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伊始，中美新的一轮竞争又开始了。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多年间，不光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明争暗斗”，在文化、科研、技术方面也是私下“较量”。2015年，《自然》杂志报告称，世界科研力量，美国贡献最大，中国贡献第二。2014年，《研究杂志》发表预测，中国的研发总投入将于2022年超越美国。

正当中国拨款用人全力追赶美国的时候。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公报，2014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3312亿人民币。2015年估计不会低于1.5万亿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计，这已与美国相当。而科研机构频发贪腐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过去数年，中国科研经费有60%被用于开会、出差！

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都用于开会和出差是有点说不过去，那为何中国科研经费将如此庞大一笔支出都消耗在开会上了呢？

根据《新京报》报道，中国在报道出的贪腐案件中，科研机构工作者频频登上黑名单。类似科研经费“开会出差”被侵占、挪用等的问题一再曝光。《新京报》认为，这直观的说明问题根源在现行的中国科研体制尤其是科研经费管理漏洞上。而目前来看，科研经费已经陷入了“投入越多，挪用越多”的怪圈。

报道称，中国科研经费管理粗放、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是科研经费滥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源于科研经费报销制度不合理。一些高校往往忽视了科研人员的人力成本、智力成本，忽视了他们为一个课题殚精竭虑耗费的苦心与付出的精力，这就逼迫科研人员只能凭发票、差旅费为自己报销。这其实也是科研经费被滥用的深层问题。

中国科研经费乱用，看来已经成为了比较普遍的现象，那美国是怎么做的呢？

虽然中美在科技领域争的不相上下，但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者，通过高研究水平保持世界竞争力。

美国由于设置、审计、监管很严格，并有相关法律，所以科研经费被贪污的事情很少发生。

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课题，要经过主管部门日常监督，研究机构内部控制，审计部门事后审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实现了研究经费使用的全过程监控。

此外，美国还特别注重依法管理课题经费，比如美国颁布了《总监察长法》《联邦会计和审计法》《单一审计法》等法律；如果科研经费被乱用查出问题，责任人就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根据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统计，美国联邦政府在2015年资助研发资金为150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1.5%，其中大部分资金分配给那些促进基础研究的部门，包括 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Department of Energy’s Office of Science）。美国学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将增加2.2%，达700亿美元。

另据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张有学介绍，美国科研经费中，通常包括用人成本。美国大学教授一般只从学校拿到9个月的工资，其它3个月可从各种基金里获得。工资在美国科研经费中占比相当高。美国各科研机构的开支通常都是开会＋野外＋分析＋实验用品等。当然，开支必须合理也会审查。

中国企业报：60%用于开会出差 万亿科研经费去向何处？

　　近些年，一批诸如广州科技和信息化局系统科研单位频发贪腐，引发各方对科技经费投入方式的广泛关注。而事实上，过去数年间，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于科技研发的，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

　　全国各级政府对科研的财政投入都是不小的。而中国企业自主研发为主体的格局尚未形成。至于科研经费如何使用效率才高、如何使用才能拉动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这是急需改革的方面。科研经费的使用究竟面临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科研机构：

　　监管乏力乱象丛生

　　在过去的数年间，科研经费使用所暴露出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

　　2014年，教育部通报4起科研经费使用违规违纪典型案件，5名大学老师骗取科研经费1600多万元。

　　此次通报的4起案件均为私吞科研经费的“典型”，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将科研经费划入自己控制的公司，其利用职务便利，采用编制虚假预算、虚 假发票冲账，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科研经费900余万元据为己有；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院长宋茂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借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存折冒名 领取劳务费，致使68万元国家科研经费落入其腰包；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教授李澎涛、王新月夫妇以虚假采购的方式向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支付上百万，涉嫌贪污 264万余元；山东大学刘兆平通过开虚假发票骗取科研经费341.8万元。

　　“虚列劳务费用冒名领取、借壳套现、虚开发票是科研经费贪腐案中常遇到的手段。”北京中煌洛辉律师事务所李平律师认为，但从犯罪方法来看，并不高明。

　　原山东财政学院“微山旅游规划”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57万元的49.75%。

　　“这样密集的单程火车票报销手段被课题组乐此不疲在近4年的时间里连续使用，且毫不加以掩饰。”李平说，可见利用发票套取科研经费已成为过去科研部门的手段之一。但一个问题是，看似低劣的把戏却能屡屡得手，这实在让人质疑。

　　问题不仅于此。广州科技和信息化局系统频发贪腐，同样引发各方对科技经费权利寻租的诟病。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长谢学宁、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副厅长王可炜、党组副书记张明等科技系统官员接连落马，数十人因此连坐。

　　“国内科研项目的审批存在多头管理，各个部门均有科研立项和投资管理的职能，缺乏必要的制衡。”山西科技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事实上，在科研项目立项审批阶段，就存在个人意志的取向，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利用发票就能套取科研经费的原因。

　　现实是，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数十人案发后，科研项目格式化带给科研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权力设置过于集中，监管自然乏力，就连广州市科信局现任局长马正勇亦对媒体坦言：“4000多个项目申报，可能相当大一部分符合申报的要求，给谁不给谁，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的空间。”

　　企业科研：

　　动力不足输血困难

　　让从事科研的孙华感到无奈的是，一家拥有低灰分的煤化工企业直到现在仍无力改变科研经费短缺的现状。

　　而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情况，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经费投入已达到151.5亿元。

　　孙华对记者说，近些年，围绕大学以获得科研企业资格的目标并未实现，他觉得，2016年，或许国家日益加大科技投资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起死回生。

　　但让孙华不安的是，过去，科技资金的使用分配以及信息工程的立项发包等环节普遍存在信息不公开、申报手续不规范等问题。

　　“过去，项目申报审批基本不公开，科技经费的投入大部分有明显的取向性，也就是说，给谁不给谁，全凭部门领导拍板。再加上有的项目公布的申报手续、申报材 料等具体事项不够明确，企业几乎处处碰壁，很难顺利获得科技经费。”孙华说，因此，一些名为科研实为“掮客”的中介机构势必提高抽成比例，这样做的后果 是，尽管企业得到低于预期和实际需求的科研经费，但这点资金还能在新技术发挥多大作用？

　　他还说，很多企业由于科研经费紧张，使得市场竞争力不足，相当于一个人的造血机能出现障碍，亟待输血，但是你让他在缺血的情况下还在奔走于血源之间，这怎么能行？

　　与孙华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陈平。

　　陈平是第几次来到科技局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作为地级市电商协会的负责人数次登门拜访科技局相关领导，试图说服领导在电商下乡的关键技术予以经费支持。“电商我们不懂，也没有经费。”科技局的答复让他难以理解。

　　在陈平眼里，国家对于科技经费的投入却是在年年增加。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2013年增长 12.4%，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9%，其中基础研究经费626亿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098家。2014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累计支持设立 213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574亿元，投资创业企业739家。2014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236.1万。

　　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北方各省在R&D的经费支出和强度上各有亮点。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最多的6个省（市）为江苏（占12.7%）、广东（占12.3%）、山东（占10%）、北京（占9.7%）、浙江（占7%）和 上海（占6.6%）。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 江、山东和陕西等8个省市。

　　但陈平需要面对的是，其所在地区科技经费支出依然乏善可陈，至少在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依然靠后。

　　万亿元科研经费怎么用？

　　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

　　而早在2012年科技部调研室主任胥和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015年全国科技研发投入经费不会低于1.5万亿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和美国相当。

　　在浙江温州，一个可喜的现象是，2014年全市有944家企业设置了研发机构，较2113年增长21.2%，增幅居全省第3位；企业R&D活动人 员（研发人员）为3.99万人，同比增长8.9%，增幅和总量均居全省第3位。2014年全市有1287家企业开展R&D活动，同比增长 26.6%，增幅居全省第3位；全市企业R&D经费支出相当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36%，全省第3位。全市工业新产品产值达1029.99亿 元，同比增长39.9%，增幅居全省第二位。

　　在近千家企业研发机构中，有3家在2015年成功荣升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其中，力邦合信年投入科研经费占年收入的比重超过了美国苹果公司。

　　然而，科技创新在中国推行数年后，中国企业的自主研发却大多还停留在初级规模。山西省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郭志勇认为，尽管浙江企业R&D形势乐观，但从中国北方来看，除北京、陕西和山东外，大部分省市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还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