大屈服。几个世纪的工人运动，终于逼迫既得利益团体放弃掉手中一些利益，把它们让渡给工人阶级。于是我们每天只用工作八小时，妇女有产假，儿童不用工作，周末可以休息两天，工人的工资也大幅度提高。

　　这时那些假装自己是资本家的工人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工人就该用工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精神上把自己当成资本家没用，他们不认。

他们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在一个号称“中产阶级聚集地”的社区里，有人曾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而努力工作？

　　我当时的回答是：总有那么一二三四个人否认阶级壁垒的存在，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够努力——这样的人，要么傻要么坏。很多人看到身边一个两个好吃懒做领闲钱的人就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努力，这是一种既危险又可怕的想法。

　　一是因为中国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

　　且不说许多老一辈人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就说我们这一代，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平均受教育年数为7年，而中国有6亿多的农村人口。事实上全中国只有3亿人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剩下人的贫穷究竟是懒惰还是一种不幸呢？

　　二是因为突破阶级壁垒真的很难。

　　马化腾的岳父是盐田港公司上市董事，97年时开着奔驰给马化腾做账。柳传志的父亲是国贸委高层。王石岳父则是广东省副省长。中国这些年大的企业家中，真正完成阶级突破的可能就是百度掌门人李彦宏——然而李彦宏是北大本科，纽约大学计算机硕士，是万千人中出一个的天才，也是教育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如果你能读完高中、参加高考，甚至有机会出国念书，那就是几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这种机会应当对自己的幸运多一分敬意，少一些毫不自知的得意。

　　巴菲特在他授权的传记《滚雪球》中提到一个概念：“卵巢彩票”。他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非常重要。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我真的不想要。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右图为巴菲特（左二）的全家福照片，大约摄于1937年。

　　他说：“我的财富还要拜以下三点所赐：生在美国，一点幸运基因，以及广泛的兴趣。我和我的孩子都有幸赢得了我所说的“卵巢彩票”（以我为例，上世纪30年代能够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是30:1，加之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得以规避当时社会许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生活在这样一个间或产生扭曲结果的市场体系（尽管整体上看这个体系为我们的国家谋得福利），不得不说我的幸运更凸显出来。”

　　当时巴菲特来参观中国很穷的地区，看到河上做苦力的纤夫，想到：“这些人中间可能会发现下一个比尔盖茨，但是因为出生在这里，可能一辈子都得靠拉船过日子。而我则幸运得多。”

　　那么，当你吹着空调，坐着地铁，上过大学，用过电脑，在城市里做着还算体面的工作时，面对着这些为了基本的生存挣扎的底层人民又有什么立场说“应该取消穷人的福利来激励他们上进”呢？他们可能正不得不为了明天的一顿饭，在流水线上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在黑煤窑里冒着生命危险拉煤，在珠穆朗玛峰上用生命搭成人梯，为前来登山的富豪们运送行李。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实打实的阶级。

　　“美国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1998年，为了体验底层美国人民的生活，选择了六个地方，在不同的城市去打工。为了确保她能真实体验当地底层人民生活，每到一处她隐瞒自己身份，断绝和过去朋友来往，全靠1000美元的积蓄开始。不过她还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必须要有一部自己的车子，否则太不方便了。在美国养车成本真比国内便宜太多，这个有车族一样可以是穷人。

　　在这些地区，一个没有学历的普通人能找到的工作一般时薪是6~7美元，一天八小时工作下来，也就是50美元，一个月工作25天也就是1250美元。但是如果想离工作地点近一点的话，往往房租就得占到600美元以上，这对一个月收入1000多美元的人负担太重了。所以她不得不到离工作地点几十公里的地方租房，但这样养车的成本，还有吃便宜且没有营养的快餐，一个月还得400~500美元买食物和汽油。然后，然后就所剩无几了。

　　在一个陌生城市最开始找工作的几天会更难，因为还没找到稳定的住处，不得不去旅馆过渡几天，这几天的住宿会很快把1000美元积累耗光，等找到工作，拿到第一笔薪水，钱得赶紧支付房租。

　　芭芭拉在不同的城市，换了六种工作，有零售，有清洁，有老人服务，但是结局都一样，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困局：因为没钱，不得不住在偏远地方；因为住在偏远地方，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她用于提升自己和发现更好工作机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应付房租和生活成本，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承担更多小时工作或者兼职；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做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离开，然后换一个地方，进入下一个循环。

　　是的，换了六份工作，不管多么努力，也不能换来一个未来，在沃尔玛也不行。一个可笑的事实是，她们这些在沃尔玛做服务的人，买不起在沃尔玛做促销的商品。

　　他们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换做是你在同样的条件下，你也会穷。贫穷不是一种懒惰，不是罪孽，贫穷是一种不幸，需要得到救助。

我们的伪中产梦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取消福利的话往往都是从一些新兴中产阶级口中说出来的。他们有着收入不算高但还算体面的工作，辛辛苦苦攒了十多年钱，终于还清了房贷，车贷，成功从一个底层后代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转而自信心爆棚，开始指责世界上的穷人为何不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其实一场天灾，一场人祸或者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上演“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的闹剧。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既没有很快重新聚集起财富的能力，周围也没有真的可以无私帮助自己的中产朋友。自己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不断辛苦劳动攒下的点点积蓄。

　　哦，原来我们都是底层。

　　身为被统治阶级，总要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说话。身为普通工人，却非要把自己当作资本家。先是拼命揭露穷人原罪——“好吃懒做”，“穷凶极恶”，“穷，丑的男人肯定也花心”“弱的人往往喜欢道德绑架”，迅速和底层人民划清界限，然后现在又抛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不努力工作”的论调，开始诛底层人民的心，试图取消他们最后的福利。

　　其实“懒惰”，“贪婪”，“喜爱道德绑架他人”这些点和穷关系不大，这是人类都有的缺点。偏偏各类文章都爱把它们和穷，和弱联系在一起。于是那些起早贪黑，为了生存努力挣扎的底层人民就这样被他们打入了懒惰，贪婪，不值得帮助，没有智商没有情商活该灭亡的无间地狱，仿佛把他们打到底层还不够，还要踩上千万只脚才罢休。

　　然而，“灰烬与尘埃为什么要相互憎恨呢？”

　　再想想你们讨厌的那些个“道德绑架”、“懒惰”、“丑陋”的所谓穷人究竟哪里对不起你们了，如果你们有一点点的不如意，和他们是否有半毛钱关系。他们究竟能妨害到你什么？如果没有，那又何必如此卖力地屠戮底层人民？

鸡蛋和高墙相撞，我一定站在鸡蛋那边

　　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我当时不理解如今深以为然的话：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

　　是的。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就让其他人来决定是非，或许时间或是历史会下判断。但若一个小说家选择写出站在高墙那一方的作品，不论他有任何理由，这作品的价值何在？

　　是的，无论那高墙多么正当，那鸡蛋多么咎由自取，我都会站在鸡蛋那一方。不仅仅因为鸡蛋脆弱而高墙坚硬出于同情，也不仅仅因为鸡蛋永远不会主动撞向高墙，如果鸡蛋和高墙相撞，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更因为即使你再站在鸡蛋这一边，相撞过后，高墙都不会有任何损害，而如果你站在高墙那一方，鸡蛋真的就只是一枚鸡蛋了。

　　博尔赫斯说，小说家应该像书写者那样写，而不是像时代那样写作。台湾作家唐诺也说：文章要对抗着一个时代写，而不是附庸着时代写。

　　所以我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鼓吹丛林法则，鼓励底层之间互相倾轧的作品，讨厌任何不由分说揭露穷人，弱者原罪的作品。不论那作品写得多么冠冕堂皇，辞藻多么华丽，有多少人赞同，都只是一把血淋淋的刀。

　　舆论保护弱者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也是人类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基础。

　　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更因为我知道我就是那枚鸡蛋。

　　我们都是那枚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