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那么就必须回答很多和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同样，中国供给学派需要回答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至少需要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人们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人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新政策所导致的“跟风效应”经常迅速导致政策的扭曲。这方面，我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发生美国2008年之前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复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则在走向反面，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AIIB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进行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例如体育设施建设，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爱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的健康则大大减少了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的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的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长大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收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能过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导致了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赶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因为人们只盯着农民口袋里面的钱，农民进城并非是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也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里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
 
　　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荒唐的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都在大力抓虚拟经济，不仅忘记了实体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减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讯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上市，而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政府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胡玉玮：供给侧改革如何破解目前的“增长困境”？

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城镇化预期”，或者“全面城镇化的最后冲刺”阶段。
 
　　经过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如国内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4067.7亿，增加到2015年的67.7亿，年增长率高达9.7%。相比，同期全球增长率为2.8%，发达国家2.4%,发展中国家4.6%。国际社会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过去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并盛赞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创造了当代人类发展史的奇迹！
 
　　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不协调问题逐渐显现，并已成为阻碍未来发展的重要桎梏。例如，重复性建设突出、城乡协同建设远落后于总体经济发展等。另外，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来看，由于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旧引擎动力不足、新引擎仍待培育。在此背景下，如何尽快实现我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克服目前“增长困境”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大挑战。

区域协调：国土空间发展的新机遇
 
　　由于长时间“唯GDP论”，我国地区之间发展过度竞争，缺乏整体、统一规划，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象突出。鉴于此，我国2010年推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并具有强力的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在此基础之上，“十三五”期间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等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与“十二五”期间相比，“十三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特别是得益于我国制造业近几年的迅猛发展，未来5年的区域协调发展将变得更加便利。例如，我国目前已经是全球名副其实的高铁强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其中贯穿中国南北的京广高铁2298公里，创全球高铁运营历程的最长记录。此距离远过纽约到迈阿密，在美国坐火车需要30小时，而京广高铁只需8个小时！此外，我国也在隧道工程等基础设施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优势都将有利于推动区域之间的联络，进而协助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但是，我们在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同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协调。“一带一路”将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的重要发展战略。如何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避免不必要重复建设意义重大。鉴此，一方面，相关省份可以借“一带一路”春风，从政策、资金上获取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一定要协调发展好以面向国内为主的功能区建设与面向海外市场的“一带一路”战略，避免在规划设计、产业定位、资源配置等领域的不一致。
 
　　第二、民族问题。在一些区域协调规划中，特别是西部地区，将会涉及西藏、新疆、甘肃等我国少数名族集中地区。由于我国长期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会忽视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进而产生一些民族隔阂和社会不稳定因素。鉴于此，在大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对当地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文物古迹等的保护。同时，尽可能使当地的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确实感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城乡协调：全面城镇化的新预期
 
　　城镇化水平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与发达国家相比（2014年城镇化率56.1%），我国目前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明，我国将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预计“十三五”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一般来讲，城镇化的提高将越来越困难，但为什么我们对“十三五”期间，每年提高1%充满信心呢？
 
　　第一、全面城镇化预期。经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入，而随之而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城镇化的积极向往或预期。例如，我国每年春节的“回乡记”是茶余饭后的讨论热点。近几年，不少“回乡记”都提到农村地区人口在较快减少，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在离开农村之后，绝大多数已经不再回来。与此同时，在城市地区，尽管高涨的生活成本，但仍挡不住每年的净流入人口。这都突显出广大农村人口对城镇化的强烈愿望和内在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城镇化预期”，或者“全面城镇化的最后冲刺”阶段。
 
　　第二、由“事实城里人”变为“真正城里人”。我国长期以来执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虽说现在劳动力的全国范围流动已经完全放开。例如，我国目前有2.2亿农民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基本上长期生活在城镇。但是，目前与户籍身份紧密联系的相关公共服务仍没有打破。所以，下一步只要政府能够切实落实“3个一亿人”战略，特别是便利已经事实定居生活在城市的农村农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就能够实现每年提高1%城镇率的目标。
 
　　但与此同时，在大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避免走弯路，特别是要谨防“运动式”的新型农村建设。使农村人口尽快过上好日子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为了建设新农村而为之。譬如硬性规定需要多少农村人口搬入楼房，集中生活在所谓的城里人的“现代化小区”。在此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并合理引导，不能简单粗暴，打着提高农民福祉的名义，实际是地方政府为了腾出更多宅基地，然后转化为提高财政收入的建设、商业用地等。
 
供给侧改革：宏观经济管理的新思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依靠满足需求端来实现经济发展。无可厚非，这种理念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对于以需求端为主线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提出了巨大挑战。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期”，单纯依赖需求端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从海外来看，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时期，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传统出口主要目的地，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均或者复苏乏力、或者陷入衰退。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传统的货币、财政宽松政策对经济贡献的边际效应也呈现递减趋势。
 
　　究其原因，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的需求端经济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的不协调。以住房为例，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真实的刚性需求超过住房供给。相比，在不少三四线城市，供给又往往大于需求。供给、需求不协调在食品、医疗、日用品等领域都有所体现。鉴于此，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供给侧”改革，凸显中央高层希望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目前“增长困境”的决心。
 
　　供给侧改革之路势必困难重重，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应做好准备，并努力调整、适应，尽快完成改革任务。
 
　　第一、国家或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定要保持改革定力。目前一些观点认为供给侧改革“换汤不换药”、是“新一轮的计划经济”等，都是没有真正领会好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回应社会所有重大关切，纠正各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解读，并坚定不移的落实、监督改革的实施。
 
　　第二、企业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主体，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落后产能行业、企业需要退出市场。可借此次改革东风，坚决淘汰之前违法、违规建立但仍未处理的“三高”小钢厂、小煤窑等。与此同时，正规但落后企业应尽量采取兼并重组形式，而不是简单关停并，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第三、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惠及每一位老百姓。但不可避免，改革的前期，特别是在淘汰过剩产能阶段，一部分职工会失去工作岗位。一方面，政府应发挥社会政策的兜底作用，通过加强再培训、家庭补贴等形式避免失业潮，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暂时失去工作的职工也应积极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努力调整，通过自我提升实现人生职场的新飞跃。

蔡昉：从供给侧看经济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

自201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这一判断已成为我们认清形势、迎接挑战、推动发展的定盘星。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新常态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准确理解和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自觉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科学认识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努力做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篇大文章。
  
新常态下的中高速有利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
 
　　中国6.9%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在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但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尽如人意。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呈现滞胀特征；印度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高企。可见，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长周期影响下，世界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但不同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各异，呈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世界经济“新平庸”，不仅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的特征，而且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在世界上仍是较高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1%，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5%，欧元区为1.5%，日本为0.6%。显而易见，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更高发展水平跃升的必经阶段。从长期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在更高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从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增速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规律。按照2005年美元价格，2014年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35美元）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35—4086美元之间）为5.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086—12616美元之间）为4.6%，而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000美元）仅为1.7%。这组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变化，说明中国已进入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通道；二是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3%，明显高出与我国同等发展阶段国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与低收入国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较高。所以，我们自己不必在速度问题上过分焦虑，国际社会也没有指责中国增速不够高的理由。
 
　　新常态下的中高速有利于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实现各项既定目标。中高增长速度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提，也为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举措奠定了基础。粗放型发展方式受到资源环境制约已难以为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经济增速太高，就难以遏制各方面大干快上的冲动，经济体系和生态系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增速太低，则会影响就业，妨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所以，应用积极心态看待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采取积极行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始终沿着增速合理、动力强劲、结构优化的轨道前行。 
 
从供给侧深刻认识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
 
　　有关测算表明，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1978—2010年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并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如果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则要高于6.2%。但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由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模式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代表了一种增长的可能性，既不是实际增长率，也不是会自动实现的增长率。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深入把握潜在增长率下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动作为、积极施策，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有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不足。因此，从需求侧发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形成V字形的轨迹。这一看法没有认识到增速下行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真正原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当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是由供给侧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2010年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这一人口红利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析表明，1982—200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人口红利消失的供给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是趋势性的，不可逆转。但同时，当前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因素从供给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改革矫正的。在这些可变因素和不可变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而会经历一个随发展阶段变化下行、随后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遏止下行甚至改革红利还能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回升的L形轨迹。
 
　　供给侧影响增长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快速上涨。据估算，2004—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上升了59.7%。虽然国外媒体所报道的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属实，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的确在弱化。二是资本报酬递减，投资回报率下降。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三是2014年我国农村16—19岁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四是诸多体制性障碍提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政府管制过多、审批过程繁琐、税费负担以及社保缴费率过重、融资渠道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一些企业面临歧视性待遇等问题，提高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客观上产生了抑制微观领域创新的后果。五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浪费了资源，压缩了经济增长空间。
 
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当前，为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保持适度宽松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超过“适度”范围的强刺激，使实际增长率长期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会导致欲速则不达。首先，在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的情况下，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的效果也相应减弱。依靠补贴等办法吸引企业贷款，往往会形成过剩产能，甚至制造僵尸企业。其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的，这类投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超出补短板的限度，也会造成产能过剩，积累政府债务风险。第三，刺激政策释放的货币量往往被投机性需求所吸纳，外溢到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易产生泡沫的领域，积累金融风险。因此，需求侧的总量性刺激政策并不能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源，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着力点必须放在供给侧。应注意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由供给侧因素引起，但并不等同于供给不足，所以供给侧施力不是简单地增加供给，而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瞄准导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进行存量调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杜绝和防范在增量上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有研究表明，让无效率企业退出、让更有创新性的企业进入和成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达到1/3—1/2。
 
　　以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从可以立竿见影产生改革红利的领域率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与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真金白银的红利。行政审批、财税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改革，都会释放显著的改革红利。
 
　　完善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守住民生底线，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化解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必然牵涉到僵尸企业的破产和兼并重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是深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任务就越是紧迫。应加大劳动者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力度，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提高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