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认为,只有穿越迷雾,才能看见阳光。只有看清目标,才能坚定信心。
当前中国经济的大势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相对的,是前进中的困难、转型中的困难,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发展阶段必然经历的阵痛。
如果用两种不同眼光看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一个是用传统的眼光,静态地、单一地看GDP指标: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6.9%,增速比2014年回落0.4个百分点。与改革开放前30年动辄两位数增长有不小差距,与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8%、9%,也有一些回落。
但是,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用国际比较、阶段比较、结构比较看,我国去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贸受到巨大影响的情况下,6.9%的增长速度就是来之不易、了不起的。资料显示,整个“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五年即1969年到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1998年结束,1993年至1997年期间,其GDP年均增长7.4%。可见,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是正常的。
从总量上看,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67万亿时,每一个百分点的含金量与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2015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量部分大致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过去的增长速度比过去经济总量低的时候有所降低,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从结构上看,如今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过去,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大。当前我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更加依赖科技创新。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
既然6.9%的速度是来之不易的,为何大家都感觉经济比较“困难”呢?因为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传统行业的去库存、去产能,一些传统产业将逐步削减,遇到一定困难。比如,去年我国电力、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增速急剧下降,而它们的基数又比较大,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拉到作用大大降低。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虽然亮点频频,如信息消费、新能源汽车、文化影视等等,但总的体量还不够大,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带来了占比较大的传统行业的困难,影响到了相关行业的收入,影响到了地方税收,也影响到了GDP增长速度。
由此可见,困难是暂时的,转型是必须的,我们的经济转型有方向,有行动,但是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渐渐过程。依靠资源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产业、传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不转是没有出路的,但是转就要压缩,就要去产能,这个过程就会产生阵痛,这就是新生分娩的痛苦。
从今天通向明天的路怎么走?我们首先要认清发展阶段,尊重发展规律,适应中国经济中高速新常态,坚定不移地走转型发展之路,科技创新之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减乘除”。既然老路走不通了,走不久了,通向未来之路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选择,我们必须主动选择、主动做减法、主动做除法、咬牙坚持。
当然,仅仅做减法、除法还是不够的,我们要保持经济增长,还需要做加法、乘法。下一步,对于面向未来的信息消费、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养老产业、高端消费、绿色环保等满足中国经济升级、满足人民消费升级的产业,要大做加法,对于现代高科技产业,要多做乘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并实现我国经济走向中高端,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其次,我们要深化改革、加强创新,实现“模式创新、机制要改革、动能要转换。”经济要升级,产业要升级,必须向改革要动力,向科技要动力。过去,我们讲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主要是从消费侧考虑的,是从“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创造需求,引领需求”的路径寻找发展之道。今后,我们更多要从供给侧考虑,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用创新来提供新供给、用改革来降低供给成本,形成符合需求有竞争力的供给。试想,如果没有乔布斯生产出苹果手机,哪有巨大的苹果手机消费?如果一个县城以前只有烧饼、油条,人们吃一顿早餐或许就是5元、8元,后来有了营养早餐,消费变成了20元、30元。
中国经济的明天在哪里?就在改革创新中,就在产业升级中,就在全体国人一起努力奋斗中,就在并不遥远的前方等待着你我!
新经济:DT技术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新思维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将带来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商业创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新经济”,“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要求。
“新经济”最早出现于美国1996年《商业周刊》的一组文章中,用于描述信息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新产业和新发展模式。如果说新经济的第一轮浪潮主要是由IT技术所引发的经济革命,策源地是在美国;那么当下正在发生的,第二轮的新经济革命则是由DT技术所推动,中国正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
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但是却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应用场景。中国在互联网经济的各个方面: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云计算、大数据应用、分享经济等,都具备了和美国一争高下的独特优势。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迅速将“新经济”纳入国策。显然,“加快发展新经济”不是局部考量,而是在“经济新常态”局面下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新方式。
“新经济”的主要特征
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脉动中,我们能感受到“新经济”蓬勃兴起的力量。其突出特征表现在:
·“云、网、端”新信息基础设施逐渐形成
“云、网、端”新信息基础设施正叠加于原有农业基础设施、工业基础设施之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据”新生产要素持续投入
可以持续的从量的角度增加数据投入,从质的角度深挖数据富矿获得新知识模式,技术进步由此产生,生产率提升获得了新空间,跨界创新融合源源不断。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微经济”三位一体、相辅相承
“平台经济”是基础、“共享经济”是实质、“微经济”是土壤。紧密联系的三者将构成中国新经济的基本形态。
·“跨境经济”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通过共享输出新信息基础设施及电商平台服务等能力,将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一起成长,实现全球经济的“普惠性”增长。
·“C2B”运作日趋主流
C2B不仅是个性化定制,也不局限于消费品生产领域,其代表了由互联网所驱动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
·“协同治理”机制已成共识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平台经济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国内、国际互联网经济治理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是为各方认可的应对方式。
新动能:“新经济”的价值释放
原有增长动力遭遇挑战之际,为促进生产要素升级和分工结构优化、形成生产率持续提升,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难得机遇、全面推进“新经济”发展,就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将带来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商业创新,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促进传统要素的有效投入
通过电子商务等方式,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地域之间的界限、行业之间的壁垒,实现了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依托平台,众多小企业(个人)互动的网络化生产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围绕少数大企业的链式生产体系,激发了任何一方均无法独立完成的“开放协作式创新”,降低了大规模经济波动的风险。
·加速国内消费潜力的释放
在拉动内需增长上,互联网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BCG报告预计到2020年,网络购物规模将达到约1.9万亿美元,42%的私人消费增长将来自于网络消费。
·实现生产要素的升级
“云、网、端”新信息基础设施,“数据”新生产要素喷薄而出,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见的机遇。
·达成结构优化的目标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一体化,国际化有了新的实现方式和路径。
·推动经济管理制度的变革
新信息基础设施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了新途径,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经济”不仅从技术层面革新了社会和经济面貌,而且也不断满足着新时期对经济管理制度变革的需求。
·培育创新发展的温床
新经济在培育创新主体,研发新技术,形成新产业,催生新业态,开发新区域,孵化新模式,创造新品牌上作用显著。
·促成向C2B的全面转型
C2B模式是DT时代的商业模式,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向C2B全面转型是传统产业拥抱新经济的有效抓手。
“壮大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的关键是深入贯彻创新驱动战略。让创新的思维融入血液,勇于探索、锐意进取,用好“新动能”、抓住“新经济”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将迎来更好的未来。
看似“简单”的降准背后其实并不简单
(董希淼)
央行此时宣布降准消息,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2月29日傍晚,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普遍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尽管市场对这次降准期盼已久,尤其是元旦、春节等多个关键时间窗口,关于降准的传闻不时兴起。但央行此时宣布降准消息,仍然出乎意料。与2015年历次降准相比,猴年的首次降准为普遍降准,相对比较简单,不再包含定向降准的内容,即不再与“三农”及小微贷款是否达标挂钩。而2015年的5次降准,要么是“定向+普降”,要么是干脆就是定向降准。
2014年,央行引入了定向降准考核机制,通过对满足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标准的商业银行实施优惠准备金率,并按年根据银行“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情况动态调整其准备金率的方式,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银行改善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
今年1月25日,部分银行因为不再符合定向降准要求,央行恢复其正常存款准备金率,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存准率水平,一度出现市场流动性较为紧张局面。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央行针对一月份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作出的政策调整。
对此,央行还专门进行辟谣:央行按照定向降准相关制度,对2015年度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情况进行了考核,绝大多数银行信贷支农支小情况良好,满足定向降准标准,可以继续享受优惠准备金率;少数银行不再满足定向降准标准,因而不能继续享受优惠准备金率。央行专门强调,考核结果有上有下,有利于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属于考核制度题中应有之义,与新增贷款增速或宏观审慎评估无关。
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实行普遍降准呢?央行表示,主要目的在于: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仔细思量,此次降准的考虑,还真的都在情理之中:
从宏观经济走势看,2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均显著低于预期,PPI长期处于低位,表明国内通缩压力较大,而领先指标--制造业PMI已经连续6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并且创下40个月来最低。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当前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本次降准预计将释放7000亿元流动性,再次为实体经济注入血液,有利于进一步稳定经济增长。
从流动性本身来看,在美元开启十年来首次加息后,人民币近期呈现贬值趋势,加速了资本流出的速度。从央行数据来看,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已经连降3个月,且规模巨大,合计达1.6万亿。这意味着,我国的基础货币有同样规模的缺口。央行于1月积极通过MLF和公开市场操作,释放中长期和短期流动性。本次降准0.5个百分点,实为对基础货币的补充。
从2016年工作任务看,“去杠杆”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如何以可控方式和可控节奏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杆问题,是一项艰难的挑战。根据国际经验,历史上成功去杠杆的国家,均保持了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因此,通过降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宽松的环境,有助于“去杠杆”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那么此次降准,为什么选择在大周一傍晚宣布呢?从降准时间点来看,在刚刚于上海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主要国家的部长和行长均认为全球经济复苏难以达到预期,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均已上升。会议将需求刺激和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讨论,强调了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会议上也表示,中国将力求在短期增长和长期改革见找到平衡。本次降准,可以说是对G20部长级会议达成共识的反映。
2月26日上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夕,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上海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还要适时动态调整。周小川亲口承认我国货币政策“略偏宽松”,还是十分罕见的。有人认为,央行行长用带有“宽松”字样来概括我国货币政策,这么多年来是首次。恰恰在那天上午,我在一个内部年会上也提出,我国的货币政策其实是“稳健基础上的适度宽松”。
央行降准不是罪,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只是,我们也别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货币政策的调整,那是货币政策不能承受之重。
那么,现在该思考的问题是:除了降准,我们还能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