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阶段发展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跟大家交流我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以及下一程的看法。我想今天的思客会确实非常重要，因为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当然有非常乐观的，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再过几年就可以成为发达经济体了，我想他们的这个判断是强调了中国经济与发展的基本面。今天上午我们也讨论很多，有讨论结构调整的，迟福林先生则强调服务业城市化。当然我觉得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可以谈，我一直在想我要讲什么，我也可以谈“一带一路”，如何通过“一带一路”促进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讲中国怎么样达到平衡，也可以讲房地产的改革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谈那么多，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就是谁来做。
这几年我一直在观察，因为顶层设计这个词变得重要起来了，我发现从中央到地方谁都在做顶层设计，每个人都在做顶层设计。我生活在新加坡，我一直没有机会问已故的李光耀先生，新加坡执政党为什么叫做人民行动党，而不是叫其他名字，为什么叫做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先生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的理解，什么意识形态并不重要，最主要的就是行动，现在中国有些方面大家说得多做得少，甚至没有行动。
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今天想谈一下为什么中国现在没有行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有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我们可以称之为“市长经济”，外资跟民营企业比较依赖市场，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最近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到了中国四个省份考察经济，我的结论就是无论是“市长”还是市场现在都关到笼子里面去了。都在笼子里面，谁来做经济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我们的市场或者“市长”都在笼子里面呢？我是觉得存在下面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权力集中。因为权力集中在某些方面是很需要的，无论我们的反腐败也好，无论是顶层设计也好，无论是推进改革都需要权力集中，但权力集中了以后，下面就不好做事情了。
第二就是反腐败，在社会层面它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反腐败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我已经多次论述过了。但反腐败在社会层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很多地方出现互相揭发，这个很要命，大家在单位里面互相有一些矛盾正常，但互相一揭发就比较麻烦，现在很少有领导班子非常团结的，这个就是因为互相揭发。
第三就是民粹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很厉害，现在商人远远避开政府，政府官员也不敢，即使有些市长、市委书记要做一个事情，但是找一个商人吃饭非常难，大家躲来躲去。以前的工资水平国有企业是走华尔街路线，老总工资太高，现在走向了民粹主义，以前上千万现在减到六十万、一百万，谁帮你干活？尤其现在的社交媒体非常厉害，中国社交媒体是世界上用量最大的，但是中国社交媒体中活跃着很多年轻人和低学历者。如果我们的政策被社交媒体绑架了，那么无论经济、社会、国家都会有麻烦。不是说民众的智慧不重要，民众智慧很重要，但是必须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反映出来，而不是说看到网上叫骂声多了，有些政策就不做了。现代化的路线就是说，人民行动当中只要我的政策符合国家跟社会长远利益的，社会反对我也要做，这就叫政府，叫领导型政党。
第四个因素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每个改革都有法律基础。这个没错，改革需要有法律的保护，没有法律的保护改革者会非常脆弱，没有人可以改，但问题是我们所有的改革都要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解决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改了。
第五个因素，现在强调我们的主要领导人要对某些事情负终身责任制。我找了很多县委书记谈，这一条很要命的。理论上面没有错，但是大家都说了，我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所做的事情百分之百可以成功，百分之百的正确。终身责任制表明，退休之后也是可以抓回来的，大家觉得这个比较麻烦，很多事情都是有一些责任的，这个也是使得很多地方领导干部比较不作为。这些因素情况下，我是觉得它产生了一种，我个人的判断就是国家机构不作为，大家的平庸主义流行开来，很多干部下去了，新上来的干部要不然很平庸，要不然就是显得平庸，大家说不是不想作为而是不能作为，这个怎么样改变。
法律上的权力仍然在官僚机构手中，但是官僚机构因为没有改革的这些措施，官僚机构自己不用权力，权力没有到企业、到社会，所以就产生了目前的中国的新问题就是权力闲置状态，官僚机构不敢用，社会企业没有权力，这样的一个状况。
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我提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一点是，我们应当做的就是我们的反腐败应当转向法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刚才美国的演讲者也提到了，腐败非常普遍，我也是觉得非常普遍的。中国的法律八十年代到现在关于腐败的震慑条规法律很多，应当清理一点。我是觉得尤其是互相举报的制度应该下去，互相举报的成本很低，但是互相举报法治就建立不起来。
第二，我是觉得大家对于公务员系统也好，其他方面物质机制跟道德要一起来，我们现在太强调道德了。对于网民来说，企业家凭什么就说要政府官员服务，我们现在老百姓是仇官的心理非常强烈，希望我们的官员不吃不喝，同时也可以提供服务。如果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薪水的话，我是觉得不可能的。我们党内找几个圣人不难的，随便去找哪个朝代都有，但是八千多万党员都是圣人不可能，我们不是圣人，都是平常人。我是觉得还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制度，不能讲过多的道德，道德过头了物质没有反而导致未来更大的腐败，所以我觉得要改过来。
最后一点，我们要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针对改革的重要领域来一个改革的促进法，应当把改革当中的试错跟腐败分离开来，允许干部在改革过程当中犯一点小错误，这个不是腐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改革为什么能够推进，就是因为邓小平设计广东福建都去做，摸着石头过河，允许犯错误的空间。如果不允许你犯错误，一点错误不能犯，那你怎么样改革。我是觉得迫切需要把改革的过程当中的试错跟腐败分开来，所以针对改革制定一个法律的话，对各级地方干部很重要。
郭小天／摄
反腐败不能有逗号，也不能有句号
反腐败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尊严、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近两年来，中国在反腐败工作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未来反腐还将是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反腐败不可能有句号，也不可能有逗号，反腐败一定是不停止的过程，这是一个常态，发现一个端一个，但是要实行以法律为基础的常态性的反腐败。
我觉得需要把改革过程当中的试错跟腐败分开来，允许干部在改革过程当中犯一点小错误，一点错误不能犯，那怎么改革，这个不是腐败。
为了反腐败，为了顶层设计，为了克服既得利益改革的阻碍，我们需要集权，但是集权这个使命完成了以后，我们就要分权，把权力分配下去，让他们落实政策，这是很必要的。
我们现在太强调道德了，公务员不是圣人，都是平常人，我觉得还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制度，不能讲过多的道德，道德过头了，物质没有了，反而导致未来更大的腐败。
四个全面最重要，就是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主体，也是中国的改革主体，如果这个主体出了问题，下面的都会成为问题。
我觉得从严治党还要把法治引入治党，我们现在对法治并不是狭义上的法治概念，是依法治军、依法治理社会、依法治理经济，执法者本身也是在依法治理社会。
我们的反腐败要走向王岐山书记强调的先治标后治本，这是对的，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不治标也不行，治本则是走向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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