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铁目前看来并没有获得巨大的直接收益，却改变了人们的地理观念。

需求拉动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

　　结构改革是必然的，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一脉相承，同样是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实际上，改革是长期的，它关注的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

　　但我们今天要谈的则是短期问题：当前，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现在经济下行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中创新的部分还好一些，传统行业却差强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金融危机，这一轮的经济下滑要以上一轮的经济上升来做参照。为什么这一轮下滑让我们产生了比以往强烈的危机感？因为金融危机的前十年，我们上升得太快了，我们赶上了两个非常好的机会。一方面，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状况达到了最顶峰，劳动力转移也达到了最高峰。这一轮全球化，中国和印度功不可没，因为这两个国家为世界劳动力市场贡献了大量的有效劳动者。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数据，2001年的时候我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就业岗位明显增多，这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有很大关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的经济产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呢？从2001年到2008年，我国的出口额翻了五番，那是惊人的增长。王小鲁在前面的发言里提到，我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是由前些年的过度投资造成的，我认为，更进一步说，过度投资是因为需求拉动。当企业看到国外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时候，谁能不投资、不扩大产能？而当前，面对全世界都在调整和收缩的局面，中国的出口变成了负增长，产能过剩的问题显现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结构性原因。我觉得结构性原因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规律。2001年以后，我国出现了一个重新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轮是重工业化的过程，钢筋、水泥、重化工业上升速度非常快。2008年年底，这一进程就开始减缓，放眼世界，同一时期各个国家的发展都显出停滞的趋势。到了2012年，我国这一轮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完结了，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搞工业了，而是因为这一轮上升期结束了。而当前，面对从工业增长到服务业增长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的速度肯定要相对放缓。谈到结构性转型，我总在想，政府在结构性转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呢？真正的结构性转型恐怕还是要更多依靠市场调节。

　　第三个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基本上每七年就要经历一个周期——七年上升，七年下降。从1991年、1992年到1997年、1998年，再到2003年，这段时间是一个通缩期。而2003年之后，我国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增长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下降期”。有人说股市七年为一周期，我们的经济基本上也是七年一个周期。我觉得经济发展的增减速，追根究底是经济规律自身的原因，毕竟不可能有永远的增长。我同意之前余永定的分析，我们现在缺需求，但我们也要考虑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现在人们的需求增多了，而不是变少了。我个人觉得，只要投资增长率能够保持，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是可以有效拉动经济的。虽然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在减少，但是减少的数量毕竟有限。另外，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上升，科技投入在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的缺失。

房地产业重新繁荣是经济回暖的重要信号

　　探究我国经济周期，可以发现一个事实，现在我国经济的真实的增长率是远远低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有效需求。如何提高有效需求呢？恐怕还是要政府加大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了，想完全依赖老百姓的消费拉动经济是有难度的。相对来说，还是政府投资比较直接。

　　刚刚王小鲁提到了投资效率和利用率的问题。的确，政府这些年的投资非常多，拉动GDP增长的速度却不快。国家的投资里有多少是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呢？大概四成到五成。基础投资当然不会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它本身是老百姓的福利。尽管这些投资在短期内无法转换成生产力，但是改善了大家的生活质量。

　　我特别爱讲日本改善基础设施的例子。田中角荣的家乡是日本积雪最厚重的地方。那里雪又厚又湿，在过去，一到下雪天老百姓根本出不了门。于是田中角荣提出口号，如果我当上了国会议员，我要让本地的老百姓在冬天穿上木屐。他做到了，他在每一条路下面都埋上热水管，一下雪就通热水，在房顶上也全扑上热水管，这样很容易就让积雪融化，不至于压塌屋顶。你说这创造了什么生产力呢？没有。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我们的高铁也是一样，你说投资值得不值得？当然值得，高铁改变了我们的地理概念。那么高铁有没有创造收益呢？目前似乎没有，现在唯一能够盈利的就是北京到上海这条线路。但它也只是日常运营有点盈余，要想把投资收回来是不太可能的，连利息都收不回来。

　　说到投资，钱从哪儿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效率目前来看并不是非常理想，因此政府发行债券也是一种好的辅助方式。我以前也觉得中国的投资太多了，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储蓄比投资还多，外汇储备怎么来的，储蓄减投资出来的，所以美国人说，你们国内的投资不足。此外，我们那十年的经济增长太快了，那样的增长才造成那么多的储蓄，没用完。而高储蓄可能带来流动性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流动性太多，就像当年的日本，没解决好，就造成了资产膨胀，然后泡沫破灭，日本因此在过去的20年一蹶不振。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消费少，企业又不投资，只能靠政府。政府发行债券，把钱转化成证券化的资产，让膨胀的钱都变成实际的资产。债券一方面可以用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房地产问题。举个例子，四川有一个县级市，政府补贴农民，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如果各省政府也能发行类似债券，用这些钱补贴老百姓购房，或许可以帮助消化房产库存，有助于房地产业回暖了。一旦房地产业的经济死结被打开，相关产业比如钢铁、水泥这些行业都可以借机复苏。我想说的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房地产业的重新繁荣有可能是我国走出这一轮经济低潮的重要的信号。

贾康：三大要素趋于不利，供给侧如何改革

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充分激发科技创新这一动力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并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此前，“供给侧改革”早已成为了全社会热议的高频词。

　　其源头，在于国内供需结构长期失衡，需求侧“反周期”总量调控已无法完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近几年，国人纷纷选择出国旅游消费，抢购日韩电器、彩妆，海淘澳洲奶粉，使得国内需求不减、供给却无法满足的严重结构失衡现象，日渐明朗化。这种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热起来。

　　其实，供给侧的认识分析虽比需求侧远为复杂，但涉及的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其五大动力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和制度。

　　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新常态”，社会发展从满足基本需求的低收入阶段，进入了须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大动力已明显衰退——人口红利下降、土地开发成本激增、各类资金总量充裕却“无路可投”，并且投资效率偏低。

　　这三大供给侧动力要素都在趋于不利，那么这一场事关国家未来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此时，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就必须充分激发科技创新这一动力源。而其前提，是有着高质的人才供给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劳动力要素支撑力衰减

　　发达经济体的成长经验表明，在一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有效的制度、管理规划供给和科技创新，将部分取代其他三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重要支撑力来源。

　　为引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更是亟待有效的制度供给来解决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而优化制度供给是这场改革的先行军和“关键一招”。

　　与此同时，政府还须承担起规划责任，解决基层企业、机构和个人以“试错”方式解决不了的国土开发顶层规划问题，向有着丰富经验的发达经济体学习，做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比如，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所倡导的建设良好蓄水排水弹性的“海绵城市”，就可以借鉴19世纪巴黎地下水道等的通盘规划方式与经验。 制度、规划基础上，前述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中的劳动力支撑力衰退问题，首先值得重点讨论。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发展前期，曾扮演了重要支持角色，但近年来这一支撑力明显滑坡——人口红利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1979年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区域和工业领域涌入，低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为我国经济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但近年来，经济发展出现所谓“刘易斯拐点”，社会适龄劳动人口以每年数百万的规模减少，各地相继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和用工贵等现象。

　　一方面，“用工贵”表明我国人民群众特别是低端劳动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原先充裕的适龄低廉劳动力供给优势，正在迅速丧失。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将在“未富先老”后又于接下来的5-10年内步入超老龄社会。考虑到人口基数与结构变化是决定国力和长久国运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五中全会“放开两孩”后，还需有接续的适当鼓励生育的措施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战略举措。

土地、资本支撑力滑坡

　　除劳动力要素外，我国还进一步面临两大供给侧难题——土地资源开发空间受制收窄、资本边际收益下降和使用效率低下。

　　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大量城郊、农村土地以各种形式被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随着土地的长期开发，我国相应的土地管理制度却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推陈出新、因地制宜地做出创新升级调整。

　　由此造成的，是土地市场以非常规的渠道、路径发展，造成了网络上不时有“天价”拆迁，土地资源的征地拆迁补偿成本居高不下且总能“在讨价还价中”变“高价”，且造成极端事件等各种新闻曝出。

　　如此发展，一方面引起了不少社会冲突与群体事件；另一方面造成了如今土地开发利用空间越收越窄的局面。因而，现有土地开发机制必须另辟蹊径了。

　　同样，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近些年也问题重重。

　　事实上，不管是从企业、机构还是从居民储蓄上看，我国都堪称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由于我国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已普遍出现，金融和资本领域又存在较为严重的供给抑制与约束，使得资本使用效率低下，大量资金出现无处可投的局面，必须将制度创新与投融资机制相结合寻求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在投融资创新模式上，PPP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虽然社会上对PPP存有一些疑虑，但部分地方政府的实践已证明，PPP模式的优点一方面在于它能将大规模民间资本配置到公共领域，支持有效的工程建设与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能保障民间机构与政府实现风险同担和利益共享。在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让社会公众受惠、民间企业机构受利，有效地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

　　所以，PPP不仅是一个投融资创新模式，更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发展趋势。

人才供给是升级的关键

　　国际经验显示，各国早期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比较明显的支撑和贡献，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三项支持力明显滑坡，科技创新这一动力就更应被充分释放出来。

　　以申报科研经费为例，教授、研究员申报课题面临“官本位”潜规则，明显存在“官大经费足，官小经费少”等分配问题，往往导致学术气氛不良，科研水平低下。

　　再比如，一些管理部门要求研究人员严格按照官员的标准购买车票，无论是一般研究人员还是白发苍苍的教授、研究员，没有司局级行政级别，出行只能坐高铁二等车座，哪怕是使用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经费也要如此。

　　制度的不合理，难以激发知识分子、研究人员自愿地发挥积极性与聪明才智去做复杂的脑力劳动。

　　近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些打击、限制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不良案例，一些单位十分起劲地按官本位、行政化规则标准对科研课题经费已报销部分翻老账追溯、追款充公，亟待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总的来说，从供给侧要素结构升级与动力体系转型来入手改革，符合我国当下国情且迫在眉睫。在劳动力优势衰退、土地发展利用受限、资本往往无处可投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另一方面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地票制”等土地制度改革，并全面解除金融抑制优化投融资机制。

　　最重要的，还须同时做好制度与规划改革，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充分尊重科研规律优化科研环境制度来激励科研人员创新，以充分释放科技支撑力。至于如何将这些改革良策一一切实落地，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抓紧研究和及时实施有效的理性供给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