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债务问题将成为制约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常量。
美国成为全球主导者始于其经济在全球的主导。经济的不断发展能够为其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提供前提性的资本支持。在诸要素当中，经济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从经济的角度观察美国霸权的走向，具有前瞻性的意义。美国经济没有衰落，意味着其全球霸权仍然存在。如果其经济长期衰落，则其全球霸权地位堪忧。
美国目前仍是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国家。但经历了2007年金融危机的美国，国内出现了新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因素，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了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使得美国经济此次要延续此前经济衰退后的惯常路径而重现经济霸权，出现新的变数。
经济虚拟、结构失衡与债务承压
美国经济崛起于工业时代。纺织、铁路、钢铁和石油等产业，铸就了美国经济的坚强筋骨。美国抓住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发挥有利经济因素，依靠其制造业优势，迅速提升其在全球的贸易比重，并积累巨额贸易顺差，最终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权。强大的工业构成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石。
然而，美国在工业领域曾经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已不复存在。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高峰时期的近40%滑落到2002年的30%，并在2012年进一步跌落至17.4%。美国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30%降至2012的11.4%左右。
最新两年制造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上升，达到了12%左右，但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与制造业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业和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持续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业在经济领域的比重过大及其泡沫破裂，导致了美国2007年的金融危机。
为应对和走出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市场也在逐渐修复和适应当中。当欧洲和日本一起几乎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的同时，20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2.4%。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这一增长速度不仅大大快于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而且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相比也毫不逊色，其增速甚至要超过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经济确实存在回暖趋势，未来3%甚至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不是没有可能实现。这再次反映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某种韧性。
但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2007-2008年的经济衰退是“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为严重的衰退，理论上讲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应该可以出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反弹。与理论可能性相比，美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如果从更为关键的推进结构调整以避免新的经济失衡来看，美国经济迄今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经济虚拟和结构失衡等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其国内储蓄率在经历了前两年的回升后又趋势性下滑，制造业也未能真正重振。
换言之，美国经济现在的增长还是主要依靠由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的国内消费，而非其他。例如，美国2014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5%，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以该季度为例，国内消费在美国经济中仍然发挥着极为突出的作用。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在内的美国国内总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83%，甚至还要高于危机前80%的水平。
两者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之和高于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美国确实通过增加国内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总体上仍然是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延续，不是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基础上形成的增长。
美国制造业正在衰落，其国内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弊端，对此恐怕不会有太多争议。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正摆脱依赖制造业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率先迈向新一轮技术革新引领的新增长时代。而新的技术革新将会取代传统工业生产，成为全球经济下一个主导性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美国经济依然会再次领先。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美国并非有意“抛弃”制造业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一种客观后果，与其说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是其主观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全球化时代分工的市场必然。
面临美国劳动力成本日益高涨及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好的投资环境的趋势，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在美国的制造企业外迁至其他国家，这直接导致美国经济中制造业比重的不断下滑。奥巴马力推的“再工业化”，也是为了扭转经济虚拟化，吸引全球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的制造业回流。但显然，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努力尚未取得显著成效。
第二，美国当前技术革新情况到底如何？谈到美国当前的技术革新，通常有两大行业被普遍认为具有代表性意义：页岩油气行业和信息技术行业。页岩油气行业是公认的美国近期最具突破性的技术革新，能为美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从数据来看，2009到2012年期间，以页岩油气为主要构成的采矿业是美国各行业中增速最快的行业之一，2011年和2012年的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9.9%和14%，采矿业这两年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更是达到12.7%和12.5%。
虽然在2013年美国采矿业在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作用有所下降，但是2014年采矿业的实际增加值增速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达到11.5%和25.6%。这确实表明了页岩油气投资的快速增长。即便如此，美国页岩油气能否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仍然值得怀疑。大多数地区的页岩油开采存在着高递减率（decline rate）的问题，页岩油公司必须不断加大投资、加速开采和增加油井数量才能保持和提高产量。
特别是考虑到2014年年中以来全球油价暴跌对页岩油生产的巨大打击，美国页岩油行业的赢利及增长情况有可能会恶化，从而可能拖累，而不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综合各种因素，页岩油气技术革新确实有利于美国经济，但这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是风险性。
那么，信息产业能否成为美国经济重新引领全球经济的突破口？这在目前恐怕也是存疑的。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形态，仍然是工业时代。信息化只是在其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以网络技术和互联网经济为核心的信息化本身并不能够产生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也无法推动生产力的根本变革。
信息化作为一种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要和工业、服务业以及农业相结合，其根本作用在于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生产成本、增加物流效率、扩大民众消费。经济的信息化进程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作为支撑，美国将更加走向虚拟经济和倚重消费。而且，美国在信息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也未能成为其经济全球竞争的独特优势。无论是其国内互联网经济体量，还是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或者是互联网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美国与后来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一大负债国。适度的国家负债有益于推动经济发展，但美国现在显然存在债务过度的问题。在奥巴马就任总统的六年里，美国国债从不到10万亿美元攀升至18万亿美元，增加了8万亿美元，国债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能够在短期内迅速筹借如此巨量的国债，确实展示了高超的国家能力，也是其国家信用的体现。从技术层面和政治影响来讲，美国似乎已经走出了财政危机时刻。然而，美国债务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在长时间内存在，巨额债务问题将成为制约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常量。
为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美国财政预算总体处于和平年代的最困难时期。任何关于美国经济走势和政策制定的讨论都应考虑其债务重压这个背景，而不应将其忽略。债务不仅是经济问题，影响美国财政或者是利息支出等等，而且是外交和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在全球的资源投入水平。由于债务约束，美国需要缩减外交和国防开支，这限制了美国外交的实际资源投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效果。
民主体制的经济成本
美国经济不单面临着上述经济问题的挑战，而且正在遭遇严重的国内政治障碍。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模式，民主是美国国内政治的核心制度。民主并非免费，它有昂贵的成本。这种成本不仅是狭义的选举成本，更是广义的政治经济成本。民主体制也并非一直能够自我更新和纠正，相反，既得利益集团在民主制度下更能以合法的方式阻碍迫切需要的变革。
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在和平时期运行了较长时间的国家而言，不断强大的利益集团、日益娴熟的游说技巧、针锋相对的政治极化和生硬僵化的议事规则等因素相结合，导致民主制度累积的长期成本正在显现，造成民主体制的经济成本愈发增加，让改革的努力更加困难。
在美国，选民通过投票决定政党或者政治家是否当选。为了赢得选举，政党或者政治家必须要对选民的诉求加以关注。选民在经济上的重要诉求是希望政府确保各项社会福利的稳定和增长。为了获得选民支持，政治家通常会在竞选期间允诺当选之后会制定政策增加福利水平。
美国的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三项：健康开支、医保开支和社会保险开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在此三项上的开支快速上涨，从1989年的32%升至2014年的50%。在经济增长及财政收入增加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总体上尚能承担、消化福利开支的不断扩大。
问题在于，即使在发生2007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上述三项福利开支的财政支出并没有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相应地压缩，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福利的开支在经历了2009年的短暂下滑后，在2010年又迅速回升，在2012年更是达到历史新高。而同期，美国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仍处于困难当中。
为了满足选举的政治逻辑，美国政府只得牺牲经济逻辑，通过扩大举债的方式维持居高不下的福利支出。福利开支的刚性扩张，以及长期脱离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实际水平的超规模扩张，其后果就是压制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其他领域的必需开支，限制了美国政府更好统筹运用财政收入，导致其不能集中经济资源，因此无法快速实现经济复苏。
对于不断扩大的用于福利的财政支出，美国政府本可以通过增加税收、特别是公司税加以弥补。美国公司利润总额呈不断上升趋势，2013年达到21069亿美元，其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5%，两者均为历史最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公司缴纳的公司税占公司利润总额、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都在不断下降，同年上述三项指标分别为12.9%、9.9%和1.6%。
为何美国公司赚取了更多的利润，而其缴纳的税收、对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贡献却不断下降？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公司的大量利润创造于海外，或者把利润转移到海外。美国目前的税法尽管规定最高可对本国公司的利润征收35%的联邦税率，但同时又提出美国公司的国外利润如果不返回美国，就可免征公司税。这促成大量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在国外的运营以赚取国际利润，或者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方式把国内利润转向国外。
要改变这种现状，美国国会需要对美国税制进行修改。但是，税制改革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与美国国内政治直接相关。共和党和民主党均提出过不同的税制改革建议。总体而言，民主党倾向于严厉打击国际逃税，通过略微降低税率来吸引美国公司海外利润回流，而共和党则主张更大力度地降低税率，反对对美国企业全球范围征税。
美国跨国公司采取各种游说措施，希望美国国会能够更多地降低税率或者实施汇回利润税收减免。美国资本非但没有表现出奥巴马总统所呼吁的“经济爱国主义”，还利用美国政治分权制衡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寻租，阻止了对自身不利的法案的通过。
选票绑架民主，导致过度福利；资本裹挟政治，形成税收逃避。一方面为了争取选票而不断扩大福利，另一方面在资本的游说下又不能征收更多的公司税，美国财政赤字很大程度上肇始于政治原因。这种困境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的整体困境，但在权力制衡的“民主美德”下，空有热闹辩论却无人对此真正负责。国家面临民主体制的弊端束缚，不能积聚必要的财政资源实现国内经济增长。
民主体制的部分失灵不仅导致了美国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而且带来了低效甚至是无效的经济政策制定。国内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弊端在美国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场世纪危机，美国政府受制于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没有迅速做出反应，未能提供足够的刺激资金，错过最佳救市时机，导致危机持续恶化。
恰逢危机爆发于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两党着眼于大选，把赢得大选置于应对危机之前，争相把代表党派立场和利益的诉求纳入到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当中，使得经济刺激计划糅合了诸多不合理的项目，限制了其效用。
在国际经济层面，同样由于党派斗争的存在，美国总统长期无法获得国会的贸易促进授权，因而无法快速推进美国参与和主导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意义。
另外一个案例是美国国会迟迟不通过美国政府早已承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案，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损害的是美国的外交软实力和国际信用。
战争、联盟与安全：变化了的国际经济基础
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出现了问题，国际环境也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就国际环境而言，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非正常状态下成长、发展、崛起，进而获得全球霸权的。美国崛起的一长段历程事实上处于全球主要国家进行军事对抗的非和平或冷和平时代。它偏于北美，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火药桶——欧洲，从而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
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非正常状态下崛起的
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受到爆发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而且借此扩大了对传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立即进入冷战模式。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国家的经济诉求让位于安全需求。美国在捍卫“自由世界”安全的名义下，全力打造以其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苏联解体后，美国进一步登顶全球权力巅峰，真正确认了其毫无争议的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的经济发展史，从国际经济和国际权力互动的角度而言，集中体现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坐收战争红利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权，这期间有两大标志性经济事件：《租借法》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美国通过《租借法》，逼迫英国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不断做出让步，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彻底宣告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货币。这两大经济事件可以说是英国面临战争时期的严峻困难而被迫接受的经济安排。美国利用这样的时机，迫使英国接受美国全球霸权的正当性。假如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国力的根本伤害，美国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获得全球霸权地位。
第二种是对抗的经济联盟模式。美国通过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联盟，借此隔绝和遏制战略敌人。在美苏争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美国和同样实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组成联盟，这一联盟在安全上的依托机制是北约，在经济上的依托机制是由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机制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经济联盟总体而言具有排他性，很强的进攻性，不仅排除了苏联及其附属国家，而且联合起来对苏联等国家进行经济孤立和制裁。美国借助联盟的总体经济优势，调动联盟各成员的经济力量及充分掌控国际经济资源，与苏联进行集团性的对抗。与之相比，苏联主导的以经济互助委员会为载体的经济联盟体量较小，难以发挥规模效应，无法与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竞争，最终以苏联的经济崩盘和政治解体告终。
第三种是经济政策安全化的体系内竞争模式，在自身主导的经济体系内，美国突出安全因素，强调安全比经济优先，借用安全威胁推行霸权性的国际经济政策，迫使其盟友放弃经济主权，接受美国推行的单边性不平等经济政策。这突出地表现在冷战期间所发生的两大典型事件：一是尼克松总统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美国通过这种行为逃避其国际经济承诺和责任，获取了不受约束的美元垄断地位；二是美日“广场协议”。
冷战期间，美国对于日本的安全具有关键性影响，美国利用这种安全优势地位和日本进行汇率谈判，日本被迫接受“广场协议”，开启日元升值进程，日本经济逐渐走向“失去的20年”。这些事件发生在冷战期间，美国的经济竞争者为了应对更为迫在眉睫的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不得不放弃对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
冷战结束宣告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对抗成为全球新趋势，全球化重新获得强大动力，国际政治也因此重归正常轨道。以往助推美国国际经济霸权地位的战争和冷战这两大非经济因素不复存在。在正常环境下，那些美国曾经在非正常环境下所拥有的独特优势恐怕难以继续，这样会削弱美国的国际经济优势基础。
经过冷战后20余年的全球化进程，各主要大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国际多边自由经济机制已经覆盖所有主要国家。新兴经济体总体上仍在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系之间也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
各国利益复杂交融，没有明确界线，根本性的制度鸿沟不复存在，冷战期间那种和安全联盟高度重合的经济联盟丧失基础。在没有根本性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盟友大都可以自主地制定国内经济政策和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美国以往借助安全因素来塑造经济同盟的国际经济动员能力大为下降，更多的是通过经济协调的方式来应对全球经济问题。
影响美国经济霸权的中国因素
经济霸权，既是绝对概念，更是相对概念。经济霸权不仅要在国际体系中保持第一的位置，而且要与第二之间有明显的差距。如果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第一，但领先第二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很接近，那么美国在经济意义上的霸权就存在问题。指出此点并非玩弄概念或者定义，而是因为其和第二差距多少确实将影响美国维护和延续其霸权的能力。
事实上，美国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比重并未有显著下滑，仍然维持在20%以上。如果没有中国将近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事实上会增强而不是弱化，其与第二位（假定还是日本）以及军事上可能带来挑战的国家（如俄罗斯）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问题在于，中国的发展极大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2014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按照汇率计算，中国2014年63万亿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接近美国60%。折衷而言，即使中国经济总量没有如购买力评价法所展示地超过美国，也要比汇率计算法所反映的60%要多。即使根据汇率法计算，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一半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经济增速的两倍，那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肯定也将超过美国。
假定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3%这一非常快的增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只要保持在6%以上就可超过美国。如果考虑到两国未来5～1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实际差异，近期中美之间根据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接近以及位移是大概率事件。
另一个国家（中国）总量和美国接近意味着什么？这首先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权力会受到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自19世纪中后期美国登顶全球经济总量第一以来，从未有过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如此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接近预示着全球经济体系将不再完全以美国为核心，而是将出现中美双核并存局面。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已经是超过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目前这种贸易伙伴更多体现在对华出口层面，如果中国对外贸易在继续发展中实现出口和进口大致平衡，中国市场的全球重要性会进一步提高。同时，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制造大国、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并不刻意挑战美国的经济利益，但是中国经济总量以及上述指标的客观上升会改变国际经济发展周期，重塑国际经济格局。
在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各种经济要素大体上要根据中美两国间经济实力分布加以配置。中国所积聚的经济资源会更加上升，调配和统筹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也会增强，而美国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掌控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将相对下降。在国际经济规则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借助其经济实力，创设和落实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为代表的地区性经济合作机制，并将在全球经济机制层面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为核心的改革。
中国在国际经济机制方面的诉求不仅带有正当性，而且由于其自身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也有能力更好地推动这些机制诉求的实现。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已经凸显，如若以更高的要求——把经济影响力自由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力量确实还存在障碍。
然而，客观而言，中国经济在地区及全球层面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版图，使绝大多数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要考虑中国因素。未来即使中国不主动谋求经济的战略和安全效用，其经济影响仍会自然外溢至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例如，绝大多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在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必须要重视中国的反应，不会有强烈意图去主动冒犯中国。
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能否锁定中国、重启冷战期间对抗苏联的经济遏制模式？答案是否定的。通过长期与中国开展经贸关系，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坚实且广泛的支持对华贸易的受益群体。它们会自发且熟悉地利用美国民主的政治体系特点，“否决”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选项，维护正常的对华经贸关系。美国国内迄今出现的各种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反映了美国部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受损的利益集团的贸易情绪，具有行业性和个别性，远非基于广泛国内战略共识的对华经济遏制。
在国际层面，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美国盟国，也同中国建立起于自身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经贸关系。它们或许在某些经贸领域或者某些议题上和中国存在摩擦和争端，但这是正常情况。中国不会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对这些国家形成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重大威胁。美国作为霸权国，可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对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有力冲击，但是其他国家没有美国“确保第一”的霸权思维和主导意识，它们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如果中国能够为他们提供经济增长动力，带来经济繁荣，这些国家将乐见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除非发生中国发动对外战争等影响全球秩序等极端事件，美国根本无法动员或者逼迫这些国家，构筑一个多边、全方位的对华经贸制裁或者遏制集团，通过制裁或者遏制的方式把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紧密经贸联系剥离开。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具有特殊性，这和以往的经济崛起国不同。一方面，中国不是苏联，没有被美国锁定为对手，也没有意图挑战和取代美国；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日本或者德国，没有在安全上主要依靠美国，因此具有大国崛起所必需的安全独立性。
此外，中国自从选择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就和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了深度相互依存。中国的经济成长于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不会主动选择去挑战或者破坏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更不会选择自我孤立和隔离。对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中国也是选择了合作，而非对抗和冲突。
中国长期购买、稳定持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充分释放了中国希望中美合作的战略信息。当然，中国也不是国际经济体系的无条件服从者。中国会根据变化了的国内以及世界经济情势，在维护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去改革、完善这一秩序。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也是国际经济体系进化演进的必然。
世界秩序愈发均衡
就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而言，经济崛起国有两大类型。其一，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崛起国，这些国家事实上还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原有霸权国。德国如此、苏联也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在经济实力上更加靠后的挑战国。它们只是在经济总量上曾经接近霸权国，然后就止步于此，甚至退步不前；其二，那些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原有霸权国的崛起国，这些国家后来总归成为全方位的主导国家，这同样没有例外。英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新的全球主导国在经济领域超过原有霸权国后，在其他领域也会逐渐超越。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成功的崛起国所拥有的那些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直至超越原有霸权国的深层因素，其实也可以推动其他领域不断往前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是一系列国力指标中的先行指标，而非特殊指标。
相对于其冷战初期及冷战结束初期的权力巅峰时刻，美国现在的国力确实在下降，至少是在相对下降。在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不力的双重约束下，其动用国内和国际各类经济资源来服务其政治外交目标的能力受到限制。这在经济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拥有的各种国际主导优势中，经济优势可能是最先失去的。
在经济领域，美国将成为诸大国中的一国。这是对世界新秩序的预告，也是历史旧常态的回归。然而，在看到美国经济相对衰落的同时，也要承认美国的某些经济优势在短期内也不会消除，比如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制度霸权和在国际货币领域的美元霸权。
此外，即使经济优势不那么突出，美国依然具有综合性的战略弹性和综合优势。这意味着即使有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美国，也并不意味着有其他国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新的世界权力新中心。世界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处于权力缓慢转移、力量愈发均衡的秩序当中。在全球相互依存时代，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当务之急不是去急切地准备迎接一个后美国时代，而是要积极应对美国相对衰落的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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