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并陆续通过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出口倍增目标”、“促进就业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战略部署来实现“制造业回归”，目的是促进制造业就业增长和再繁荣，保持美国全球竞争力。短期来看，奥巴马政府的制造业复兴战略并未扭转美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下滑的趋势，但美国制造业依然强大，即便在新兴制造业领域中美仍然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从全球化时代制造业发展规律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唯一出路即是通过创新来主动迎接和挑战高端制造领域，以成本优势固守低端制造的思维必定失败。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在从“制造”向“创造”转变过程中应遵循制技术演进与创新发展的现实规律，避免“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等焦躁思维的干扰。

一、美国提出制造业复兴有以下三点主要战略意图

第一，制造业是创新的基础。研究表明，创新主要源于生产制造过程和与需求端（消费者）的互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项目战略计划》（2016）显示，制造业占美国私人部门研发投入达75%，雇佣了全国2/3的研发人员。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制造业近20年来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不仅导致国内就业岗位减少，而且严重损害了美国本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近年来，美国重大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在全球所占比重已经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对美国的创新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第二，避免制造业过度空心化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及全球影响力衰退。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制造业逐渐向海外转移，美国重点发展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业，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虚拟经济的脆弱性，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全球影响力衰减使美国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达到19.8%，超过了美国的19.4%，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宝座首次易主。

第三，从促进就业角度看，制造业至关重要，服务业不能完全吸纳失去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劳动人群。许多经济学家都曾预言，所有失去制造业岗位的人都将被容量无限的服务业所吸纳。但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却并未看到总就业人数的任何净增长，相反由于制造业的衰退，总体就业量出现了减少。2001年1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为13250万人，而在2010年11月，这个数字却减少至12980万人，就业人数出现了2%的下降，同期服务业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525.2万人，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减少538.3万人。由此可见，服务业并不是一个无限的劳动力就业池，并不能完全解决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二、短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并未实现真正的复兴

（1）长期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占比下降趋势并未因美国“制造业复兴”口号的提出而扭转

数据表明，1969—2014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4.4%降为2009年的12%，此后开始企稳，在2012年回升到12.3%，2014年又下降至12.1%，并未因美国“制造业复兴”口号的提出而发生扭转。

数据来源：美国BEA

（2）从经济周期角度来看，此次美国制造业“复兴”更像是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的恢复性增长，但反弹力度“日渐驱微”

20世纪以来美国发生了近11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分别是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1948-1949年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1953-1954年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1957-1958年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1960-1961年战后第四次经济衰退、1969-1970年战后第五次经济衰退、1973-1975年战后第六次衰退、1980-1982年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1990-1991年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2001-2002互联网泡沫和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并且每次经济危机都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依据对1969-201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197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呈下降趋势，且趋势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变；二是美国制造业受到经济危机冲击后的反弹力度“日渐驱微”。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BEA数据进行计算；增速为名义增速

三、美国工业内部结构高端化目标尚未实现

美国政府通过颁布和实施“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材料基因组计划”、“国家机器人计划”等高端制造计划来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新兴制造业，希望通过高技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来实现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目前看未取得多大成效。

首先，从工业总体结构来看，制造业比重逐年下降，页岩气革命相关的传统石油天然气采掘业发展势头却“一枝独秀”。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是复兴制造业，但从工业结构来看，1998年以来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呈下降趋势，由85.4%下降至2014年的74.1%，且下降的趋势并未制造业复兴战略的提出而得到显著的扭转。与此同时，采掘业占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却呈大幅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4.8%增加至2014年的16%。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BEA数据进行计算；增加值为实际增加值

从采掘业内部行业来看，石油天然气采掘业的扩张是导致采掘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比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1998-2014年，石油天然气采掘业实际增加值增长了近7.8倍（依据下图所示，期间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产值很快得到了恢复），占采掘业的比重也由47.7%增加至66.6%，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2.3%增加至10.7%，这显然是受到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BEA数据进行计算；增加值为实际增加值

其次，奥巴马政府提出制造业复兴战略以来，美国高技术产业表现不如预期，全球竞争力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

从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来看，美国占比由2001年的38.5%下降至2014年的28.7%，下降近10个百分点；从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制造业及工业比重来看，2001-2008年占比呈小幅增加趋势，但2009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呈小幅下降趋势；从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来看，该比重一直呈现比较稳定的趋势约3%左右，但2009年以来该比重还是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奥巴马实施促进新兴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来，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并不理想，增长速度也未恢复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

　　数据来源：美国BEA、NSF；增加值为当年价格

四、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为何未达到预期效果？

一是，受制于产业发展规律的影响。首先，从产业结构发展规律来看，虽然美国从未放弃制造业，但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端化趋势从目前各国发展情况来看，依然是不可逆的。其次，从全球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看，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和外包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是，资本的逐利性让美国制造业失去发展良机。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哪儿利润高资本就往哪儿去。根据金融分析公司Sageworks发布了美国最赚钱行业排名（注：金融分析公司Sageworks发布了美国最赚钱行业排名（2015）：第一位会计、报税、簿记和薪资服务，净利润率19.8%；第二位法律服务，净利润率17.8%；第三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净利润率16.4%；第三位（并列）商业和工业机械及设备租赁，净利润率16.4%；第五位牙医诊所，净利润率14.9%；第六位房地产租赁，净利润率14.1%；第六位（并列）内科医师诊所，净利润率14.1%；第六位（并列）房地产中介和经纪，净利润率14.1%；第九位其它保健医师诊所，净利润率12.6%；第九位（并列）公司和企业管理，净利润率12.6%），前十名最赚钱的行业除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属于工业外，其余全部无一例外属于会计、房地产租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此外，根据美国BLS发布的2016年2月份的行业平均小时工资额，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额为25.68美元略高于全行业平均工资额（私人部门平均小时工资额为25.35美元），不仅落后于公共服务事业（37.55美元/小时）、信息业（36.25美元/小时）、金融业（31.98美元/小时）等服务业，也落后于采掘业（31.51美元/小时）、建筑业（27.69美元/小时）等工业。（注：行业小时工资排名前十依次是公共服务事业、信息业、金融业、采掘业、专业及商业服务、批发贸易、建筑、教育和健康服务、制造业、运输及仓储业）

三是，全球经济不景气大环境的影响。欧洲、日本以及印度、巴西等一些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仍然未能走出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美国整体宏观经济较发达国家中表现相对较好，但外部大衰退的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美国制造业的复兴。

五、中国如何应对？

在美国全面推进制造业复兴战略的同时，其他国家也纷纷出台战略规划，制订政策体系，对先进制造业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布局，如德国的“‘工业4.0’战略”、巴西的“工业强国计划”和印度的“国家制造业政策”等。

由此，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竞争格局：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点布局高端制造业，打造其竞争优势，而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低端环节向中高端领域转型和升级，双方必然会在新兴制造领域产生“交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降低，中国制造业在传统低端领域也遭遇来自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挤压。

面对转型升级重任和“双重竞争”格局，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首先，清楚认识中国制造业与美国制造业之间的差距，制造业单位劳动生产率美国仍然要比中印高出80%-90%（注：数据来源于全球经济研究和政府企业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便是在新兴高端制造业领域，中美也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以电动汽车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通用就已经推出了第一款电动汽车远远领先于中国，3D打印、高端装备等领域更是如此。但在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竞争方面，美国制造业也不具有全面的优势。缺乏完整的本土产业配套体系、熟练工人以及工资水平依然高于中国（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制造业平均年薪不足5万人民币，按每天8小时进行折算，则平均时薪仅为4.5美元，美国当前制造业平均时薪为25.68美元，约为美国1/6多一点）等新兴国家，导致除了机械化程度高的制造业外，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可能迁到美国。从目前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复杂、最成熟的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复兴战略很难扭转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尽管美国制造业依然强大，但全球竞争力下降趋势尚未扭转，美国的真正优势依然在服务业。从全球化时代制造业发展规律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唯一出路即是通过创新来主动迎接和挑战高端制造领域，以成本优势固守低端制造的思维必定失败。

其次，避免“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等焦躁思维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干扰，应重视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长期培育和构建。技术演进、创新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颠覆性”技术或“突破性”技术往往是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积累到一定的高度才发生的。“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听起来美好，但其带有的投机性思维可能会让企业界忽视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而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业陷入“未强而衰”的困境。

再次，切莫对“市场换技术”再抱幻想，科技创新必须坚持自主发展道路。为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一些学者再次提出通过中国强大的内需来换取国外先进技术的观点，然而我国对此亦有“前车之鉴”。例如，2000年初我国实施的在燃气轮机领域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最终未取得预期成效，表明，核心技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就是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长期“摇钱树”，市场经济下，没有哪一个理性的国家或企业愿意将自己的优势技术卖出。

最后，与美国政府受制于资本不同，目前中国政府对资本依然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高铁模式”的成功即是这方面的体现，为中国政府发展大飞机等大型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成功的案例。但这种模式容易产生政府干预过度，造成但成本与效益难以合理评估等问题，且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在基础研究、科技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塑造等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方面依然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调整当前经济结构，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实体制造领域；另一方面，竞争是企业创新原动力，因此政府在产业政策制订上应由选择性政策向普惠性政策转变以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在技术路线、行业领军企业选择方面应由市场选择避免政府过多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