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7100万人，只有５年时间
近期结束的有关“脱贫”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要求到2020年绝不允许有任何地区和个人生活在“贫困”以下，全国全面实现“小康”水平。中国人民距离实现第一个中国梦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
这个目标令人振奋，令人期待。因为这毕竟是近二百年以来中国无数英雄为之奋斗献身的事业。
但是，“脱贫”这场奋斗注定是场艰苦的“持久战”。凡是懂得战役的人都知道，暂时攻城略地易，长期守城保地难。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实现某个经济指标可能不是难事，因为集中优势力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长期保持这个目标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长期保持”需要的不仅是“一鼓作气”的勇气，而是综合实力持续发效的能力。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一定能够实现“全民脱贫”和“全面脱贫”的目标，然而能否让中国人口长期保持“无贫”状态却是对中国的最大考验。
在金融行业，人们熟悉一个“实时指标”：即到某个时间点各家银行需要向人民银行上报在这个时间点的“存款数”，并以此作为各银行业绩的依据。但是过了这个时间点，各家银行的实际存款数大幅下降，却不会对那个业绩产生任何影响。在处理“脱贫”问题上，我们必须确保避免“实时数”和“长期值”之间的的断链，保证两者之间的顺利接驳和可延续性是关键。因为我们要求实现的不是暂时的“脱贫”而是“永久脱贫”。
“贫困”是一个标准，也是一个“状态”。据统计，中国农村仍然有大约7100万贫困人口，是指年均收入低于2300元（2010年的价格指数）的人群。如果单解决年收入问题，似乎并不难，然而如何解决“贫困状态”却是真正的辛苦活。
“贫苦状态”不仅存在于农村地区，还存在于城市。这种“状态”不仅存在于“收入”，而是体现在“支出”上。如果我们把“贫困”标准从“年收入”改为“年支出”低于2500元即为“贫困”，这将大大提高“脱贫”的含金量，而且具有真正的可信度。
要彻底解决“贫困状态”就必须解决产生、制造“贫困的土壤”。不彻底铲除滋生“贫困”的土壤，“脱贫”就将是一个周而复始，反反复复的痛苦过程。许多拉美国家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产生“贫困”的土壤主要存在于我们的政策、观念和相关的措施中。例如在就业、产业和创业的政策的“再改革”是清除这种“土壤”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处于一个新的“装修期”：对虽然经过改革，又证明不适用的发展模式进行“再改革”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处理涉及“脱贫”的民生问题上，许多领域面临“再改革”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和挑战。
“脱贫”涉及不只是解决穷人的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他们的长期、可靠和稳定的工作。有了工作就有了收入。所以，对现行的税收政策和社保体制进行深入的“再改革”就成为消除“新贫困土壤”的“后发条件”。
我们还要注意产生“贫困”的阶梯性。一般规律而言。人们的“贫困”经历三个阶段：年轻时，壮年时和老年时。而绝大多数的“贫困”发生在进入“老年”阶段。由于中国没有完善的退休养老制度，许多人在将老未老之时，极易失去工作和就业机会，使这些人群变得“脆弱”和“敏感”，身体状况日益下降，病疾缠身，是催化“新生贫困”的主因。中国面临人口老化的压力，说到底，是一个老化人口极易变贫的压力。这个压力的解除，必须要求政策的扶持和“再改革”，因为当中国的老年人口解决了“贫困”，中国就搬掉了压在头上数千年之久的“贫困”大山。
“愚公搬山”，在中国将成为现实。
“知识无力”的背后，是贫困的代际传递
（姜耀东）
近来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返乡笔记提到的农村年轻人“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热烈争论，可以
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道理，用最流行的网络语就是“Duang”——大家的观点和见解都是蛮拚的！
这些观点的核心就是关注如何改变农村年轻人的命运和前途，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其实中国不光存在城市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也存在着一大批低收入人群。目前，我国贫困问题仍然较为严重，而且贫困代际传递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在不断积累。大家对农村的年轻博士生王磊光“知识无力感”的更加关注，因为这显然是一个比雾霾更应严峻的问题：如何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农村的年轻人能通过穷二代的好好学习改变命运吗？少数幸运儿可以，如潘石屹。这个父亲被打成“右派”、爷爷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从甘肃省天水市潘集寨村出来后，通过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与妻子张欣女士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而且只有1963年出生的潘石屹可以，因为他上大学时全国一片穷，城市虽比农村好，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基尼系数不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24左右。现在即使还是这个潘石屹，可能就做不到了，因为现在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9。如今是资本（财富）决定命运而不仅仅是知识。况且白富美的“张欣”放到现在还能否看得上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屌丝，还是一个问号！
我们再拿一个普通家庭来分析。例如来自甘肃某村子的潘水屹，其成就虽没潘石屹辉煌，但也是成功人士：78年上大学，后来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大学工作，取妻成家生子。潘水屹还有一个弟弟潘土屹，但当时没考上大学在老家谋生，也成家生子，且儿子和潘水屹的儿子同年出生，只是小几个月。这两个孩子现在的命运如何？潘水屹非常有兄弟之情，一直鼓励并从经济上资助其侄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两个孩子都很优秀，现在都在北京博士毕业并有了工作。这两个孩子的未来生活如何？由于潘水屹的大学有一套单位分的福利房，和大多公职人员一样还买了一套商品房，因此他的儿子就有两套法律意义上的北京住房。而他的侄子虽然在甘肃老家的村子里也有一套当地相当不错的宅子，但在北京没有住房。这两个孩子虽然拥有同一个农民爷爷，也都很优秀，但个人拥有财富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以目前北京的房价，城里的这个孩子由于拥有两套住房甚至可以不用工作，而农村里的这个孩子干一辈子，可能在财富上还是赶不上城里的孩子。潘家这两个孩子的贫困代际传递由此产生，这个农村来的潘家博士生，自然而然就会有了如同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般的 “知识无力感”。
对一个社会而言，贫困的代际传递比贫困本身更可怕，贫困代际传递可能是农村的年轻人（也包括城市贫困家庭中的年轻人）“知识无力感”直接主要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要解决穷二代“知识无力感”的困惑，归根结底还要靠不断改进的制度，从制度上阻断社会财富的不合理传递，从制度上为贫困人口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保障，从制度上给予贫困人口改变自己命运的手段和能力！
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通过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其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有理由相信，穷二代“知识无力感”的困惑会在不远的将来，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过程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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