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回望重慶”為題，系列反思重慶若干重大事件，是試圖回到學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預設前提，以客觀理性的立場，深入探討“重慶模式”的相关問題。事實上，自有“重慶模式”以來，學者從未缺場，一個省級的地方政府能夠引起如此之多的學者关注，促使他們蜂擁奔向重慶，爭先恐后地為重慶說話，也算是構成打造重慶光環的一道人文風景。

“重慶模式”看來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紅”和“打黑”這兩幕大劇的導演與主要演員，再也無法繼續扮演他們原來的那個角色，在他們還來不及謝幕即被匆匆帶離重慶這個舞台時，自始就在圍觀重慶一系列戲劇性事件的各方觀眾，也來不及发出歡呼或惋惜聲，几乎都在一片驚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國近三十年來最具觀賞性的政治變局和結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過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編劇想象中的諸多要素都堆積到了一起，權力，金錢，忠臣，變節，陰謀，謀殺，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謠言，各种足以吊起觀眾胃口的戲劇要素可謂應有尽有。在這個時候，輿情很難說能夠平靜下來，議論洶湧撲來，也未見得馬上就能夠冲垮原有的政治倫理堤岸，人們更多的是把這幕現實大劇視同一出視覺和聽覺的娛樂節目，尽情消費相关的政治情節和故事，而更深層次的反思和理論探討，還遠未從泛濫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慶”為題，系列反思重慶若干重大事件，是試圖回到學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預設前提，以客觀理性的立場，深入探討“重慶模式”的相关問題。事實上，自有“重慶模式”以來，學者從未缺場，一個省級的地方政府能夠引起如此之多的學者关注，促使他們蜂擁奔向重慶，爭先恐后地為重慶說話，也算是構成打造重慶光環的一道人文風景。在已經出版的以重慶為主題的各類讀物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創新和发現已經不少，正在進行著的課題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個关鍵人物的出局徹底打亂了原有部署，可以預計，會有更多的學者出現在重慶的各种場面中。這种學者云集為一個地方說話的現象，大概只有在國共之爭時的延安才有，那個時期，多少理論才俊和文學青年，克服重重困難，不去西安去延安，成為流行一時的政治時尚。兩軍對壘，分清敵友，選擇政治正確，是戰爭年代的不二法則，而今重現這類現象，值得研究。

主動去重慶的學者，身份各異，立場鮮明，以“左”歸類，大致恰当。在中國当下已陷于嚴重社會分裂的情況下，左右之爭從意識形態層面下降到現實層面，是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個“左王”掌控執政黨意識形態大權，改革派受其牽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傾教條和陳規的束縛；但黨內左派缺乏社會基礎，缺乏民意支持，在學界更沒有正当性，勇于自稱左派者立馬就成眾矢之的。“八九風波”之后，學界公開跳出來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學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現在時過境遷了，執政黨在小平南巡講話之后，重啟改革進程，以市場化為導向，不僅取得經濟迅速增長的成績，也重鑄其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在此格局下，黨內左右路线之爭淡化，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鄧所倡導的“不爭論”和不問“姓資姓社”的主張，將理論和經濟切割成兩個互不相关的領域。在經濟領域，既非左派主導，也不是新自由主義唱獨角戲，而是不問理論是非的實用主義居支配地位。在理論領域，左的思想資源學理化，經過新左詮釋，成為世界左翼譜系中的一脈，以學術合法性贏得其在中國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識形態而是以學術形態重新在中國粉墨登場，是中國思想進程中的一個進步。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以來，新左派在中國學界漸成風氣，起初羞羞答答，后來蔚為大觀，徹底改變了中國理論生態，使之形成左右涇渭分明的思想陣營。新左派思想領袖汪暉，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聲，并不願意戴上“新左派”這頂帽子，而是主張以“批判知識分子”的身份出場。隨著新左派話語逐步進入公共領域，一批有著相同理論觀點和政治立場的學者，自願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幟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資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會公正為優先目標的理論方案。他們傾向于以經濟民主的方式來確立中國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抨擊資本和權貴的結合，批判執政黨腐敗和社會不公現象，要求重新認識毛的思想遺產和制度遺產，進而對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縱觀新左派的理論主張，它們是在學術的面具下，體現著比它的理論對手——新自由主義——更激進的政治立場：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來訴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則來確保經濟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參與為前提來改造黨國的決策體制和領導體制。很顯然，這些理論主張由于涉及現有改革的合法性問題，涉及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問題，執政黨并未給予積極的回應。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一樣，都沒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執政黨中樞，都是書生議政，清談而已。

以學者為主體的新左派在中國學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為主體的老左派原有污濁的名聲，同時激发出社會民粹毛左勢力的政治熱情。黨內老左派建構意識形態正統，長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式教條主義，思想僵化，語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對新的時代，拿不出新詞，缺少話語方式調整，說了誰也不信。草根階層的毛左勢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網絡街頭政治，在理論上毫無建樹。惟獨新左派，從西方左翼陣營中找來各种說法，從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到弗蘭克的依附理論，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到后殖民學說，從波蘭尼的大轉變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評，從法國年鑒學派到英國的新左派評論，從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到美國西馬，以及法國后現代和后結構主義各位大師，均被中國的新左派作為可以利用的思想資源，綜合打包，一股腦的輸入到中國，形成強大的理論場域，反對的學者一時無從置喙。經過近二十年的積累，新左派已成為中國一支重要的話語力量，发出的聲音已不可忽視。在此思想背景下，“重慶模式”以“唱紅”方式開发紅色資源，為新左派的思想實踐提供了一個制度空間。

重慶的執政者，顯然是一個高度重視話語力量的人，他對理論有著巨大需求，目的是為所謂重慶新政找到最好的說法。起初，有关重慶的一系列做法，是重慶自己的人在做理論總結，主要理論代言人是重慶市委黨校的苏偉教授。他寫的題為“薄熙來新政、重慶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報告，對重慶新政和重慶模式進行了系統闡述，高度評價重慶的民生經濟、“唱紅”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來對重慶的要求：“成后來居上之事，须非同尋常之舉”。為了論證這些“非同尋常之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進而賦予其在未來中國的普遍意義，找理論找說法就顯得尤為重要。由重慶人為重慶說話，難避王婆賣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資源，找外地學者特别是著名學者為重慶營造聲勢，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于是，重慶大門大開，廣納眾才，群賢畢至，學者紛至遝來，其中或有三顧茅廬重金禮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動投靠者，或有尋求理論創新學術突破者，方式不一，動機各異，但立場大體一致，均來自于左的陣營。其中几個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認為有必要晒一晒他們的相关言論，看看他們究竟說了些什么，以正視聽。

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領軍人物，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当過教授，以一篇重新論述“鞍鋼憲法”的文章聲名鵲起，對中國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認可，認為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點將不再是對保守派的簡單否定，而是著重在擴大制度創新的想像力空間，尋求各种制度創新的機會。他所謂的“制度創新”，主要是對毛時代的制度遺產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論依据則是美國“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法學”那一套說法。這個整天掉洋書袋的學者，几乎沒有什么中國历史意識，但這并不妨礙他為中國開出一系列藥方，尤其是為重慶模式作出一系列論證。他對重慶模式合法性的論證，主要來自于喬治、米德和葛蘭西所給予的三個理論視角，除此之外，他還會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們在某個地方說的一些話來為重慶背書。這是一件讓我極度困惑的事情，難道重慶模式的合法性只能來自于洋人的說辭？通過洋人的邏輯和方法，崔之元證明：“如果說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話，重慶則展示了21世紀頭十年中國的发展勢頭”。

崔之元的清華同仁李希光教授，是傳媒領域的專家，曾在華盛頓郵報做過五年訪問記者，回國后因強烈批評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而名聲大噪，他與人合寫的題目為《重慶夢與中國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該文据說得到重慶最高領導的高度重視，其中有些說法可謂前所未有。它的一個核心說法是：“20世紀后半葉，美國創造了一個夢想之地。今天，中國模式及重慶實踐將繼美國之后成為另一個夢想之地”。在李教授看來，重慶的意義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價值，“‘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及‘重慶實踐’，將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經濟发展的國家帶來實在的政策影響。未來关于政治經濟的學術討論中會加上新的一章——重慶案例能夠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場，并同時為消除它們的極端情況提供很好的借鑒”。為了讓人們對此有更廣泛的認同，李希光還寫了一個名為“重慶故事”的通俗版，認為“重慶故事”清晰地表達了中國未來发展的理念和奮斗目標，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未來的信心，建立了一個道德高地，在這位教授看來，“重慶故事不僅是每一個重慶人的夢想，也是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夢想。重慶故事是一個能夠打破話語障礙、激发共同興趣的話題，因此理論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要勇于參與觀念的競爭和故事的競爭，要講好重慶故事”。

王紹光教授也是一個著名教授，在美國获得博士學位，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鋼合作共同撰寫《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影響深遠，是一個公開主張國家主義的學者。在為重慶撰寫的文章中，王紹光的修辭能力比李希光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3.0版”這個概念，一時顯得高屋建瓴，出語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是1.0版，謂之“匱乏階段”；改革以來三十年，中國发展出社會主義2.0版，謂之“溫飽階段”；現在的重慶模式，則代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3.0版，進入“小康階段”。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的合理性，王紹光尽顯其學術能力，引經据典，圖文并茂，注釋近百，看似無可辯駁。今年3月15日，在重慶書記已經被免職的情況下，由王紹光教授主持，邀請北京大學教授潘維在重慶大學舉行報告會，演講“当代中國的‘體制’問題”。潘維一如既往，批判普世價值，宣揚“中國模式”的制度優勢，認為它代表著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農問題”研究而知名的溫鐵軍教授，對重慶模式也極其关注，他的總結也有别開生面的地方，把重慶的几項經驗概括得簡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兩大資本的擴張是重要突破”，“三項運動推動四個轉型”，“落實五大目標”，等等。最后對重慶經驗的總結是：“重慶經驗的意義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義的巢臼，因為它從親資本體系轉向了親民生體系。第二，它把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土地制度創新性地結合起來。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與市場的关系。第四，增長理念轉變，重慶发展從排斥性增長轉變成了包容性增長。第五，重慶的探索從一般的所謂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升級到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重慶現有的五大目標正是向生態文明轉型”。按這些說法，重慶實踐意義重大，关系中國未來。

《中國震撼》一書作者張維為教授，据說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對世界各种體制多有研究和比較，在《重慶歸來話重慶》一文中，驚喜于在重慶已經找到了中國模式一個最典型的樣板，斷言“重慶已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從硬件和軟件兩方面來總結重慶的巨大變化，在他的眼里，重慶的市政建設、高樓大廈、村級政府設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設，已不輸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而居民的居住條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得起國際比較。從“軟件”上看，他從几個街上出租車司機的話里，就認定重慶老百姓人心順，心滿意足，對重慶這些年的變化很自豪，對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評價很高。

在眾多參與總結重慶經驗的學者中，那個半調子的經濟學家楊魯軍，則以詩人的激情尽情歌頌薄熙來的“千日新政”，他借用電影《日照重慶》為名，寫了一篇上万字的長文《日照重慶——薄熙來與重慶模式》，從十二個方面概括重慶經驗，認為薄到重慶執政，是“中央英明和意義深遠的決定”，稱頌薄“以超乎尋常的勇氣、智慧，和共產黨人無私無畏敢于屹立于時代浪尖的大開大合英勇機敏的執政自覺，上演了一出出波瀾壯闊、深得黨心民心的精彩活劇。”這些阿諛之詞，無異于譜寫了新一曲的“東方紅”。就是這么一個“學者”，和社會學家鄧偉志、某基金會理事長胡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慶模式”高層研討會，不僅邀請崔之元等重慶官員宣講重慶各項經驗，而且也廣為邀請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時代的大紅人戚本禹、朱永嘉和烏有之鄉的張宏良。張宏良在這個高層研討會上发表了主題為《重慶模式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講話，在這位毛左領袖看來，“薄熙來的‘千日維新’不過是剛剛拉開唱紅打黑這第一幕，波瀾壯闊的民生大戲還沒有完全展開，重慶老百姓就歡呼‘社會主義又回來了’，如果重慶的維新運動能夠全部展開，并且能夠在全國展開，‘社會主義又回來了’的歡呼自然會響徹整個神州大地，中國社會主義自然能夠回歸自己的階級性質和政治基礎”。張宏良的這個言論看來并非一廂情願，從這個會議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經攜手聯合，重慶模式是他們聯合的基礎。

奔赴重慶的著名學者遠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還有來自美國原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教授黃宗智先生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張旭東教授。黃宗智在中國制度史和經濟史研究領域卓有成績，据說和王國斌、彭慕蘭共同形成了中國史研究的“加州學派”，退休后來中國人民大學執教，也算是衣錦還鄉。這回對重慶模式也表現出高度熱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評價。他的切入點是順著崔之元的話接著說，充分認同崔的洋書袋里的那些說法，認為“重慶所走的這條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條具有深遠意義的道路。它和資本主義經濟发展道路不同，因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體現了國家促進社會发展來推動經濟发展的理念，照顧到多年來被忽視的社會公正問題”。張旭東教授師從美國新馬批評大師傑姆遜（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顯赫，這次是以另一种“學術方式”介入到重慶的場面之中，到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擔任院長。他在題為“為什么選擇重慶”的采訪中，從所謂“總體性時代”開始談起，話題廣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國主體性，中國集體性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中國新人和中國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視野很大，預期很高，目標是在重慶建立起一個區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話語中心”。

左派的思想資源在重慶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極大聲勢，這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極其罕見的現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學術的新左，首次在重慶的旗幟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擋之勢。在執政黨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去重慶背書之后，重慶意識形態的正統性進一步得到確認，以致引來更大規模“紅色朝聖”潮。各類“官學”或具有官員和學者雙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紛紛前往重慶，在2011年達到高潮。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由院長常務副院長親自帶隊，各大所的所長和眾多學者參加，浩浩蕩蕩奔赴重慶，召開“共同富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接著是北京大學，也是由校長和書記一馬当先，率大隊人馬來重慶，大張旗鼓地宣傳“市校合作”，签署戰略合作協議。人民大學也不甘落后，校長紀寶成臨退休前率隊去重慶考察，贊揚重慶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郵電大學，檔次和規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重慶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請其為該校的兼職教授。

在前往重慶的路途上，還可以看到一些邊緣學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楊帆教授組織的“以非意識形態方法研究重慶模式”研討會，邀請了一些諸如黃紀苏、張木生和蕭功秦這樣的學者前去重慶，回來后整理了一個发言記錄，在網上披露后產生一定影響。其中蕭功秦的发言受到重慶苏偉教授的高度認可，被他認為是右派人士在重慶經驗感召下发生理論轉向的一個標本。蕭功秦教授的確是在去了重慶考察之后，為重慶說了不少好話，当然也對重慶“唱紅”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張木生也有這樣的傾向，對重慶辦理“李莊案”有所質疑。在左派對重慶的一片唱多聲中，這几個學者在贊美重慶諸种做法的同時，還是表達了一些看空的觀點。然而，這些質疑和批評的觀點，在左派和官學的一片歡呼聲中，瞬間就被淹沒。

如此之多的學者，爭先恐后地奔向中國西南一隅，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喧嘩之聲不絕于耳，在尽顯沉悶拘謹的中國政治氛圍中，無疑是一道極其亮麗的政治人文景觀。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這是奔著這個人去的。這個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員，沒有顯赫的紅色背景，不具問鼎高位的潛力，何至于有這么多身份各異的人前去捧場投帖？他去重慶執政，原被人們普遍認為是“发配”，在遠離政治中心的邊緣之地終老一生，隨著他雷霆般的執政行為呼嘯而來時，人們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變了中央和地方的傳統格局，大有挾“諸侯”以令“天子”的架勢，当六個常委先后前去為他站台之后，人們都在議論，剩下的三個會在何時動身。大概正是這种態勢擺在那里，加之其個人的超凡魅力，讓許多人從最初的觀望中迅速決定下注，為重慶留下投名狀。在此環境下，學者豈有例外？其次，意氣相投，價值觀一致，有共同信仰，對中國社會发展有共識，可謂志同道合。重慶打出紅色大旗，標榜意識形態正統，整合左派思想資源，呼應民粹，在中國漸已形成的社會利益冲突和階層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眾。學者的作用在于，為這种價值觀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學術支持，同時也是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驅動為政學不同資源整合創造了巨大動力，使得合作雙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補。重慶地方財政難說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學術，支持學者來渝講學做課題搞調查，還是輕而易舉的。坊間傳說几個大牌學者获得丰厚資助，無法證實，應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樣的機構，和重慶戰略合作，進行學術資源和地方資源交流與結合，是中國學術生產體制的內在邏輯，已經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學者奔赴重慶，為重慶說話，于理于法于情，都無可置疑。和執政黨的一個政治局委員有相同的政治見解，何錯之有？堅持執政黨一貫的意識形態，怎能不對？提供了學術服務获得地方財政支持，豈有不当？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個看法。

1、學者和權力的关系問題，是一個不太能說清楚的問題。中國傳統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國天下為抱負，提倡經世致用，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当然，這是一种理性人格，現實中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風日下，學林腐朽，附炎趨勢者大行其道，賣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學者操守和氣節几乎喪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學者，原來是極其主張“批判知識分子”立場的，對國家權貴資本主義現象多有批評，在理論研究中大致還保留著某种獨立性和客觀性。但是，這一回卻集體奔向重慶，如果僅是因為发現了可以實現的理想之境，那倒還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著利益和機會而去，那就另当别論了。左派云集重慶，完全和重慶唱一個調，肆意拔高重慶經驗，無視重慶治理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絕非一种正常現象，也絕對不符合學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反思和總結。

2、左右之爭已從理論思想層面進入到了現實層面，左派學者按自己的立場和價值觀為重慶模式說話，不置一個微詞，是其正当權利。屁股決定腦袋，從來都是如此。問題是，學術文章和宣傳品總是要有所區别吧，這個區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個洋人的話，做了多少個圖表，尾頁有多少個注釋，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王紹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著大量的數据和圖表，看似學術性很強，其實都沒有擺脫奉命之作應景之作的嫌疑。把他們的文章和苏偉的文章作對比，即可发現，他們所提供的學術論證流程不過是對苏偉文章的一次改寫，基本的調子是苏偉已經定好了的，他們的創新之處無非是增添了几個時髦說法，比如“重慶夢”和“社會主義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離開學術領域，進入現實領域，它即恢复其意識形態本質，毫無科學求實精神，以價值判斷開路，主題先行，最后必定墮入權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現在那些已經全身投入“重慶敘事”的學者，就面臨著一种尷尬境地：以前說出去的那些大話，是繼續說呢還是收回來？他們的獨立人格和操守在這個時候如何表現，人們正拭目以待。

3、重慶模式自實行以來，即在中國引起巨大爭議，其中“打黑”所暴露出來的諸多違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觸目驚心，對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場，均應有所反應和判斷。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開出來為重慶“打黑”辯護之外，大多數左派學者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都緘默不語，這和他們在重慶民生經濟上高談闊論相比，形成鮮明反差。是明知道重慶方面做得不当為尊者違？還是故意以沉默表達對重慶的無言支持？按照他們的知識背景，我認為他們并不難发現重慶“打黑”的諸多破綻，之所以采取回避態度，完全是出于黨同伐異立場，毫無公正可言，背離社會正義。重慶模式難以持續下去，從開始起就已顯端倪，其領導者和主要執行者的所作所為，一直就被廣泛質疑，公道人心，顯然易見，為何那些充滿睿智的學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來一直流行著這樣的說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們才能发現誰在裸泳。現在，重慶掀起的這股大潮已經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灘上那些還光著屁股的學者，是不是該抓緊穿上你們的褲子了。（榮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