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一直缺乏改革。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后，大家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等，对外交体制的变化就比较少。但是，如果体制不变化，新的外交思想、政策的执行，就会打折扣。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外交，正在从“韬光养晦”向着“奋发有为”转变。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弱，“有所作为”变得越来越强；而是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根本性的改变过程。

外交领域应该改革，但非常困难

　　外交领域没有特殊性，不能其他的都改革，这个领域不改革。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什么”的问题，还要讨论“怎么去改”、“怎样使改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怎么改能够实现新的目标”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到“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从“经济导向型”的外交变为“政治导向型”的外交。而且这是现实的目标、眼前的目标，不是将来的目标。既然目标改变了，那么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总体设计、政策措施、外交组织、外交制度，都要发生改变。

　　如果外交制度不改革，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但在外交领域里面，创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和别的领域很不一样。周恩来当年的原则是“外交无小事”。当初我们的开国将军们，很多人直接成为外交官。他们以前在战场上打仗，原则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当他们成为外交官后，就不能再以此为指导原则了，必须要服从中央的统一命令、严格执行命令，事事必须请示。当时，这是符合国家需要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交工作不能僵化，不能拒绝改革。

　　如果没有改革的机制，就等于把改革的任务全部留给了领导人。导致只有领导人才可以改革创新，其他的人都无法改革创新。如果领导人没有创新，下面的人先创新，就可能会导致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但实际上，领导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管所有事情。我们既应该有创新的机制，也应该保证全国外交战略的统一。因此，在外交领域里面搞创新，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我们现在的制度，导致前线的工作人员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很多工作人员没有时间进行调查，甚至连我们这样的会议他们都没有时间参加。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鼓励工作人员去了解实际情况。

我们的外交转型是被逼出来的

　　事实上，我们的外交转型，其原因是战略环境、地位、实力、利益变化，是被逼出来的，我们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客观的变化，带来的主观的转型。我们认为，这次中国外交转型，是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首先，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不是一个程度变化，而是一个性质变化。用佐利克的话说，“一个大象再也无法躲在树的后面了”。当一个人已经达到2米，即使他蹲着，也会比别人站着明显。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且继续增长，再采用过去的“韬光养晦”，就已经过时了。

　　第二，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周边的压力增加，冲突增加。例如，当你变大、变高的时候，别人就会恐惧你，就会躲着你。在马路上，一个个子小的人，一定惧怕一个个子高的人，即使两人不发生冲突。客观上，因为中国强大了，所以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上升，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上升，要求也上升。即使中国不改变动机，别人也会恐惧中国。这就好像是，在一个篮球队中，当你个子最高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你表现不好，别人就更加指责你。这才有了“中国责任论”的问题。过去我们“弃权”，被别人认为是合理的。现在中国“弃权”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少了，中立已经做不到了。因此，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不调整政策，不是对别人不好，而是对自己不好。

　　第三，我们的利益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相当于很多个小国的人口数量的总和。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解决他们在海外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国应该保护我们的公民。现在我们的经济利益，已经不是最首要的利益了，公民的安全利益成为了最首要的利益。

　　我们认为，中国的这次民族复兴，与以往的历次大国崛起，都是不同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背景。我们讲的全球化，不仅仅是各个地区的简单连结、简单联系，与“丝绸之路”的概念不同。而是表现为：生活的日益交织、生活方式相似、思想趋同、相互依附。例如，全世界所有的超市，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在交款台都会出售电池。我们研究的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复兴如何实现，中国的外交应该如何调整。具体内容包括：“全球化下的大国外交”、“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全球化下的国际体系”、“全球化下的国际规范”、“全球化下国家、地区、世界三者的关系”、“全球化下主导国的责任问题”等等。

如何有外交策略的创新？

　　从策略上来讲，“避免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应该直面冲突、利用冲突、解决冲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我们已经做不到了。有人说，“中国的奋发有为政策，导致日本向美国靠拢”，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强势政策，导致中俄正在接近”。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地位在上升，实力在壮大，使得日本一定会选择与我们对抗的政策。日本采取与中国对抗，是从2002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开始的，当时我们坚决执行“韬光养晦”，但仍然不能防止日本与中国对抗。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与中国对抗，并非从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开始，而是始于2010年扣船事件，日本故意扣留中国船长。是因为形势、环境变了、利益变了，我们才调整政策；而不是我们先调整政策，才导致日本选择与中国对抗。当日本故意制造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冲突，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不仅应该维护“战略机遇期”，还应该主动创造“战略机遇期”。我们的东海识别区，就是主动创造自己的机遇。当时我们突然公布识别区，导致美日无法进行协调，因此他们两国的政策彼此矛盾。这样，美国才说“需要与中国讨论航空识别区的管理规则”。当我们没有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人不可能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识别区，美国才不得不与我们讨论。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机遇，我们有机会与别人讨论管理规则。

　　我们要从“适应环境”向“塑造环境”转变。过去，美国出台“塑造战略”，我们还很不理解。事实上，美国想塑造世界，最后能否成功，结果好与不好，这是技术问题，不是方向问题。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连塑造环境的意愿都没有，那么它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国。当一个大国，有塑造世界的能力，而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更不是世界大国，它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意愿。没能力，是一回事；有能力而不那样做，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塑造的能力，如果不及时塑造环境，就是在浪费自己的资源，浪费自己的机遇，使得我们不能及时地实现民族复兴。

　　最后，从学术角度讲，我们应该研究哪些方面呢？我们的基本研究，是在三个层次：个人、国家、体系。我们要研究领导人，要研究领导集体，也要研究官僚制度，同时还要研究国际体系。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外交理论，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国情，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否则，一定会导致伤害自己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