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供给侧改革需要与供给管理相协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当前供给管理的重点工作，其中，去产能是供给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去产能刻不容缓
首先，本轮产能过剩具有程度重、持续时间长、行业多、腾挪空间小的特点。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玻璃、造船、冶金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个别行业不到60%；截至2015年底，PPI已连续47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涉及行业不但存在于传统产业，还蔓延到风电设备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加入WTO前的产能过剩相比，本轮产能过剩遇到了发达国家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夹击，寄希望于国外市场消化产能过剩的空间缩小，尽管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可能难以达到以前的效果。
其次，落后产能已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大规模存在，不仅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能源，破坏了环境，恶化了资源配置，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债务负担，累积了经济泡沫和经济风险，更主要的是挡住了新兴产业成长的通道，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拦路虎”。
再次，去产能可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动力。去产能虽然会带来阵痛，但只要我们咬牙挺住，就可以除旧布新、凤凰涅槃、获得新生。去产能可以倒逼地方、行业、企业加快发展高附加值、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的新产业，真正依靠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推进信息化等来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强大动力。
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
产能过剩有周期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两种。周期性产能过剩有些是正常的，因为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波动的特点，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称情况，某些企业由于判断失误、投入过多而出现产能过剩，其程度不会太重、范围不会太宽、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而结构性产能过剩则是由于体制和模式原因而产生的大范围、长时间的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害更大，是我们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对象。本轮产能过剩部分表现为周期性产能过剩，但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产能过剩。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与工业化阶段转换有关。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化开始进入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房地产、重化工业等行业快速发展，诱使煤炭、钢铁、电解铝、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业的企业按照产能的最高限来设计生产能力。但随着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重化工业阶段开始由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进入到知识或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煤炭、钢铁、电解铝、水泥、玻璃等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的高峰期已过，于是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另一方面，与干部考核制度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GDP为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GDP、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权重很高，于是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对GDP贡献较大的产业发展。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即使部分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也不会自动及时出清，而是会以种种办法维持产能过剩，以实现GDP 的高增长。
同时，2009年推出的四万亿投资和十一大产业振兴计划等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对保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产能过剩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了一些本已过剩的行业出现进一步产能过剩。
去产能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去产能是一项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同时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去产能首先要发挥好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和GDP导向干部考核制度。正因为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才导致企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规划产能，而是按照行政命令来扩大产能，由此导致产能与市场需求脱节。因此，去产能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首先，要让市场主体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其次，要推动价格机制改革，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完全市场化，避免不合理的价格信号对产业发展带来错误诱导；三是引导政府切实转变职能，尊重市场规律，不强迫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但单纯靠市场去产能也存在缺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我调节的周期太长；二是去产能带来的失业、债务、呆坏账等问题，仅靠市场无法解决。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还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政府不能做“甩手掌柜”，而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去产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特别是技术标准、质量标准、能耗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通过提高标准引导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再次，要制定合理的财税、金融、土地政策，做好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作；最后，要加强协调与管理，妥善处理好去产能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去产能必须改革干部考核制度
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干部考核制度，因此去产能就必须改革GDP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
产能过剩源于粗放的发展模式，而粗放的发展模式源于干部考核制度。如果不改变干部考核制度，发展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产能过剩就不能解决。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产权保护、福利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对干部的考核应紧紧围绕公共服务展开，而不是主要围绕GDP增长展开。
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就要降低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权重，提高生态环境、资源节约和能源效率、民生类指标的考核权重。当然这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还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
以可控方式释放产能淘汰风险
在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中，我国积累了落后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过多、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经济风险。在所有经济风险中，落后产能过剩尤为引人注目。有些经济风险只有释放才能化解，若一味防控只会累积风险，以至形成系统性风险。但有风险不可怕，只要我们正视风险，及时科学应对，就完全可以化解风险。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落后产能过剩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但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少阻力：许多企业在找不到新出路的情况下往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地硬撑着发展；银行怕暴露不良资产，只好继续向“僵尸企业”输血；一些地方政府怕影响社会稳定，不愿淘汰落后产能；许多国企的员工怕失业，希望企业落后产能继续运转。
确实，淘汰落后产能会产生如下风险：首先，淘汰落后产能，如果没有其他接续产业跟上，会导致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淘汰落后产能与形成新产能应是同步的，但在目前情况下，淘汰落后产能与形成新产能可能不同步，由此导致产业和产品可能出现断档。再次，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下降。特别是对那些落后产能集中又缺乏现代接续产业的地区来说，淘汰落后产能，将大幅减少财政收入。还有，金融信贷风险增加，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部分企业会破产，部分生产线会被淘汰，由此引发企业资金链的风险，进而增加银行信贷风险。最后，淘汰落后产能，会淘汰部分企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下岗人员增加。
针对以上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的风险，有两种处置思路：一种是严防死守，以宽松政策不断输血，不打破刚性兑付，不退出和重组“僵尸企业”;另一种是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和重组“僵尸企业”，同时做好社会政策托底工作，将风险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前一种方式短期好看，但长期系统性风险很大，后一种方式短期有阵痛，但长期可避免系统性风险。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提出“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这说明已明确要尝试后一种处置思路。
如何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淘汰落后产能中的风险？
一是加强统筹规划。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行业进行分类处理，要把握好淘汰的节奏。
二是加快培育接续产业。关键是加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附加值较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三是深化“银政企”协作。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的“银政企”合作机制，三方定期进行沟通与协调，处理好债务和呆坏账问题。
四是加大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对相关企业进行扶持。制定财税、金融和土地等激励政策，鼓励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
五是保障企业职工的权益。为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妥善安置好下岗职工。
范晶晶：围观日本去产能，我们能学到什么?
从日本去产能的经验中，看看我们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现在，全国两会正在热火朝天地召开，市场也进入两会时间。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供给侧改革成为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从已经结束的地方两会来看，各省份都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2016年首要重点任务，并部署了一系列硬招。 其中，从需求面到供给侧, 结构性去产能也颇受外界关注，本文梳理了日本去产能的经验，看看我们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高增长终止 日本迎来结构性萧条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终结，叠加石油危机等外部冲击，供需矛盾恶化，产能结构性过剩。
内需放缓加上外部冲击导致产能过剩。内部结构上，快速积累的资产规模导致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也从70年代初急剧减少，在60年代以家电等为代表的爆发式内需在70年代也已饱和。
与此同时，日本还接连遭受外部的不利冲击。1971年夏，美国退出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日元被动升值，企业利润受到较大冲击；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国际油价从3美元飙升至13美元，引发了国内输入性通胀。
内外交困、供需差额之下，日本产生了结构性萧条的局面。
如何有效去产能 唯有供给侧发力
面对经济的持续下行，日本政府从1975年开始就不断出台各种应对措施。在整个去产能过程中，其政策的主要路径包括：
第一阶段：刺激需求（1974-1977）——收效甚微
在结构性萧条出现之后，日本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措施，加大公共领域投资，财政支出逆周期增加，但受限于总需求低迷，成效甚微。
1974年，财政加大住宅、下水道等民生支出，日本政府期望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刺激需求。1976年，财政继续加码，制定并实施以促进公共事业为中心的投资对策。此外，还减免所得税。1973-1977年，所得税年平均减少3700亿日元，实际税收平均下降了5%左右。
不过，从最终结果来看，效果似乎并不好，内需还在持续下行，民间投资进一步回落，1974年投资增速较1973年降低13.4%，民间投资GDP 占比从1973年的21.2%下降至1975年的17.4%。
第二阶段：供给侧去产能（1978-1983）——效果明显
在需求端托底政策见效甚微之后，日本政府随后转向供给侧去产能。和需求刺激政策相比，效果较为显著。政策主要集中于：
一、加速处理过剩设备，废弃两成设备
针对原材料等产能过剩行业的萧条，日本政府严格规定了从1978年到1983 年间，主要的重化学工业（如平电炉、炼铝、纺织、造船、化肥行业等）废弃和转让处理过剩设备的规划。
根据不同行业分别确定废弃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在实行国家指导的同时，对于丝织品业、人造短纤堆棉织品业、制袜业、中小纺织业等中小企业集中的行业，通过有效利用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的共同废弃设备事业贷款制度，废弃两成左右的设备。
二、加速企业合并重组
日本政府还规定对萧条产业企业的合并进行税收减免。在产业发展低迷和政府的推动下，出现了战后日本企业合并重组的高潮，尤其是以大型的并购重组为主。
伴随大规模并购重组，从业人员也随之下降，以造纸、化工、钢铁、纺织、服装为主的传统制造行业的收缩尤为显著。
三、海外投资转移过剩产能
对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能转化也是一条较为成功的路径。日本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以“雁阵模式”将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渐次外移。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龙”、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
四、设立产业调整援助基金，解决“后顾之忧”
日本政策规定，企业若封存和淘汰设备，在进行新投资时，就可以按比例得到优先或优惠贷款或采用特别折旧率，或者按封存和淘汰的设备数量，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后一种做法有时也采取政府向企业“购买”旧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方式，即所谓的“收购报废”方式。
五、去产能的货币政策配合---日元贬值、总量偏紧
在整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元在持续贬值34%，而以M2为代表的货币供应则相对偏紧。1978-1983年，日元兑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期间贬值幅度达到34%，成为提振出口的重要力量。
在国内货币政策上，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在1978-1983年间，M2同比不断降低，且实际贷款利率在不断上升。
去产能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宏观结合微观层面的产业政策，货币方面更多是配套定向的结构货币政策。产业基金用于报废设备，通过发放长期低息贷款促进企业转产。通过特别折旧制度和租金税收减免来推动萧条性行业的调整和转换，要求日本金融行业对私有企业的节能设备提供低息贷款，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效地信贷支持。
我们能从日本经验中学到什么？总结日本的去产能经验，从中可以看到：
首先，去化结构性产能过剩，供给侧产能压缩比需求端刺激来得更有效。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时期，经济趋势性下行期间，需求刺激只能短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供需矛盾，治标不治本。唯有产能真正去化到新的需求相适应的水平，才能使得在供需上达到新均衡。
其次，海外转移空间有多大？和日本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同，当前全球经济处于资产负债表重构时期，全球贸易增长持续放缓;当下中国过剩产能向周边国家转移的空间较为有限，“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有望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能输出地。
最后，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并不利于产能去化。在供给改革过程中必然带来经济增速下行等影响，为避免断崖式下行以及保障基本的就业稳定，就需要需求政策的“辅助配合。需求托底主战场应在财政政策上，货币政策若大水漫灌会弱化供给收缩政策，不利于过剩产能去化，但为了避免进入债务通缩陷阱，应辅之以结构性货币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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