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的人正在跳出“体制内”这个鱼缸，最新案例是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和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两人的不同在于，张泉灵做了十几年新闻记录者，最终靠一篇辞职感言成了新闻当事人；而曾在农业部、科技部深耕多年的梅永红，即使已确认将加入华大基因，仍保持着一个厅官惯有的审慎和低调。

　　一位官声不错的厅级干部突然挂印而去，动机总会令人好奇。于是这两天有媒体采访到了梅永红的同学，得知他曾在朋友圈转发一篇题为《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的文章。有媒体推断，在那个时候起，梅永红就已经为自己离开体制内埋下了伏笔。

　　不知是哪句话引起了梅永红的共鸣，但那篇文章的一些观点，确实能戳到体制内人士的心。比如文章说，为什么常听体制内的人吐槽，却不见他们辞职，是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已经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他们知道自己就算离开，也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起码体制内相对稳定。

　　那句“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很多体制内人士的生存状态——这些人已经习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安闲，已经习惯“年头熬够了，位置就有了”的稳定。如今官场冗员太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官员已退化到“除了做官啥也不会”的地步，只能赖在体制内混日子。

　　“会做官”当然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容易传染的官场病。不少人刚进体制就开始摆谱，张嘴就是滴水不漏的官话，满腹都是官场厚黑学，满脑袋都是拉帮结派的心思，最终确实越来越有官样，也越来越面临“本领恐慌”。所以，甭管有多少官员感叹“为官不易”，真有勇气和资本走出围城的并不多。

　　主张官员应该拥有“随时离开的能力”，并非鼓励优秀人才全都辞职下海。但相较于庸庸碌碌的“撞钟和尚”，那些具备“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的官员，确实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如果这样的“能人”成为主流，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或许会好很多。

　　一个健康的官场，不应是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但中国官场的现实是，一个人一旦拥有干部身份，只要没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基本能一直在体制内终老；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在企业的专业岗位上，即使表现很优秀，也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情怀，也很难进入体制。这样的身份壁垒，限制了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人们期待的状态是，未来官员不仅要“能上能下”，还要“能进能出”。一方面，某些专业的管理领域，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商而优则仕”的经验，直接从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官员；另一方面，官员离开体制，依照程序进入企业或科研院所，也应视为寻常。

　　而且从公共利益的视角来看，好的官员应该是那些有公共服务理想的人，如果一个人有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应该有制度性通道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同时也应该有制度性门槛拒绝和淘汰那些滥竽充数者。

　　当然，一些既有理想又有能力者，如果觉得官场并非施展自己才干的最佳舞台，也可以凭着“随时离开的能力”自由退出，转而从事更能施展抱负的事业。如此，既能确保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又能让各行各业都有高素质人才，整个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