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但提问最多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这个目标和态势，影响着中国能否在2020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世界经济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到现在发达国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复苏，欧盟的增长率在1%左右，日本去年负增长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采取了负利率的政策。美国状况似乎好一点，但也没有达到去年年初所认为的可以达到3%的增长目标。美国现在一方面在讨论是否要加息，同时也在研究是不是也要采取负利率，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好。

　　在2008年危机之后，最初发展中国家增长复苏态势比发达国家好。但这一两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普遍不好，所以大家特别关心中国这个引擎，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贡献。

　　要是中国这个引擎也停下来，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将是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票的波动影响全世界股票市场的波动；中国汇率正常的一个调整，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错误解读。

　　现在我国“十三五”规划定的目标是在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在6.5%以上，政府工作报告对2016年的增长目标是6.5%到7%之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2015年每年平均增长9.7%，已经下调了将近30%。

　　但这样一个增长目标能不能达到？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一个问号，这是因为我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到去年增长率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而且，从2010年到2015年，经济持续六年的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并且从今年1、2月份来看经济继续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能不能真的实现“十三五”规划以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目标，难免会有一些疑问存在。

　　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下滑，国外跟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造成的。体制，即国有企业占的比重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低。机制，是在很多资源配置上市场还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增长模式的问题是指，中国过去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比重太低，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于是，谈到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不少观点认为不改革，经济下滑就不可能扭转甚至可能最终崩溃；即使下定决心改革，取得成效的时间可能也会非常长，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会非常的痛苦，于是，很可能在未见成效前就引爆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国外很多声音唱衰中国，认为中国不改的话不可持续，要改的话，可能会把原来的矛盾激化。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到底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来持续下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由于体制、机制、结构性的内部原因造成的？

　　当然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各种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定力，下定决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规划来改革。但是，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问题。这个其实不难证明，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面，跟中国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国大。

　　比如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从2010年以来也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也没有投资比重太高、消费不足的问题。同一段时间，他们增长的态势跟我国完全一样，而且降速更严重，必然是由于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其他高收入高表现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尤其是像东亚的新加坡、我国的台湾、韩国等的表现。照理说我国体制、机制、结构、增长模式的问题他们都没有，但它们的经济增长也在2010年以后持续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也都远比我国大。这些经济体在同一时间有相同的表现，因此下滑必然有外部性的因素和周期性的因素。

　　一个经济体每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出口、投资和消费。首先是出口。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还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高、家庭收入增长慢，而且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家庭过度消费导致负债太多，家庭去杠杆，减少负债后造成消费进一步受到抑制。所以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减少，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第二是投资。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投资，这些项目经过五六年都建好了，但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还在下行的轨道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入，投资增长就必然会慢下来，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都是如此。

　　第三是消费。我国的消费状况还比较好，因为就业状况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快，去年经济增长6.9%，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7.4%，所以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好于其他经济体。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说没有结构性的问题，也不能说没有体制机制问题的存在，但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重要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影响。

　　判断这个问题的原因，不仅对解释过去的现象很重要，面对未来也很重要。

　　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之后，为什么经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不复苏？因为发达国家危机爆发有结构性原因。

　　一般来讲，恢复正常增长，必须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但实际上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都还没有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在发达国家，是要降低工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赤字。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会增加，经济系统会稳定，从长期来看是好的，但是在政治上很难推行。原因在于目前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虽然结构性改革对长期有利，但短期会降低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下滑，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日本25年了，没有解决，推行了安培经济学也没有解决，对于现在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我认为可能未来五年、十年都很难解决。我们国内叫“新常态”，国际上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词叫“新萎靡”（New Malaise）和“新庸碌”（New Mediocre）。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在“十三五”期间要达到6.5%以上的增长目标，对外出口的增长是不可靠的，要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里面所提出的增长目标，需要更多的依靠内需的增长。能不能在适度扩大内需的情况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呢？

　　对这个问题，其实有不少机会。因为内需分为投资和消费，如果把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想清楚，实际上是可以在维持总需求适当增长的时候，同时来进行结构性改革的。 

　　过去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是因为我国的投资比重太高、消费比重太低，必须改投资拉动的增长为消费拉动的增长。

　　对于这一观点，我认为并不完全正确。第一方面，过去消费的比重占GDP为40%，但2015年已经达到66.4%了，增加很多了，但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把消费比重调整过来，经济就会好，相反经济下行压力反而更大。第二方面，消费当然很重要，是我们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家庭收入必须不断增长。家庭收入要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后者要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些都需要投资来获得。所以，要保持内需的可持续增长，前提是要有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有效投资的增长。

　　眼下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的情况下，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其实这方面的机会很多，比如说我国现在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但这些产业都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这方面的投资是补短板的投资；我国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瓶颈，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像环保也需要投资；城镇化方面，“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达到城镇化率60%，也就是平均每年城镇化要增加0.8个百分点，进城就需要基础设施、需要住房，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

　　在这些方面，短期投资是需求；从长期来讲，设施建成了以后，都是供给面，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活环境。这些投资不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的投资，都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投资”。在经济下行时有好的投资机会是我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点之一。

　　有好的投资，那肯定要有资金。资金方面，其实我们的状况还是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起来的负债占GDP不到60%，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普遍达到100%以上，日本达到240%。

　　而且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发达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本质上的差异。我国的基础设施很多是瓶颈的，这方面的投资会形成有效资产的，不像发达国家是挖个洞补个洞。

　　发达国家一般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3%，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财政政策的钱是用来补短板的，赤字率是可以超过3%的，而且它是一个资产，所以净负债不会超过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财政赤字提高到3%,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突破3%。

　　我国主要的问题是，用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债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期限不配套的问题。财政部从去年发了3.2万亿的地方政府的公债来置换原来的地方债，将来这方面还有加大的空间。

　　除了财政的钱之外，还有民间储蓄高，占到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钱来翘动民间的钱。投资需要有外汇来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我国有3.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世界居第一位。这是我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一般发展中国家不是政府财政状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低、或外汇不足，在经济下行时，也就没有办法做。

　　如果政府的钱主要用来补基础设施、环境、城镇化的短板，那么，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业的过剩产能就会少些，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快些，民间进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就会高。

　　如果有这些投资，就业就会增加。“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在未来五年达到6400万个就业机会，我认为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就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而且这些投资并不是“挖个洞补个洞”，而是能够提高生产率的补短板。生产率提高后，家庭收入就会增加，消费就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都增加了，即使在外部需求不足的状况下，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把这些可用的机会用好，“十三五”期间保持每年6.5%以上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两个翻番目标也可以实现。

　　并且如果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对全世界的增长贡献是1个百分点，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只有3个百分点，每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在30%左右，中国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这些投资也都是在补短板，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经济效率、质量会更高。并且，维持一个6.5%的中高速增长，也将为其他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我认为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能够实现，中国的经济不仅会增长得快，而且中国经济的效益和质量也会不断地提高。

中国跻身高收入国家有独特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我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不及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GDP平均数的三分之一。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2002年中国人均GDP达1100美元，超过104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进一步达到4240美元，超过4126美元的标准，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不过，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我国会不会和其他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既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关系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

后发优势远没用尽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该国人均GDP和发达国家的相对水平来衡量的，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发达国家，则将无法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就会出现。

　　一国人均GDP的增长是建立在以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西方发达国家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收入水平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国家，其技术和产业一直领先于世界。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靠自己进行成本高、风险大的发明来获得。自上世纪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达到2%，加上人口增长，年均GDP的增长大约为3%。

　　我国要实现人均GDP的持续增长同样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样风险小、成本低。利用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迈进。我国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实现30多年年均GDP接近10%的高速增长，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

　　从2010年以来，我国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否代表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用尽，将告别高速增长的年代？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世界上利用后发优势而获得了最佳经济增长表现的日本和“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在维持了20年8%到10%之间的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5%到7%，甚至更低。我国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利用殆尽。另外，有些国内外学者根据历史数据，发现当一个国家以1990年不变价的国际元来衡量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降到7%以下，向发达国家3%的速度逼近。

　　不过，后发优势源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这个差距如何衡量？最好的指标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和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GDP的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附加值的水平。

　　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与美国的差距，新加坡在1967年与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平均每年增长9.2%，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8.6%，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7.6%。在后发优势相同的情况下，既然这些经济体可以实现20年年均7.6%至9.2%的增长速度，据此推算，从2008年开始我国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上述的分析也说明，不能简单以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作为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的分界点，因为同样是11000国际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国家的人均GDP，也就是技术和产业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当美、新、韩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时，它们的人均GDP分别已经是美国的67.3%，51.3%和45.2%，而我国达到同一水平时，则只有美国的30%左右，后发优势的潜力比上述经济体还会大很多。

　　也不能简单以我国已经利用后发优势30多年来推论我国的后发优势已经消失，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是在作为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取得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以及技术、产业的差距还很大。

减速更多源于外因

　　那么为何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持续下滑，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

　　一般的看法认为，增长的持续减速是由于我国经济中，国有产权低效、高杆杠率、人口老龄化、不可持续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等内部结构因素。这些结构问题一时难以根除，因此，国外一些唱空中国经济者认为，即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经济仍将持续下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汇市的波动则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我国经济未来前景的悲观看法。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我国经济确实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实际上主要是由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引起。2010年和我国处于相同发展程度的其他三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10.3%、4.5%，2014年分别下降为0.14%、7.3%和0.6%，增长下滑的幅度更大。它们并没有国有企业效率低、人口老化、投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不仅如此，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现、外向型经济体，201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5%和15.2%，2014年则下降为3.3%和2.9%。这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不应该有多少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是，同期增长下滑的情形比我国还严重。只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才能解释为何这些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遭遇相同的增长减速。

　　其实这种同期增长速度普遍下滑的现象并不难理解，从统计分析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三个来源：出口、投资和消费。首先，1979年到2013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8%，而由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增长乏力，消费不振，所以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锐减。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东亚出口导向型发达经济体同受此影响。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去支持投资，启动需求，这些项目大多已经完工，在国际经济尚未恢复常态、外需不足时，如果没有新的稳增长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必然出现周期性下降。在上述情况下，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就只剩下消费一项，我国因为就业尚未受到太大影响，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还维持在8%左右，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出口比重高的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则面临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的下滑，所以，GDP增长下滑的幅度远比我国大。

内需潜力仍然巨大

　　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遭受冲击的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于政治原因难以推行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杆杠、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等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有可能出现长期增长疲软，弱化了国际需求，我国未来的增长将更多依赖内需。

　　“十三五”期间我国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是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由于外需增长疲软，上述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需求的增长。我国在这两方面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首先，从供给侧来看，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我国在2014年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1.3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国内自己不能生产，或是对质量要求更高的产品，在这方面可以投资的机会很多，经济回报率很高。

　　其次是基础设施。我国过去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少，但是，主要集中在城际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则还严重不足，这方面的投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都很高。

　　第三是改善环境。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方面的投资会有很高的社会回报。

　　最后是城镇化。我国现在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6%，发达国家城镇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具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这些都是补短板，在短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建成后可以从供给侧提高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属于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举措。产业升级是以企业家为主体按照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政府的投资则主要是集中在为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环保投资和城镇化的建设上。

　　在经济面临下行的情况下国内尚有大量好的投资机会，这是我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跟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首先，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经济下行出现产能过剩，很难找到下一个增长点。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改善一下，这种投资回报率低；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已经完成。所以，在经济下行时，判断我国的发展前景和应对举措，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

财力雄厚保障投资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需要有好的投资条件，在这点上我国也同样具备许多优势：

　　首先，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已超过100%，我国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期限不配套。去年以来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发城建债来置换其在银行、影子银行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必要时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我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民间投资，包括开放民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第三，投资需要用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我国则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

　　以上三点是我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它们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性下行时，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民间储蓄率低或外汇储备不足的瓶颈限制无法投资。另外，我国的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来支持投资，不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利率已经在零的水平，出现了流动性陷阱。

　　这些有利条件在“十三五”期间都不会有变化，把它们利用起来，在必要时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民间投资，用货币政策增加信贷支持有效投资，改善供给侧结构，就会创造就业，促进消费。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出口增长疲软，在有8%增长潜力的条件下，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也有条件和能力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年均6.5%以上的经济增长，使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