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思想中国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我想谈的更多的是当代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挑战和机遇。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国家或者半殖民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看到发达国家跟兴起的政治独立追求现代化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那么先进、那么发达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也就是它有一套理论在那个地方。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就是到发达国家去学这些理论，学了以后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就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可以讲也就是“西天取经”的这种形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是基础。所以经济学可以讲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选学最热门的。那么二次大战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看发展中国家这些努力的结果怎么样？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在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继续进入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的台湾。那中国，就是大陆这部分，很有可能到2020年的时候，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
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去除这8个，只有5个经济体，日本跟亚洲四小龙。从这种成果来看，也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200多个经济体当中至少有180个，经过70年的努力，实际上陷入在中等收入陷井或者低收入陷井，跟自己过去比还都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每年人均GDP的增长平均是2%，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不超过2%就没有办法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那这是实际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成果是相当令人不满意的，我个人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总结为这样的规律，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来做政策成功的，我在讲发展包括转型。少数几个发展绩效比较好，或者转型绩效比较好的经济体，他们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发展经济体大家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独立追求现代化，而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新的子学科，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70年代，当时主流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是结构主义，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看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很高，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为什么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高？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道理很简单，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绝大差异，为什么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啊？发达国家有现代化的技术很先进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是传统的农业或者是资源产业，这种产业的不同导致它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同。所以当时结构主义的看法，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赶上发达国家，当然要去发展发达国家那些资本、技术很密集很先进的产业，这个逻辑好像很清楚。
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很先进的产业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认为有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用市场配置资源不能发展先进的产业，所以你是落后的。有这种政策推论的话，那就是要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去发展那些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而先进产业的产品原来你是进口的，现在你要自己生产不进口，所以那样的政策框架叫进口替代战略。
这个理论思路很清楚，但问题是二次大战以后，绝大多数，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政策导向都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和理论指导下，推行的结果普遍是由简单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然后是危机不断，然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远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少数几个经济体表现比较好，就是亚洲的那几个经济体，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推行的政策是什么？不是直接去发展那些结构主义推荐的发达国家资本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他们都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而且是很小型的产业开始，然后他们不是进口替代，他们是出口导向，他们发挥市场政府的作用，但是基本按照市场的原则。
这样的政策框架在50年代、60年代被认为是错误的，被认为如果按照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发展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少数几个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确是那些推行错误政策的国家和经济体。
到了70年代末，这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就变了，就变成新自由主义了，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绩效那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看法是政府对市场有太多扭曲干预，那这些干预扭曲造成资源变少，任何的干预都会创造租金，就有很多寻租腐败，所以经济发展绩效当然不好，这个理论好像也很清楚。
因此，当时形成的政治框架就是华盛顿共识，发展中国家要改善经济绩效，那就应该把这些干预扭曲都消除掉，而且我们经济学界经常有个笑话，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有六种答案，谁都不能说服谁。有一个经济学家在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讲，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社会主义的转型，主流经济学界一个共识，就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休克疗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我们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现按照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推行的国家怎么样呢？普遍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他们平均经济增长率比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的时候还低，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比60年代、70年代还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把80年代、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这个过程当中有少数几个国家经济体，在转型过程当中实现了稳定跟快速发展，也就是中国、越南，更早一点毛里求斯，他们推行的是渐进、双轨的这种转型，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认为这种渐进双轨的转型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比原来计划经济还糟糕的制度安排，但是现在表现比较好的却是推行渐进双轨的。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按照主流理论没有成功呢？而少数几个成功的他们的政策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我想刚才詹姆斯·莫里斯教授解释的时候，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与这个模型是不是符合，用我们的话来讲，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如果条件不一样，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看很说服人，但是跟现实不相干，而且可能会起相反作用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有个人识，1987年我回到国内工作，88年出现第一次的高通货膨胀，18%的高通货膨胀，我想从西方学过现有理论回来的人看到这么高的通货膨胀一定是提高利率，但是这么提高利率以后投资需求就会减少，提高利率以后就会鼓励储蓄、消费需求就会减少，那通货膨胀就会下降。但是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名义利率，中国当时用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这种政策如果从主流理论来看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绝对错误中国政府就是很不理性的，如果中国政府很不理性，怎么能够从79年到88年每年维持10%的增长，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
后来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一大批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不能让它垮台，两个原因，就业的问题，他都在城市里面，占城市里50%或者更高的就业。第二相当多的跟国防安全有关。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是提高利率，他资本很密集，他的主要成本是资金成本，你提高利率以后他成本很高就亏损，亏损状况之下如果政府不给他补贴就倒闭了，倒闭了就是失业问题、国防安全的问题，所以绝对不敢让他倒闭。那么你提高利率以后他亏损很大，你财政上就要给他补贴，那么财政补贴就是货币增发，货币增发又是通货膨胀，所以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砍投资、砍项目，把那些跟社会稳定、国防安全无关的项目砍掉。所以这个政策干预，如果从理论来看，当时的主流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它是有效的。
除了这种状况之下还有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理论也在变化，那么拿到发展中国家到底用哪个理论，比如今天谈宏观的问题，夏斌开始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主流理论不适用，不能预测危机，因为讲的是宏观理论。但是宏观理论在西方一直是在引进，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是在凯恩斯之后，但是凯恩斯之前并不是没有宏观经济理论，当时是新古典理论认为市场自己会调节，如果经济下滑的时候，总需求减少，投资需求减少，利率就会下降，就会鼓励投资。利率下降的话，那么当前消费需求就会增加，投资和消费就会增加，经济就会平衡，所以不需要政府的作用，市场就会让它好。
但是30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是什么？一下子有30%多的失业和绝大多数的过剩产能，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过剩产能非常多，利率即使是0，没有好的投资机会，那也不会投资。那你就必须由政府去发挥主导的创造投资需求才能恢复情况，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以后曾经盛行一段时间，60年代又出现滞胀，通货膨胀但是经济增长出现问题，那就发现凯恩斯主义又不灵了，为什么不灵了？因为到了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基本恢复平衡，所以不是原来的失衡状况了。但是理性预警学派提出来以后发现现实生活当中也不适用，所以很快就出现了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提出来以后曾经有20年时间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非常发达，所以他们可以踏平任何波动。没想到2008年出现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最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退休，退休前他有一个反思，他反思说现代的新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古典学派在解决当前的危机确实还是无能为力，比如2010年发达国家出现所谓有点复苏的迹象，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什么？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他发现这个政策好像理论上非常清楚，但是推行的结果并不是那样，他现在反思，反思是说，当你利率接近0的时候，那么你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0利率政策之下投资需求不会进一步刺激，所以二次探底，这种状况之下他说，现在有很多人过去绝对被反对的政策就是用发货币支持政府的赤字，这个过去绝对反对。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支持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在不断变的，这种状况下，我们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应用发达国家理论到底拿哪个理论应用，更何况你拿哪个理论应用都会碰到限制条件，条件不一样理论也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最大困境是很容易做批评家，为什么？因为一般理论都是在理想条件之下的，没有摩擦、没有干预、没有信息成本的，这种状况之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表现两点，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有他的落后性，然后发展中国家一定有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如果有落后性和扭曲性由理想条件之下的政策来看的话都有成本和后果，这种状况下很容易批评说因为你没有符合这些理想的、理论的要求，所以你有这些问题。而且讲起来都会头头是道，站在道德制高点，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推行的结果普遍的是比原来的结果更糟。这是一个困境，但是我想也是一个机会，最近我常强调，我们应该回到亚当斯密，但我说回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的方法。亚当斯密的结论是研究亚当斯密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了解背后国家财富创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逻辑解释，但是任何理论实际上刻舟求剑，他看到那个现象刻一个舟，如果条件一样的时候真的能求到剑，但是条件是在变的。亚当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对问题的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他在研究，实际上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大师大概都是遵循这个方法去研究他所处的时代的现象，然后提出那个时代的现象背后原因是什么，性质是什么，然后提出他的逻辑解释。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遇，因为如果说我们从我们这些现象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提出来的理论解释，对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会有比较大的成功概率，但是可能模型会更全一点。而且夏斌也讲了，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首要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因为理论都是简单的逻辑。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要解释现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那么很可能，我想到到2020年我们变成高收入国家，2030、2040年我们肯定是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到那时候我们中国经济现象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现在所提出的理论解释，那它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而且我觉得深入研究中国的现象所提出的理论解释，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国问题的本质跟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这些问题，还有它的现象、它的限制条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转型中的国家更接近，所以我们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会更有借鉴价值。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实现经济学所追求的，追求我们个人事业的成就，也贡献我们社会的进步，而不只是贡献我们事业的成就，但是跟社会是不相干的，甚至造成社会更大的混乱、更大的失败。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