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论正在苦苦探寻发展道路的国家，还是中国自身，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探讨都是有意义的。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呈现出强烈的威权色彩，若被奉为楷模，将损害人类的自由事业。殊不知，当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华盛顿共识”在第三世界屡屡碰壁之际，陷入困境的贫弱国家有权利选择一条更有希望的成长之路。

　　毫无疑问，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难以否认，这一特征对推动中国30年来年均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说这一模式属北京首创，却有些言过其实。该模式实际上带有浓厚的东亚式特色，从日本道路到新加坡道路，从朴正熙时期的韩国到蒋经国时期的台湾，再到苏哈托时期的印尼，都可见其踪影，不同的只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程度有别。

　　“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在于，它认为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能够自我建构，相反，公权力则总会趋向贪腐和乱作为。只要缚住政府的双手，无所不能的市场就会自动生成繁荣，社会的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就会顺理成章得以实现，美利坚和大不列颠的成功就是明证。

　　但是，这一模式忽视了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难题：这类国家独立时间不长，正处于民族和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共识”一味反国家的立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政府权力弱化后，很多国家陷入更严重的政治分裂和混乱状态，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本难以顾及。

　　与美英的从容现代化不同，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更为急迫、艰难的工业化压力。要发挥后发优势，大政府作用不容回避，在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调整、出口市场开通，尤其是法律与秩序的完善上，政府都可以发挥正面的角色，帮助培育市场体系。

　　“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正在于此。但是正如前文所言，政府主导型增长并非中国所独有，将其归结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并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则有拔高中国、刻意制造中西对抗之嫌。

　　政府主导型的模式曾创造了“日本神话”。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黄金增长期，短短20多年间，其经济连翻四番，从战败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无疑从“日本神话”中获得了启示，不过，邻国的教训却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80年代后期，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在日本渐入困境，最终出现“失去的十年”。

　　在市场发育期，政府的角色是必要的，两者并非如古典经济学所讲，可以截然分开。一旦市场发育成熟，政府和市场两者间的关系就应适时调整。市场必须从政府的护卫、监控下挣脱出来，获得自主。

　　不仅市场要获得自主，目前大政府、小社会、弱公民的不平衡形态也面临重构。当政府主导模式增长乏力后，社会的活力和个体的创新继而将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并保证经济运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因而，“中国模式”远未定型。不仅如此，当前改革正进入“三峡地带”，内外挑战巨大，未来如何走，仍是一团迷雾。由此，将“中国模式”改称“中国道路”，的确更合适些。所谓的“中国模式”，充其量只代表了过去30年的成功经验，它根本不具有对未来的指导意义。

　　当然，过去的经验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它至少证明，对改革这一宏大社会工程持有谨慎谦逊、一步一挪式的策略是正确的。改革蓝图不可能先事无巨细设计出来，官僚机构只需按部就班达致目的。一言以蔽之，改革是进程中的事业。

　　中国的成功在于其“问题解决型”：在应对眼前挑战中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作出相应政策调整和创新，尽管这种调整和创新更多是在压力面前为寻求出路进行的被迫选择。由于很少受远期目标的困扰，中国改革者能够包容开放、兼收并蓄，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闯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