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从那个时期开始，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一路影响到今天。有些国家从1986年左右开始转向高科技发展，如美国、中国，而有些国家，如日本、香港，则把资源投向了金融和房地产。1986年，中国开始启动“863计划”，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前沿技术研究为重点，统筹部署高技术的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范，发挥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先导作用。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即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同一时期，1986年，美国人罗杰斯的《硅谷热》出版，从此，美国一个新兴的高科技时代开始，新经济也在酝酿中期待爆发。而日本在《广场协议》以后，尽管虚心向美国学习技术创新，但其内部缺乏创新动力和勇气，1986年成为日本股市、地产狂热的元年。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拐点。

　　30年过去了，当前我们面临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今年上海的G20财长会上的评价是“世界经济非常脆弱”，全球贸易增长明显放缓，而原材料价格下滑对依赖于此的国家造成了问题，同时许多国家的金融业存在弱点，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在升高，所有这些都意味着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不平稳且令人失望。同时，中国又面临着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面对生产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以及大规模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又一次到了发展的分水岭，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全球协同才能走出危机。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那些重视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而不重视科技进步，重视炒股炒房地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衰弱。日本现在的GDP规模甚至低于20年前，而现在香港也已经被30年的小渔村——深圳超越。“金砖四国”也表现不好，其原因并不简单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主要是缺少创新。从这个角度看，影响未来国家和城市圈层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创新。

新一轮的创新浪潮让世界正面临三个重要转型

　　第一，目前世界经济的格局正在从西方为主向以东方为主转移，中国的作用日益举足轻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在《大变革》一书中首次提出“南环经济带”的概念，并断言全球经济重心将由北向南迁移，由此世界经济版图将被重新塑造。从世界地图看，“南环经济带”（即绕地球的南方围成了一条圆环状）与中国“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诸多部分重叠。

　　未来几十年里，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正是推动这场变革的重要力量。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2011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报告指出，到2025年，将会出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具有相当的经济影响力。报告还指出，“向经济力量分布更加松散的新经济秩序的过渡正在进行”，主要有下述三种经济发展趋势：1.全球发展的天平由发达经济体偏向了新兴经济体；2.新兴市场的公司成长为全球商务的重要力量；3.国际货币制度逐渐演变成多币种体系。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必将实现一体化，而这个世界也会拥有多个中心。

　　第二，在科技进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之下，传统型企业组织形式向创新型组织转变。成功来自能够灵活快速的采取行动，在组织方面，为了防止被困在过时的竞争模式中，企业必须使自己的运作模式与新兴机遇保持一致。原来的组织形式是有边界和级别的，其原因归根结底是信息。信息是人的管理幅度和管理深度的决定因素，理论上一个人只能管理不超过六七个人，层级不超过三级，信息的采集，就是大量的通过人人传递，所以必须要升级。很多公司发展到200人就是一个节点，公司一旦突破200人，如果没有足够强的管理能力，这个公司就会出问题，所谓大公司病，内耗、内斗，效率严重下降，方向错误等等。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采集非常容易，有效的信息沟通很充分，因此级别就不再是必需的，需要的则是组织更弹性，没有边界，同时要强化总部的功能，也就是中心发散模式，因为这种组织结构具备了无限的扩张能力。而传统的企业组织一般是金字塔结构或是矩阵结构，再进行扩张时就会对其他板块造成影响，因此就必然有一个发展极限。在更加弹性无边界的新型企业组织中，企业文化、激励分配机制也会随之变化，变得更加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及社会分工。

　　第三，旧经济和传统产业向新经济及新兴产业转型。新经济逐步替代旧经济。“新经济”一般指在经济全球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包括移动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等重要内容。广义上讲，“新经济”可以看作中国经济内在转型升级的外化表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体现。

　　比如汽车是传统行业，而新能源汽车则是新兴行业。目前中国和全球的汽车行业并不景气，但是新能源汽车每年的增速却不止一倍，而是呈几何增速在增长。2016年将是新旧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环保、新能源、大健康、数字中国、大数据、芯片，以及移动安全、移动网络、物联网等等这些就代表了新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的“两会”上，“新经济”的提法也第一次走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当前，如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15年，新型、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和高端信息电子产品成为新增长点，新能源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161.2%，工业机器人增长21.7%，智能电视增长14.9%，智能手机增长11.3%，自动售货机、售票机产量成倍增长，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动车组、城市轨道车辆、安全自动化监控设备、电子工业专用设备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快速增长。新兴产业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猛发力。国内外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未来几年，“新经济”将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构成。如果从更长一些的时间周期观察，这种发展趋势有望更为明显。

　　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背景下，传统的第一、二、三产业划分方式显得越来越需要变革。就像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现实背景一样，三次产业划分的提出也不例外。这种划分法，是以工业时代的产业经济发展为背景的。当时，经济发达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还处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阶段，其划分的依据是物质生产中加工对象的差异性。也就是，第一产业的属性是取自于自然界；第二产业是加工取自于自然的生产物；其余的全部经济活动统归第三产业。

　　进入到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信息技术及以其为核心的现代高技术群迅速壮大，人类产业活动的规模和方式有了巨大变化， 第三次产业长足发展，不仅其他产业内部不断有新的部门分离出来进入第三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和重组。

产业划分新方式：研发经济、实体经济、服务经济

　　第一、二、三产业之间不断交融共生，于是对于当前的产业或许可以进行新的划分方式，即分为研发经济、实体经济、服务经济三大经济类型。比如原来工业和农业变得很难区分，农业也早已工业化，因此它们都可以看作实体经济。同时，服务经济越来越重，包括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再比如观光农业也是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典型案例。伴随全球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人们发现，现代农业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性功能。随着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于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观光农业应运而生。

　　而且，研发经济将会越来越重要，应该会从第一、二、三产业中独立出来，越来越起到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作用。放眼全球，研发占GDP的比重逐步增长，而且各国研发占比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研发占比高、增长率高的国家经济发展就好。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和《研发杂志》联合发布的《2014年全球研发经费预测》显示，2014年，以色列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2%，日本、韩国、瑞典的研发投入强度为3.4%~3.6%，美国为2.8%，“金砖国家”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0.9%、1%、1.3%、1.5%。国家统计局去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为2.05%。

　　研发经济将会直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并可能引发人类新一轮创新革命，从国际竞争角度看，其意义可以参照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中，先实现工业占经济比重高的国家就是先进国家，现在则是谁先最早实现研发成为独立的经济板块并影响国家经济，谁就在新一轮的创新革命竞争中处于领先。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工业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一个大国的崛起和时代的巨变。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崛起，成为世界是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德国崛起，成为现代制造业强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借助于ICT产业和互联网技术创新潮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今，面临“互联网+”带来的新变革、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能否勇立潮头、敢于争先，成为引领世界新发展的下一个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