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什么样的金融风险特别值得关注？

区分个别金融机构风险与整体性风险

　　首先，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里面有很多活动是类似的性质，赚钱和亏钱都是自己的。但是有一些，赚了钱是金融机构的，亏损则会有一些系统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是很多其他的实体机构，或者金融机构相互之间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金融机构出了特别大的问题，受损失的不仅仅是金融机构所有人。所谓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公共政策来关注和调节，甚至有些时候要限制。

　　我们要区分个别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和整体面临的风险。比如有一个记者问我，国际金融市场流行的一个产品，就是信用违约掉期。比如我是某某银行，钱贷给人家，有不还钱的风险，这时保险机构卖给我这个产品，我银行贷款给某位老总，该老总违约了之后，第三方说没有关系，他给我补偿。如果这种机构普及了，是不是就降低了风险呢？这个例子帮助我们区分个别金融机构风险和整体的风险。假设贷款机构有100家，有1家不还钱，第三方会补偿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100家都亏，他还不起了，这个时候如果经济整体上出现了问题，个别银行认为我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可以把风险完全从帐上去掉，但是你作为监管者，这个事情是做不下来的。如果整体都有问题，第三方就没有办法兑现。在2008年、2009年就发生了，美国当局对美国保险公司救资，因为他卖了这个服务，如果你让他垮掉，会影响整体的危机。这是一个例子。

　　个别企业、个别金融机构认为自己已经采取了避风险的措施，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避风险还不够，这个时候需要公共政策，对市场行为做一些调整。

　　第二个例子，由分配性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比如我们做一个创新活动，这个产品每卖10个里面，有9个可以赚钱，这9个里面，成本是10块钱，每一个可以赚100块钱，9次就可以赚900块钱，亏损那1个可以亏500块钱，如果个人和企业来做都可以没有问题。如果9次赚900块钱，亏1次就亏了1万块钱，这个就不会有人来做。如果假设每次赚钱的是高收入阶层，这900块钱是他的，如果亏500块钱不归他，这个损失由社会来承担，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要去承担由金融机构的创新冒险造成的损失，这就需要去关注和调节。如果通过分配的政策，把盈利给公民分配，特别是可以分配到中低等收入阶层，这样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如果赚钱的是高收入阶层，亏钱的时候给中低收入阶层，这就需要监管。

什么样的金融风险特别值得关注？

　　第二个方面，什么样的金融风险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个是资产价格出现大的泡沫，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是泡沫就要破灭，而且泡沫越大，破灭的时候就越糟糕。尤其是比较重要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会影响金融稳定，起码有三个渠道产生负面影响。第一个是直接的金融风险，如果房地产泡沫出现了破灭，银行的贷款里面有一部分跟开发商有紧密联系，或者贷给居民用按揭形式来买房，大的资产价格破灭有可能让一些银行变成不良资产。在中国有一个“估计说”，和房地产活动直接相关的贷款大概占GDP的15%左右，这样的数据肯定需要新的研究和核实。这是一个直接的金融风险。

　　还有两个间接风险，除了房地产按揭以外，还有很多行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跟房地产有关系，比如做家具的、做水泥的，这些行业会联动在一起。当资产价格的泡沫破灭，新建房地产需求出现猛降的时候，对相关联动行业的需求也会猛降，就构成一个间接的金融风险。尤其是行业银行对这些行业有很多贷款，所以会联动。如果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变成不良资产。整体和房地产间接相关的行业，有人估计大概规模是另一个占GDP15%的数据，这个还需要来核实。

 　　还有财富效应。老百姓的消费部分跟自己感觉有多少钱是挂钩的。如果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话，很多老百姓觉得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富，消费就会往下降，消费下降可能会造成GDP增长率的下降。银行里面还有很多本来是正常的贷款，但是当经济整体的基本面恶化以后，其中一部分也会变成不良贷款。在早期几年，中国由于储蓄率很高，财富的边际消费率不是很高，但是最近几年财富的边际消费率也提高了，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随之放大。

　　还有高杠杆率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作用。有很多人提到中国的整体居民、企业，加上政府，总体负债率占GDP的200%多。负债率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一旦遇到通货紧缩的时候，债务的实际价值就提高了，企业可能就难以承受，投资就会出现螺旋式下降。如果出现通货紧缩和高杠杆率，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就会提高。

　　现在来看，那有什么好担心呢，我们的通货膨胀也不低，这样看来CPI，就是消费物价指数，通胀率是正的。PPI通胀已经出现了通缩，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要考虑卖出去的价格通胀率是正的还是负的，PPI有没有可能出现通缩呢？这可能是更加重要的考虑。

　　从这个意义来看，高杠杆率我们不能放之不管，也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来消化。因为要防止高杠杆率与通缩产生负面的螺旋式下降的作用。

国内与国际金融接轨中的潜在风险

　　国内和国际金融接轨中有什么风险值得关注呢？第一是外币债务与汇率贬值之间的交替作用。过去的几年，国内人民币借款的企业利息率要比国外美元借的高很多，所以国内出现了一种金融创新，就是内保外贷。某个企业在海南岛开的，国内做的资产跑到海外的工商行，在海外用美元贷款。这个东西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增长很快，而且相关监管单位觉得外汇很多，这个活动没有关系。所以，中国企业的外币债务本来几乎是零，在过去两年里面有很多的提升，很多国家比中国更快，比如印度、印尼。我跟朋友说，如果人民币的利息率比美元的利息率高，如果要成为均衡，有一天人民币要贬值，如果不贬值，就不会成为均衡。他说总行可以做的，这个风险不是个人贷款经理需要考虑的事情，但是作为国家整体需要考虑。一旦你对美元利息率的预期发生了变化，美元变成升值的预期，就会出现多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发生大幅度的贬值。公司债务和通缩出现交替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你的债务是外币，当你本国的货币汇率下降，100块钱的外币债务在本币出现贬值的时候，折成本币就多了，出现了企业亏损，甚至企业破产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风险。

　　第二，整体的外币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如果出现失衡，也会出现风险。如果外币债务加起来一年之内要还的钱，相对于该国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还不出钱，就出现了外债危机或者汇率危机，这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亚洲多半的国家还没有过那个警戒线，外币债务和一年之内要到期的外币债务，相对外汇储备来说，根据公开的官方数据来看，基本上没有超过100%的。只有某某个东南亚国家超过了警戒线，我不能说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有些国家说，外汇储备很高，这个对我们来说风险很小，官方的数据来看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有些金融创新，如果信息没有及时掌握的话，对经济的整体也会构成风险。

　　第三，借外债的期限很长，如果做投资，借钱可能一年、两年来还。如果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再加上投资者对该国的投资稳定出现信心危机，这个期限也会爆发危机。

　　尤其是你要把跨境资本分成直接投资和其他的金融投资，包括跨境股市的公司债务和居民债务等等。如果后者的比例，就是非FDI的债务占一国总体负债的比重较高，往往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负面的风吹草动时，该国受到冲击的概率会大很多，这样失业率就提高。这些因素在中国现有数据来看，远低于警戒线，但是我们要防患于未来。

　　我们看外汇储备很高，在4万亿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我们从不到半万亿到4万亿，没用几年，同样的逻辑，如果降到半万亿，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托宾税效果要根据金融市场特征来细分

　　托宾税，在金融交易里面，通过增加一些税收来调节交易的幅度，希望是降低风险，这个是否值得做？从逻辑上、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是有争议。我在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之前，是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老师，在我们的商学院有著名的学者支持托宾税，比如说胡博士的老师，也写过著名的文章。逻辑是这样的，金融交易里面有很多交易者，他的交易并不是根据基本面。他们或者不懂什么是基本面，或者有了基本面也不知道分析，所以很多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机，往往他的行为会加大资产价格不必要的波动。这个时候给他加点沙子，让他少做这个活动，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在我们的同事里面，也有人反对托宾税。他有研究文章发表在《金融学》里面，认为托宾税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金融交易里面有些人不根据基本面，乱炒股；还有一些人是根据基本面的，他知道什么是基本面，会分析，这个时候如果后者占多数，通过给金融交易活动加个沙子和托宾税，可能对后者的打击大于对前者的打击，造成金融市场更加缺乏有效性，而不是增加有效性，结果波动反而会增加。逻辑上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和另外两位学者，做了一个研究。我们发现的确托宾税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金融市场的特征来做细分。有些金融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例，早期都是零售型的，大爷大妈型的，不根据基本面做纯投机的。但是另外一些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主体已经对基本面很了解，而且他如果做投机，做交易，往往对基本面做过一个有效判断，这个时候征收托宾税有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回到汇率这个市场，应该不应该征托宾税呢？当然需要研究，需要仔细分析这个交易市场的参与主体，他们的构成和他们的行为，到底是哪者占主导。这是一方面。

　　第二，假定你通过征收托宾税，的确可以调节交易者的行为，而且他们行为改变的方向和这个社会最终目标是吻合的，能否做下去？金融市场参与者那么聪明，只要你不能在所有的金融活动里面同时加托宾税，光在这个市场加托宾税，交易活动移到别的市场，移到别的国家，不是白征了吗？所以不管你征税是否有好处，你都做不下去。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商榷。有人说有些汇率的交易活动，对社会上有好处的，比如和进出口有关的，征税是不是打击实体活动？征税不要一刀切，要根据不同的汇率交易目的分类，比如和实体进出口有关的，本来就可以分开，而且可以征收不同的汇率。

　　在我们外汇管制的情况下，等于已经有托宾税了。以个人换汇为例，一年5万美元以下居民可以用人民币换美元，超过5万不能做了。这个政策等同于有一个托宾税，在5万以下税率是零，在5万以上税率是无穷的。我们现在的政策可以有几个梯级的调整，可能对行为有好处，而且国家还多了一个税收税源。

　　总结一下，第一是金融活动中的系统性风险，公共政策要关注、调节，甚至有时候要限制。第二，一国之内有很多金融风险值得关注，尤其是高杠杆率与通胀的交替作用。第三，国际国内接轨也有很多风险，包括借债的期限出现失衡等等。最后，托宾税应该不应该征，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

 

胡祖六：金融监管应由全能严厉转向聪明有效

 中国金融创新正面临跳跃式发展机遇

　　创新与监管，其实是一个好话题。提到创新，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到“十三五”规划，再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反复强调“创新”。创新的重要性，在金融体系中也日益显现。一方面，我们的金融体系发展非常迅速，规模很大，在全球数一数二；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欠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很多中小企业、新兴的创新型企业以及老百姓，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优质的、基本的金融服务。

　　在我看来，创新的推动力有以下几种表现。

　　创新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客户的需求。需求亟待满足，这就是创新最大的推动力。有一个专家说过，“需要是发明之母”，需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创新的另一个推动力是市场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如果垄断把控了高利润，创新就失去了动力。

　　创新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尤其重要，特别是在目前一些人对中国经济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如何转型，推动科技进步、节能环保等等，就需要更多的创新，因为传统金融是不能适应这种转型要求的。

　　中国目前面临极好的、难得的跳跃式发展机遇。比如支付方面，美国运通，全球最大的支付公司，它们仍将传统支付作为主要业务。美国的传统支付业务相对比较成熟，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甚至一个学生，就有三四张信用卡，因此他们对新的支付模式缺乏敏感。但是中国传统金融业的发展并不成熟，因此像支付宝这种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供产品及服务的新型支付方式，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说明问题，支付宝的月均交易额为1.6亿元人民币，而且其移动支付量也大得惊人。为什么支付宝的发展如此迅速？因为中国的消费者需要它，喜欢它。它不依靠政府的扶持，消费者对它自下而上的支持和需求让它稳稳占据市场。

用聪明有效的监管代替全能严厉的监管

　　如何催生更多支付宝这样的企业呢？改善监管环境很重要。创新的特征之一，是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期其最后的演变，所以监管不可能在创新之前，甚至不能跟创新同步。毕竟监管不能先知先觉。我认为理想的监管是宽松而不松懈的，面对出现的问题应该及时思考对策，但不急于出台严苛的监管办法。如果监管得太死板、太苛刻就不会有创新。

　　现在互联网发展迅猛，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针对P2P“跑路”、鱼龙混杂等乱象，人们呼吁尽快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办法。对此我非常理解，但面对一个新生的行业，其技术、模式、产品还没有定型，存在着太大的不确定性，怎么保证监管机构能够先知先觉，出台一套非常好的办法，引导行业非常健康的发展？这个期望似乎有些过高了。

　　因为金融市场有外溢性，信息不对称，因此亟需加强合理监管。何为“合理监管”？不是更多的监管，或更严厉的监管，而是如何更聪明，更有效地监管。

　　对此我有五点想法：

　　第一，做到有限监管，而不是全能的监管，目标是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促进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保护投资者。事实上，我们的监管更多关注的是资质审批、市场准入或高管任免，这非常消耗监管的资源和精力。我们对监管有过高的期望值，监管不堪重负。管得太多或太细，效果并不好，甚至事与愿违，而且也不安全。监管应该是有限监管，而不是全能监管。

　　第二，监管应该是审慎监管，而不是行政监管。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了很多问题，导致监管的职能更偏向行政，而不是审慎。目前的监管不以资产质量作为重点监控指标，不以备案登记和信息披露为监管形式，反而把监管的气力花费在机构的准入、具体产品的生产上。在我看来，这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监管不应该替代竞争，而是要加强市场竞争。完美无缺的管控没有意义，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优胜劣汰，树立行业标杆，这才是当务之急。

　　第四，监管不应该代替市场的约束。监管应当借助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将那些技术能力不强、专业能力不精、商业模式欠缺、诚信记录很差的商家淘汰出局。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更要如此。那些被客户摒弃的，自然会被市场淘汰。监管不能替代市场的自律，这一点值得重视。

　　第五，监管不能替代法治，而要强化法治。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加强法治更有利于行业的创新和发展。市场呼唤法治，金融监管要以法治为前提，不可越俎代庖。

黄益平：普惠金融难度大，互联网金融解决了痛点

我们去年年底在北大成立了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工作。我想简单介绍三点看法：

　　第一，对过去金融改革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二，探讨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展情况；第三，看监管的必要性。

中国金融历经30年高速发展，金融服务是短板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后就开始了，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金融体系其实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发展到今天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非常庞大。无论是从机构的种类，还是市场规模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大的，有一个综合性的指标，M2占GDP的比重，现在大概是200%左右，我们可以看成一个金融资产的相对规模。这个比例在世界上来讲是非常高了。我们的金融资产做的规模非常大了。从负面来说，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人担心中国的高杠杆率，高杠杆有很多指标，有很多人拿其中的一些做指标。不管怎么说，我总体的看法是我们的机构已经比较完备，市场规模已经比较大，但同时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非常普遍，且严重。这样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益。

　　干预直接的结果就体现在资金配置上。过去一两年经常听到政府担心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核心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我们知道有天生的原因，因为它的失败率比较高、不稳定性比较大、风险比较高，判断中小企业的风险难度比较大，所以一般的金融机构都会有不太愿意给中小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倾向。

　　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首先一个因素是，除了一般性的判定中小企业难度比较大以外，利率管制也是一个因素。这就理论风险定价的基本条件要求，风险比较高的客户应该接受比较高的利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利率受到一定管制的时候，尤其政府想解决融资贵问题的时候，不断下去调查、清理融资成本，尤其是收费的问题，希望在行政上把成本压下来。

　　另一个因素，金融机构不太愿意给中小机构提供融资，我们到很多银行去调查，他们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我给国有企业贷款变成了坏账是可以说清楚的，如果给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贷款成了坏账是说不清楚的，要受到追究和查处。这样的问题使一般性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更为困难。中国有70%以上的中小企业和70%以上的居民没有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中国的金融体系在过去30多年中是高速发展的，规模做得很大，但是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而且很明显对中小企业和百姓的金融服务提供是非常不充分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改革的蓝图，其中关于金融改革的部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三个方面，一是要降低准入门槛，二是开放市场，三是改善金融监管。其中有一条要发展普惠金融，我理解发展普惠金融就是为了克服我刚提到到金融体制规模做得很大，但事实上没有真正的给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老百姓提供金融服务的问题。要发展普惠金融，什么是普惠金融？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以上，提供市场化的金融服务。

　　所以，我们所说的普惠金融并不是政府给钱，财政补贴，第一它是可持续的，第二按照市场的条件来从事交易。

　　普惠金融现在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政策性的浪潮，亚洲开发银行在说普惠金融，大家都在说，但是做起来难度非常大。中小企业要获得融资有很多天生不利的地方，它的规模比较小，没有传统的硬数据。比如财务、税收、工资，时期比较短，数据就比较小，发展前景确实比较困难。

　　实际上，传统的金融机构不太适合给他们做。当然，我们过去有很多金融机构，比如小贷公司、农村商业银行，有这些新的金融机构，但是整体来说服务的效率还是非常有限。去年有5家民营银行挂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小融资难的问题。但是银监会有一个辅助的规定，一家民营银行只能开一家分行，服务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腾讯和阿里想在网上开银行，全国的企业都可以服务了，希望可以服务很多的客户，但是现在面对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解决，存在远程开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影响并不大。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我看来就是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当然可能不是唯一的，互联网金融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它的发展确实有效。中国最早的互联网金融——支付宝推出大概是2004年，至今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真正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大概从2013年6月份余额宝的上市，开启了一轮非常高速的增长。

　　我从2013年开始观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我对传统金融业的经验来看互联网金融确实有很多令人震惊的变化，余额宝一年之内做到了5千亿的资产规模。还有很多网上的个体网络贷款公司P2P，有小贷公司，还有很多众筹网等等，各种形式都非常多。

　　但是从核心来说，互联网金融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解决我们金融希望解决的问题。金融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一是怎么找到客户，第二是怎么判断客户的金融风险。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我觉得简单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支持：

　　第一，我们的监管政策确实相对宽松。很多国外的朋友说中国的网购公司怎么可以拿金融的牌照？贸易公司怎么可以拿金融的牌照？房地产开发商怎么可以拿金融的牌照？确实，这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从一定意义以上可以看到尽管政府层面觉得金融要创新，所以采取一个相对一个开放的态度。

　　第二，我们的金融体系发展这么久，这么快，其实仍然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缺口。就是我们的金融服务供应是不足的，比如支付宝、余额宝，每个学生都有，因为他们在传统的银行都没有获得好的服务，因为他的存款比较少，到了银行维持一定时间，每个月还要收取管理费用，用了支付宝和余额宝后感觉非常好。其实，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和个人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好的金融服务。所以互联网金融服务一起来之后，就自然获得很多潜在客户的欢迎。

　　第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第一是平台，现在中国大概有8亿台智能手机，把金融服务机构和一大批潜在的、没有获得很好金融服务的群体连接起来。第二就是大数据，大数据的分析代替了原来比较难的风险评估。以蚂蚁金服做的小贷为例，有上百万的网商在网上做交易，在蚂蚁金服申请贷款三分钟就可以搞定。对他来说就是通过对你过去的一些行为分析做一个判断，到目前为止这个分析还是非常有效的，已经做了将近100万的客户，这个对金融来说确实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加强金融监管的三个突破口

　　今天分享的第三个话题，我想说现在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确实是解决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可以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形式。但这当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里面鱼龙混杂，各种风险都有。听说互联网金融比较赚钱，很多人都想投资，我们调研发现很多企业既不懂金融，也不懂互联网，这样的公司很多，风险确实很大。我们去年搜集了网上3400多家平台，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平台都有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动机的问题，参与P2P的融资平台都是投入比较小，对风险的判断和承受能力比较弱，所以我们提出要加强监管。互联网金融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加强普惠金融发展的形式，但是要加强监管。

　　第一，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方向。虽然是一个小公司，但客户遍布各个行业，不像一个小贷公司在一个小地方，互联网金融形成之后，风险传导的区域和行业的范围，有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

　　第二，需要有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执行准则。从监管的角度设置一些基本的门槛，先把那些明显没有资质的平台清理出去。尤其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参与的很多机构和企业其实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比较低，所以需要政府做一些工作。

　　第三，需要加强信息披露。我们发现很多的机构信息披露不足，甚至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披露。

　　总结一下，首先是我们的金融改革已经推进很多，但确实也留下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有相当一批个体，或者中小企业没有获得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发展普惠金融确实是非常紧迫。

　　其次，互联网金融可能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或者渠道。尤其是我们短期来看，是因为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容忍了一个简单的框架，门槛很低；第二，有一些潜在的之前没有获得很好金融服务的市场群体；第三，互联网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部分金融的难题，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加强金融监管不仅是势在必行，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通过货币贬值支持增长是得不偿失的

　　我觉得如果是人民币贬值，用它来刺激出口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同意两位嘉宾的发言，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最近人民币贬值以前，过去2、3年我们货币其实一直在升值，可出口表现也不太好。但是有一点，我们在全球出口总量当中的比例其实还是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虽然货币有所升值，但是没有因为货币升值导致我们在全球市场失去竞争力。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出口表现不好，这更多的是因为全球需求非常疲软，这个时候你再贬值一点点来支持出口都是很困难的。隆主任提到了大国的问题，Kent先生提到了全球供应链的问题。我还想指出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其实都是一个旧时代的分析框架。

　　旧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项目基本封闭，并且贸易很重要。这个时候你再贬值，尤其是如果没有很强的供应链的话，货币贬值，那么出口的产品相对会增加一些竞争力。但是竞争力到来的过程会比较慢。但是今天的社会我们都知道资本项目相对开放，即便像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国家，其实资本流动已经很多了。当货币贬值的时候产生的直接负作用，就是推动钱往外流，资产重组、资本往外流。

　　货币贬值如果是有意义的行为，想通过这个支持增长，我觉得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也不是决策层在去年改革汇率政策时的一个主要动机。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引进市场化决定中间价的机制，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毛寿龙：互联网金融监管应该如何实施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方式有所不同。

　　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互联网金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领域到底有多大规模的产出和消费，产生了多大规模的GDP。因为金融可能是钱，也可能是债，可能是见得到的资产，也可能是见不到的未来收益或亏损。用奥地利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纯主观价值的领域，而正是其客观性的缺乏，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在此没有立足之地。

　　在这里，资本是结构决定的，其利率理论上可以是无边的，而且该利率也未必是传统理论所说的时间价值的体现，更何况时间价值自身在这里也是相当主观的，而且往往与市场的具体结构和发育程度有重要的关系。在这里，任何东西都是很确实的或者说客观的，真金白银，真债真务，包括每一个参与者的资金、业务和信用价值，但所有的东西又显得是那么的主观，资金的资本化程度及其流动性和风险承担力，来源于个人或企业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而债务的价值及其还款能力和进一步的信用积累，看起来都是过去客观的基础上的主观重新定值。

　　正是互联网金融的高度主观性，使得传统金融如果不冲破自己的条条框框就很难涉足。而要冲破这些条条框框，在高度管制下的传统金融看来似乎又是一个艰难而往往不现实的选择：高度管制下的高度垄断利润，只有在彻底丢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彻底放弃，但只要有垄断利润的存在，其放弃的勇气总是没有那么足。而只要有垄断利润的情况下，只要放弃高度的管制导致的在监管者眼里的混乱状况，势必导致高度管制利润的流失，从而证明放松过程中的改革失败。

　　这说明，互联网金融不能在传统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里去发展，而是要在新的荒野之地，去重新开辟一个天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意外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恰恰是监管部门的迟疑和没有很好的监管手段，同时也需要互联网金融促进GDP高速增长，让互联网终于获得了这几年自由发展的宝贵空间。

　　不过，监管部门开始关注到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问题。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首先是金融，金融是有风险的，而且金融风险有很强的外溢性，做不好，会影响其它行业，而互联网会放大金融固有的风险，所以比传统金融的风险还要大。所以，要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全覆盖的治理整顿。要进入有门槛，运行有监督，经营范围有边界，客户资金要安全，投资者要有健全的保护机制等。

　　这些说法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可反驳的余地。因为谁想要互联网金融没有门槛，不管阿狗阿猫谁都可以进去的呢？谁想互联网金融运行是缺乏监督的呢？谁想着互联网金融的经营范围没有边界呢？谁想着让客户资金更充满风险，很不安全？谁想着会让投资者置于危险中呢？谁都不会这么想，大家都会想着要让互联网金融只有高人参与、其运行有严格的监管，有明确的边界，而且客户资金笃定赢利，没有危险。大家的想法看来都是一致的，但区别在于怎么想。

　　如果这种想法仅仅是小范围的“原始秩序”的想法，那就不要这么想了，因为这些想法已经在互联网金融里了。因为互联网用的是大数据，它已经把人们日常在原始秩序里的很多信息都集中在大数据里了。人们的生活、旅行等消费习惯，工作以业务往来等习惯和因此而形成的信用，都包含在这个大数据中。当然，这些数据未必真能够代表人们的信用。但有了这些数据，人们的确可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佐证其主观信用价值。每个人都通过客观个人行为的数据来认识别人，但往往是通过主观体验来认识自己，互联网的大数据搜集客观发生的数据，更重要的是随时搜集你的主观体验后发生的新数据。所以，它又是亲近主观性的客观数据。

　　如果监管的依据仅是所谓的局部的或者宏观的外在数据，那么就需要小心了。因为这个数据是去掉结构之后的冰山之角的数据，而且往往是已经去掉很多主观性的客观数据，也可能会造成用这个已经雪崩的冰山去测量另一个稳固的泰山。如果依据这些看起来靠谱但实际上已经大大简化了的数据，并且通过具有自身金字塔式命令等级结构的官僚结构来提出、制定并进行实施和自我评估的所谓监管，来制定传统金融那样的严格准入、高度管制，稍稍有活力，然后出点问题就来个治理整顿的监管系统，可以预计，这个监管系统不是把互联网金融消灭了，就会是礼仪上进行些象征性的监管，但实际上互联网金融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其区别是互联网巨头们支付点管制的成本，同时获得一些因监管而来的垄断利润。当然，既然有被监管身份的保护，往往就会做得更大胆一些，互联网金融也因此会有更少的内在风控必要，而在结构上认为累积并放大风险。

　　所以，强化监管，而且实施全覆盖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说起来是很好的，但做起来就未必容易了。更何况监管保护到位，也只会刺激互联网金融更为冒险的行为，反而扩大了其风险。就像大家，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挤在一起，反而安全，发生事故也就刮蹭而已。而一旦全封闭，只让高速小轿车上去，大家都放心高速运营，反而容易发生大事故。

　　所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互联网金融任其自由发展，风险自负，让市场自身产生复杂但有效的风控系统，即使有风险，也能够得到分散化的处理。至于规则层次的问题，市场内生的边界和规则，会逐步被认识到，并被挖掘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的风控部门和规则制定部门，会有主导的作用。而政府，则要表现得谦虚一些，不能把传统金融的规则拿过来，也不能把这些刚刚发掘出来的新金融规则拿过来当作自己的发明，更不能用现有的官僚化的管理去实施这些已经过时的规则，包括刚挖掘但也很可能很快过时的规则。

　　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规则性文件，比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估计还有更多的指导意见和暂行办法推出来。希望这些意见和暂行办法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最好是暂行的。很多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家告诉我，现在政府出台文件不再单方面闭门运作，已经开始广泛征求企业家的意见。这很好，值得鼓励。因为互联网金融，真正的主角是企业家。政府不应动不动拿过时的问题和被淘汰的企业说事，动不动要拿权力来整理整顿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