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投资刺激措施虽然效果下降，但并未带来通货膨胀的恶果。

　　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失业状况恶化和通货膨胀加剧等现象长期并存的局面，美国经济的滞胀是从1973年12月爆发的经济危机开始，到1982年经济开始复苏为止，持续长达10年之久。供给学派（或称“供应面经济学派”）应运而生，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它强调管理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接受了这一套学说，出现了史上号称“里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源于美国的供给学派，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美国供给学派主张的改进型。总之都认为是美国里根经济学在中国的翻版。我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仅仅在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其本质、实际内容和政策含义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针对性不同 
 
　　70年代西方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多年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失业率攀升的局面，而英国则更为严重，不仅整个70年代通货膨胀率极度严重，同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失业率高达两位数。政府干预经济的需求管理措施宣告无效，因此，“供应面经济学派”面对的问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攀升三者并存的现象，美国供给学派的宏观政策所针对的也是这三个主要问题。
 
　　中国情况与此不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就业稳定，投资刺激措施虽然效果下降，但并未带来通货膨胀的恶果，相反，物价水平长期处于低位。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降低速度现象，是不是与治理通货膨胀有关呢，在经济降速之前，中国经济发生过通货膨胀吗？显然都不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曾经在2008年至2010年三年间曾经采取过刺激需求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2011年出现过短暂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长略为偏高的现象，2012年之后，消费物价上涨较快的现象不仅消失，而且一直偏低，生产者价格（PPI）也呈偏低状态。
 
　　2011年之后，货币政策仍然是较为灵活和宽松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绝对值不仅继续增加，而且增长速度保持两位数增长，只在2014年略有减速，其他年份都保持正常增长，社会融资增量也只在2011年有下降，2012年后仍然连年增长。因此看不出2011年之后政府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相反，从2012年生产者价格出现回落和偏低现象后，中央政府实际上每年都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短期的、结构性的以及区间性的小规模的需求刺激措施，并未采取过与治理通货膨胀有关的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在经济下行期间，中国的就业稳定，2015年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失业率依然保持较低水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称，2016年一季度中国的调查失业率仅为5.0%左右，世界上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基本只有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国家。
 
　　当前和未来几年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结构的明显变化和供给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当前，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宏观调控思路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而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的是“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主张。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并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从财政政策来看，从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就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第三年，财政赤字预算安排85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5%；2011预算赤字安排仍然达到7000亿元，占GDP的2%；2012年预算赤字上升到8000亿元；2013年财政赤字再上升到12000亿元；2014年再攀升到13500亿元；2015年达到16200亿元；2016年再到21800亿元，而且财政开支的增长都保持两位数字增长并超过预算收入增长速度。

 中国财政支出的增长政策实施的前后逻辑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做的是翻案文章，反思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抛弃需求管理的合理因素，否定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片面强调减少市场扭曲、改进激励、放松管制。用经济政策的改弦更张体现美国两党政治的博弈。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和发展，是新的发展阶段的理性升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关注供给结构必须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还关注纠正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错配问题，而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市场主体的活力问题。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发端，就是解决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体制问题，包括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早期实践，只不过当时有其实而无其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进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此外，还包括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服务业领域中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这些都是供给侧的改革措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十三五”将加大营改增的力度。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产生，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当然更不是美国里根经济学的舶来品。

政策的覆盖范围不同

　　归纳美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同时还强调保护知识产权以促进新产业发展。其政策涉及面很窄，旨在通过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供需失衡的问题，不仅存在着期限错配的谬误。而且高估减税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这使供给学派同时遭受来自理论和实践上的攻讦。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说：“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五大发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与整个发展思路理念和整体宏观政策相配套的改革政策，不仅覆盖面很广，而且需要体制机制的建设和保障。具体来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与当前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提出的五大支柱政策相配套、相呼应的，这五大支柱政策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在宏观政策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适度扩大总需求，因此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继续扩大营改增并减少行政收费。在产业政策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覆盖一、二、三产业，农业实行种植结构改革和农业中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第二产业不仅要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还要发展新兴产业，实施《中国制造2025》；第三产业的重点是补短板，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在落实改革政策方面，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作出了顶层设计，但还需要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当前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抓手。在微观政策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政策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增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保障民生。而所有的改革政策都要体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五大理念。

利益调整关系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实际上代表的是大企业和大公司的利益，减少个人和公司所得税，表面上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利，但它同时要求减少公共福利，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它的减税主张实际上对富人更有利，它代表大资产者的诉求和利益。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企业退出过剩产能，但政府通过财政措施安排失业救助，2016年中央财政用1000亿元来支持职工下岗的救助。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通盘考虑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尤其更为重视低收入阶层人民的利益和保护。

理论依据不同

　　美国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和万尼斯基，前者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密切。供给学派提出的“拉弗曲线”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能够做大税基，进而增加税收总量。然而事实上，这一论述未能得到美国20世纪80年代财政实践的支持。美国在1981年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和企业收入，扩大了市场，但没有达到增加居民储蓄和增加政府税源的预期效果，反而使政府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结果1982年之后美国多次增税以减少财政赤字，平衡预算。美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特别是放松政府管制的主张以及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评，实际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表现，是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发端，但由于其政策效果不佳，因而没有得到后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的承认。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是党的经济治理理念，由党的领袖提出，并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国家理论，它不是来源于哪一个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更不是来源于美国供给学派。它的思想源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适应、生产和消费互相关系、以及关于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关系，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平衡关系等基本观点的实际运用，即在供给侧中关注各种结构关系，即包括价值量结构关系，也包括提供产品服务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它反映价值量关系，但更主要反映使用价值的适应性问题。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与当今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转化为当今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活了、讲实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吴敬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为”

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推进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有这样一种理解：三中全会说了两方面都要发挥作用，半斤八两。我觉得要搞清楚两者的作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各自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学上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两个，第一个是有效配置资源，第二个是形成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企业家和一般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手段和力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用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的、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到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去。市场来做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热衷于由政府做：用下指标的方法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也是由政府机构决定，要发展哪些产业，用什么技术路线，政府给补贴、给扶植、给贷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去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去年在北京“电动车百人会”上，有人说政府扶助电动车发展到去年已经花了1千个亿。最后总结，有些钱花得不好，所以没有效果。譬如说有一个“十城千辆计划”，选择十个城市，每个城市给1千辆大巴，大巴的补贴强度很高，十城千辆就是1万辆的规模，可能接近最低的所谓经济规模，最低的经济规模达到以后，就能够自己转起来了。
 
　　但这里补的方法错了，应该补需方，在市场中需要补的，是补消费者、补购买者，我们用的方法是补供方，补给生产厂商，于是各地纷纷要求“我也参加”，最后是25个城市，一个城市1千辆，就是2.5万辆的大车，这应该说到了最低的有效经济规模了，但因为是补供方，肥水不流外人田，规模也就是1千辆，结果钱完全无效。去年改成主要补需方，但是制度上好像有问题，出来了一个假需方，左手卖右手，勾结起来。供方卖给需方，需方拿到补贴后把这个钱还给供方，再买一次，两方把这个补贴分了。现在正在查这种骗补。所以说，政府在市场里面起作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手段和力度。
 
　　另外一个是降成本，或者还有去杠杆，许多地方也主要用行政命令下指标的办法。有一个移动通讯供应商的副总说：“我们的日子真难过，有的部门给我们下指标，要提网速、降资费。另外一个部门又给我们下指标，要我们增加盈利上交。”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个行业如果放开竞争，我们自己都会努力去做。”目前这个行业竞争是很差的。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市场通过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去做，市场可以做得很有效率。

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不能干，不能直接组织融资，直接操办项目，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我常常看到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或者是地方上的领导同志，到企业去就告诉人家“这个技术好，你们搞这个技术”。
 
　　他怎么能知道哪个技术好？不要说官员不知道，企业家其实也不知道。这都应由市场决定，由市场判断。政府不要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不要违法设定市场准入。反过来说就是要赶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政府给高新技术企业很强的政策倾斜与扶助，好像看起来很好，但扶助了此产业，就打击了千千万万其他的产业。
 
　　深圳从来都是扶助力度很大，但是因为资源是有稀缺性的，就是说是有限的，扶助一些企业意味着损害和打击其他企业。比如对电动汽车的扶助力度很大，中国有一个声望很高的院士告诉我，他的学生的技术可能是世界先进水平了，想要20多亩地，就是不能批准。最后找了好多的领导，也很帮忙，过了几年还是批不下来。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他不在重点扶持名单里，要“走程序”，这一走程序几年批不了。这种事情相当多。

政府应该“有所为”，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有所为

　　政府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应该“有所为”，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有所为？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比如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科研是有外部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去做。在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有一些微观的事情可能也需要政府介入，但要讲究方法。
 
　　现在很热门的话题是PP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PPP主要是针对所谓“准公共品”，第一个成功的例子就在日本。原来半导体集成电路很落后，处于技术追赶阶段时，就用了PPP的办法，找了8家半导体公司出资，政府对应出资，组成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开发后，把所有的专利、所有的专有技术都向社会有偿提供，做得很成功。后来很多国家都用了这种办法，或者是PPP，或者是政府牵头组织产业联盟，来开发这种共用性的技术。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开发是在进入市场竞争前。在竞争前开发可以补贴，到了进入市场竞争的时候就不能补贴了，你补贴一个企业，就打击其他所有的企业，这是破坏竞争。
 
　　对于那种外部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进行补贴，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但这时候一定要讲究方法。关于电动汽车减排，美国加州用的办法最好，他们不是用补贴，用的是排放额度交易。特斯拉拿到很多钱，不是从政府拿到的，是卖排放，因为它是零排放，有些做汽油燃气汽车的则要买排放指标。通过这样一个办法，不用出钱，就把限制排放的成本分摊在生产燃油车的企业身上。当然，这需要比较好的社会诚信、比较好的法制。所以改革是一个全面改革。
 
　　还有一个是规划。规划要提供一种预测性的信息，不是计划的规划。既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改革，现在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防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最先提出，就是文件发得太多，落实不够。他叫“冰上开车，空转”。我觉得他指出的这种现象必须要改。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各项改革决定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