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组装”的代名词，而可能内蕴着一些全球性的创新含义。
今天，如果你仍在用“中国制造”概括中国企业的面貌，仅仅把它当作“微笑曲线的洼地”来看待，你已经out了。“中国制造”是上一轮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产业分工条件下，被中国跨国公司选择为全球组装加工基地而产生的概念。彼时，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市场的份额遥遥领先，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最大的理想就是不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窄化“收敛空间”。
最近全球老牌科技媒体《连线》（WIRED）英国版先行释放出4月刊的新封面，选择中国新经济公司小米的创始人雷军作封面人物，并提出该学习中国模式了。这是一个有着极强嗅觉的信号，即“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组装”的代名词，而可能内蕴着一些全球性的创新含义。
从全球市场和全球品牌角度看中国
如果以“入世”为融入全球的新起点，可以看到，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收敛是非常明显的。2000年中国的名义GDP为1.2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只占全球经济的5%，而去年中国的名义GDP已超过10.5万亿美元，按按购买力平价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如此快的增长和如此大的体量，使得中国和一般的新兴市场不同，出现了一些“非典型”却真实存在的新市场特征，在我看来，主要有三：
第一，中国仍是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但同时，中国又是和美国一样的全球最重要市场。全球最前沿的产品在中国的上市时间基本上和品牌原产地同步，否则品牌商就会失去这个市场。由此，中国企业可以在本土市场与全球顶尖企业同台竞争，快速模仿借鉴，边学边干，甚至在干中超越，学生超过老师（比如联想超过HP，格力空调超过三菱，美的微波炉超过惠而浦），而不是像“现代—传统”的视框那样，后来者永远落后，亦步亦趋。
第二，由于中国的巨量消费人口和消费者的爱尝鲜效应，加之残酷竞争的倒逼，中国企业在应用型创新和性价比塑造方面，锻炼出强大的优势。正如中国的医生较少拥有最顶尖的技术，但拜天量案例之所赐，是全球技术最熟练和经验最丰富的手术专家；“中国制造”在相当多领域也已取得全球领先，而这种领先主要但并不完全只是成本优势。当制造端的话语权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国企业开始进入自主品牌阶段，向全球市场进发，这在家电、手机等行业特别明显。
微信早已不是一种即时通讯的消息应用，而是提供游戏、支付和互联网服务的平台。
第三，在某些充分竞争、日新月异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和智能硬件，中国企业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品牌之路，而同样有机会成为全球性领导品牌。中国互联网端的阿里、腾讯、京东、网易、携程、猎豹，制造端的华为、小米、联想，在其所在市场都取得了全球性的领先，只是国际化程度总体上还不足。比如微信早已不是一种即时通讯的消息应用，而是提供游戏、支付和互联网服务的平台。
为什么中国公司能在比较短时间能成为全球性品牌？原因是，和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习惯于将品牌资产理解为一种溢价能力和通过核心技术而获利所不同，中国企业更强调“顾客导向”的品牌道路，为获得用户及其粘性，它们可以低定价甚至免费提供产品（如互联网），即不从直接的、初次的产品使用中赚取很多利润，而是优先争取顾客规模，将更多获得用户看得比更多销售产品更重要，然后从衍生服务中获利。
当然，低价格往往意味着中国企业基于核心技术的定价能力不足，但必须看到，今天的全球品牌并不只有一种模式（例如苹果模式），全球市场的多元性特别是新兴市场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与成长越来越高，这为更多的品牌类型提供了空间。事实上，全球市场正在出现明显的“品牌类型化”趋势，比如德国宝马、印度塔塔、美国特斯拉都能成为全球汽车品牌。在发达经济体的品牌溢价模式外，中国公司可能建立新的品牌模式，并首先在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胜出。
从供给端角度看智能手机产业
今天的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我的理解，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有三，一是在价格信号提供上，要纠正资源配置扭曲和行政性垄断，使企业能够根据真实的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二是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微观主体，它必须是市场化的；三是要鼓励企业家和企业通过创新，带来有效的市场供给，创造消费者剩余。哪里具备这三个条件，哪里的中国企业就充满活力和竞争力。哪里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哪里的中国经济就低效和扭曲。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不是政府选择什么产业和企业去扶持，因为市场的选择才是最有效率的。现在有充分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有哪一家是靠政府的拐棍走出来的？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闯出来的。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中国企业有没有能力去创新，而在于它们有没有空间去创新，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制度供给支持创新。如果很多行业不能自由进入，如何创新？如果知识产权不受保护，人力资源不能资本化，创新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在智能手机领域，这个前有苹果、三星，后有高通、英特尔，左有富士康，右有夏普的领域，因为充分竞争，价格信号真实，微观主体都是市场化企业，短短几年间，中国企业就杀了出来，不仅赢在中国，而且开始在全球市场拥有一席之地。国家没投什么钱，一批民营企业自主投资，自主负责，自己打拼，在优秀而专注的企业家的领导下，无数工程师奋力拼搏，让中国消费者享受到世界级的产品性能，让世界消费者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好产品。有统计表明，全球每生产10部智能手机，中国品牌就占4部，中国制造就占8部，这实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活生生样本。
雷军打造的并非智能手机业务，而是一种全新的互联网生态系统。
拿2010年创立的小米公司说，小米模式已经引起全球性关注。《连线》英国版4月刊之所以选择雷军作为封面人物，并且取了It's time to copy China （“复制”中国正当其时）的标题，是因为文章作者、该刊主编大卫•罗恩通过实地采访认为，雷军打造的并非智能手机业务，而是一种全新的互联网生态系统：用户被转化为“粉丝”，协助产品设计和宣传；通过以新方式最小化库存，优化供应链，产品成本得以降低；最终小米以接近成本价销售高质量设备，并通过服务、内容和周边商品来盈利。这是在已有市场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世界正在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中学习一些东西。去年8月1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嫉妒中国的智能手机》的文章，作者杰弗里•福勒认为，“我们没将手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诚然，美国人率先从苹果公司获得了最好的手机。但在中国，围绕手机展开的生活方式之多却使人嫉妒”。中国的优势是科技在中国通常变得更便宜，使人们能更频繁地更换手机，这为新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试验基地。该文认为，在智能手机方面，美国人能够从中国人身上吸取五个方面的经验，分别是：通信软件变成了你生活中的操作系统，手机成了钱包，产品更新换代很快，操作系统变得更好更快，手机就是电视。文章举例说，“在美国，安卓手机更新是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手机生产商需要首先将它们送到运营商那里。在中国，小米公司绕过了运营商，推出了免费更新，经常是一周一次。”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永远的动力
《人民日报》今年1月刊登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一文中，“权威人士”强调，要把企业真正当作经济发展的主体，“放水养鱼”，让企业去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要注重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小米等中国新兴品牌的发展历程看，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这和乔布斯之于苹果，李健熙之于三星电子，盛田昭夫之于索尼，并无二致。
基于供给侧的企业发展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是在企业家精神推动下不断创新知识和克服不确定性的过程。按照熊彼特的理论，经济发展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是一种“革命性”变化。他做过这样的比喻，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创新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筑铁路，相反，铁路的建筑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在竞争性的经济生活中，新组合的出现与旧组织的衰退会同时发生。
从《华尔街日报》到《连线》对小米的关注，在我看来是对中国新商业模式的关注，这不是偶然的。小米的模式是用互联网思维做消费类电子、智能硬件和电子商务，在提供高性能、高品质服务的同时，紧贴成本定价，快速获得海量用户，然后通过生态体系去盈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的全球创新意义将更为明显。
很多人囿于传统见地，总是将低价和品质、品牌分开理解。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经济发展就是“女王穿的丝袜普遍工厂女工也可购得”（熊彼特），王室的玻璃家家户户都可装上。上世纪开端的工业化代表福特汽车就是通过流水线作业和纵向一体化创新，让T型车走进了千家万户，开启了汽车社会。经济学家哈伯格指出，企业家的职责就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他将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解释为“实际成本降幅（Real Cost Reduction，RCR）”，认为索洛余值通常被人们理解为“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但在实际生产中，可被人们普遍观察到的索洛余值的创造过程乃是企业家运用技术和管理手段削减成本的过程——“‘实际成本降幅’给了余值一个名字、一个地址（企业）和一张面孔（企业家）。”进入新世纪，“实际成本降幅”被进一步解读为“企业家精神增加值（Entrepreneurial Value Added，EVA）”，索洛余值被当作生产行为与企业家精神结合后增值过程的产物。
小米是依靠聚焦少数机型、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运营费用，实现了高品质产品与贴近成本定价的结合，从而创造出了强大的消费者剩余和用户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米同样是高品牌。在用户主导的互联网年代，用高价格建立细分壁垒是一种品牌之路，小米这样的重视用户体验、快速积累用户的道路同样能大行其道。
总之，供给侧的市场与企业理论对我们的启发是，只有内生活力和创新动力才能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来源就是企业家精神。市场是企业家发现和创新推动的竞争过程，企业家就是市场的拓荒者和机会的洞见者。企业家并非无所不能的人，他也会被市场教育，市场就是一个连续的矫正过程，是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发现新知识的复杂过程。但是，企业家有一种不屈不挠、忠于使命、永远向前的精神，这种精神保证了他领导的企业的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市场化企业和企业家会不会在市场中摔跤，要不要政府引导和扶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所说，“市场经济培养了企业，企业家发展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的经济”，政府真正需要去做的，是通过有效率的制度供给，充分释放企业家创新精神，激励企业家发现与利用机会，让这一发现和创新的过程不受人为阻碍。如此而已。
中国品牌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以其独特的创新能力成为让世界消费者喜欢的全球品牌。
不是“来自天堂的甘露”、而是企业家创造了技术进步，而正确的经济政策只能是那些可以“最有效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创新（及其推广）和增长”的政策。只要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希望和成功就永远在，而中国品牌也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以其独特的创新能力成为让世界消费者喜欢的全球品牌。
中国经济的未来：供给侧蕴藏着5类富有增长潜力的财富源泉
（滕泰）
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取决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而取决于有哪些新供给
请大家想想，十年前我们能预见到我们现在离不开智能手机吗？五年前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腾讯微信呢？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要看到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取决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而取决于有哪些新供给，将来会创造哪些新需求？实际上，只要能有效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就能提高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
三年前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于呼吁放松人口控制政策，如今二胎生育控制已经全面放开，解决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后顾之忧。可是，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劳动成本上升的如此之快呢？显然，户籍制度、档案与人才流动管理制度、社保与保险制度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可以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降低劳动用工成本。
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所谓“相对剩余劳动力”或“相对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呢？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自由流动，就可以进一步释放中国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的增长。此外，在以档案管理为核心的人才流动机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非市场经济的桎梏。又比如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基数过高，也变相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但是却并未增加员工的当期收入和当期消费。因此，如何下决心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社会保障制度，在员工福利总体不降低的前提下，使中国的企业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第二个财富源泉就是土地和资源
最近十年如果不是土地、地租、资源的价格成倍地上涨，很多企业的利润不至于被侵蚀得如此严重，甚至被逼到倒闭破产的边缘。从农业生产效率看，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一直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自然很低。如果土地产权明确，且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然而调查表明，中国农村各地，居然有120多种土地承包方式，根本没有办法从中央层面出台“一刀切”的顶层设计方案。那么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进呢？如果不能出台顶层设计方案，就应该通过中央立法的方式确定改革原则，把具体改革的权力放给基层。除了农村土地承包方式五花八门之外，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城乡结合部，都是一个土地产权的迷宫，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价格上涨的巨大利益，在政府与集体、个人的复杂博弈中被瓜分，还留下无数“城中村”、小产权房之类无法拆除的“肿瘤”。不论是房地产，还是工业、商业工地，不论是平原，还是山地，都存在供给抑制、供给结构问题，以及供给成本过高的问题。与土地产权相关的矿山也是一样，各种矿产资源的产权关系是否明确，矿产交易市场发育是否完善，直接影响开采的粗放还是精细，直接影响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的供给价格。总体而言，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在产权优化和资源供给效率提高方面还有很大改革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和金融
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元。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偏高的，民间借贷成本更高得难以想象。全世界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存在的价值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我们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呢？在二者之间挖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一边是储蓄钱多的找不到去处，叫作“资产配置荒”，一边是企业找不到资金，闹“钱荒”！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除了货币政策，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抑制。如何解除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给效率，大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如何用资金价格的标准衡量打破银行垄断的真实改革效果？利率市场化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怎么改革？如何让利率反映中国真实的资金供求关系？怎么改变中小企业获取资金困难的情况？如何加大资本市场创新、开拓直接融资新渠道、培育适宜新供给发展的资本摇篮？这显然是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
要实现中国产业从低端的复制性供给结构向高附加值的创造性供给结构转变，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技术、方法和业务模式的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而不是创新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教育制度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决不仅仅是增加投入的问题。最近几年，中央和各地政府在高科技产业园区孵化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给高科技创新企业不少优惠和扶持，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创新的效率，加速了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形成。不过，创新和技术供给的基础还是教育体制，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虽然每年都消耗着巨大的财政资源，却并未减少家庭的教育投入支出，并且用各种僵化的知识和无穷无尽的考试消耗着孩子们的青春。显然，教育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场变革，而是一场革命。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和管理
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所以，制度就是财富的源泉。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举例来讲，很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源很多，但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改革这些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很多国有企业的员工只用了较少的积极性在工作，如何让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到100%？搞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单位资源、资本、劳动的产出效率，中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释放！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