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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核秩序 从全球视角浅析核秩序的演变之路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托格扎·卡萨诺娃（Togzhan Kassenova），狄布卡·达斯（Debak Das），玛丽安·普朗（Mariana Plum），赵通（Zhao Tong），亚当·沙因曼（Adam Scheinman），华盛顿特区
2016年6月6日 | 全球核秩序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其背后的原因纷繁芜杂，包括：各国在裁军和核不扩散任务的优先级上的分歧；地区不安全局势引发核扩散担忧并加重核威慑；因裁军问题毫无进展而幻想破灭；以及关于是否应将（朝鲜和伊朗等）局外国家纳入核秩序的问题等。在国际社会就上述问题展开辩论之际，卡内基最新的报告《透视核秩序的演变》针对“中立国”或新兴有核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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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贸易 台湾，贸易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梁国新（Francis Liang）, 卜睿哲（Richard Bush）, 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2016年6月21日，华盛顿特区 | 在全球市场近期的下行趋势下，美台商界依然保持着最为强劲和持久的关系。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额高达660多亿美元，台湾累计对美直接投资超过220亿美元。台湾新当选的总统蔡英文希望加深双边的商业关系。她强烈支持台湾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仍面临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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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市场 石油市场的未来：塑造21世纪能源的政策和政治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 克莱尔·凯西（Claire Casey）, 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 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 阿莫斯·霍克斯坦（Amos Hochstein）, 德鲁·库德雅克（Drew Kodjak）, 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 凯文·马西（Kevin Massy）, 马修·皮奥特罗夫斯基（Matthew Piotrowski）, 瓦伦·西瓦拉姆（Varun Sivaram），华盛顿特区
2016年6月28日 | 在过去的两年里，油价的下跌使得石油市场一直上下震荡。持续的低油价预期和旨在达成《巴黎气候协议》各项目标的系列政策可能会改变未来的地缘政治、石油需求和化石燃料补贴改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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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改革 缅甸如何能避免资源魔咒？
杰尔森·加西亚（Jelson Garcia）, 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 绍威杜温（Saw Alex Htoo）, 斯蒂芬妮·欧斯特菲尔德（Stefanie Ostfeld）, 苏迪尔·谢蒂（Sudhir Shetty）, 杨永正（Yongzheng Yang）,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特区
2016年6月29日 | 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该国主要的出口收入来源，但是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冲突的一大主要原因。缅甸首次发布的《采掘业透明度动议》及与玉矿开采和国企相关的发现都使该行业进行重大改革势不可挡。新当选的国家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应该如何做来改善该国资源财富的治理，而国际社会又能如何进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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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中国的负债极限何在？
黄育川（Yukon Huang），《中参馆》（China File）
2016年5月21日 |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很多评论家都警告说，中国经济崩盘可能近在咫尺。然而，中国近期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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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投 英国退欧公投后会发生什么？
尤尔根· 格罗斯曼（Jü rgen Grossmann），《战略欧洲》（Strategic Europe）
2016年6月3日 | 无论6月23日英国公投结果是去是留，都将对欧盟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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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俄罗斯是否应该对中国的远东计划心生畏惧？
陈寒士（Alexander Gabuev），维塔·斯皮瓦克（Vita Spivak），《瞭华》（China’ s Way）
2016年6月7日 | 中国与俄罗斯最近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令俄罗斯人对中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计划”担心不已。然而，对形势进行仔细分析的结果表明，俄罗斯毫无理由担忧中国的工业扩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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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 印度应放下对中巴两国的“历史疑虑”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2016年6月14日 | 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进一步巩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际，批评人士和怀疑论者也对印度亲美战略的代价产生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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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的愿景和中国的未来
Xi’ s Dream and China’ s Future
相蓝欣（Lanxin Xiang）
《生存》（Survival），第58卷第3期 | 比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中国崛起”，习近平更喜欢“复兴”一词。在习近平看来，前者的关注点在于中国能多大程度地接纳现行的国际秩序，而后者则意味着世界需要做出改变以迎合中国。然而本文指出，习近平的文化复兴计划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包括民族主义的“中国梦”，反西方意识形态运动和有瑕疵的反腐败运动。作者认为，基于一党制的政治秩序承受着重重压力，中国现行制度正经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而导致这一局面的不是经济放缓或缺乏民主制度，而是在于当前恢复儒家合法性的运动和基于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建立起来的统治体制之间日渐拉大的差距。
和其前任不同地是，习近平迅速通过对党、国家和军队的整肃重塑了政治版图。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也显得非常自信，不再遵循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原则，采取高调的外交政策以求与中国不断增大的责任和国际角色保持同步。作者指出，现在有两种可供中国选择的范式：一是中国必然通过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全面融入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二是中国几乎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际秩序产生破坏性挑战，而习近平对两者都并不认同。习近平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全球化概念以对抗西方优越性的观念，并捍卫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世界政治的多极化。
作者指出，这种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政治有许多可取的地方，但习近平对历史的误读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其一，习近平身为红色太子党，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中国现行的制度，因此拒绝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最近中国的反西方意识形态运动则是与习近平的文化复兴计划相违背的。儒家文化复兴需要对全球文化多元采取开放，而不是排外的态度。中国的意识形态运动无法让人信服，因为其以外来的政治局体制为基础，这与儒家身体政治本身就是不相容的。其二，习近平相信太子党的合法性。但是，人民共和国本身就与通过血统继承的王室不同。此外，反腐的最大威胁不是那些“老虎”，而是在民众看来谁站在道德制高点。反腐运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真正的法治和更大 的政治开放度。作者认为，习近平的愿景得以实现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实现与儒家传统相兼容的政治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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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变化的地缘经济战略
China’ s Shifting Geo-economic Strategy
克里斯蒂安·达纳（Christian Dargnat）
《生存》（Survival），第58卷第3期 | 在全球贸易放缓、服务业赶超制造业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接近枯竭。中国面临着过度负债、产能过剩、竞争力下降，不利的人口结构和资本外逃等诸多问题。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正在转变其地缘经济战略并采取了两大重要举措：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和“一带一路”项目。这两项举措的成功与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地缘政治都至关重要。
中国当前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是基于内部和外部的再平衡。对外，中国不再韬光养晦，而是采取行动维护自身利益，这体现在中国与邻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态势。对内，中国的经济战略关注再平衡地区发展，并改变由工业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以恢复经济的稳定增长。
金融现代化
为此，中国需要将人民币成为国际储蓄货币以在当前过度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吸引更多外资，同时避免利率过快上涨。为了实现这一充满野心的目标，中国政府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在短中期内，在不损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管理人民币的比价，；二是在改善中国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同时，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造成影响。为了管理人民币的比价，中国政府有三大选择：继续维稳、允许市场力量进行自我调节和操纵人民币进行适度和经常的贬值。
一带一路
要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政府亟需解决其面临的不可持续的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中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以期再度打开中国通向欧洲的贸易路线。“一带一路”有着经济、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三重意义。首先，该项目能够通过进入新的市场来让中国经济突破当前的瓶颈；其次，该项目能够通过联通和发展中国的腹地来再平衡国内经济，实现民族团结；其三，无论陆地还是海上，该项目都能产生区域甚至国际上的影响。
作者认为，中国现正进入到一个历史新阶段。若习近平的这些举措失败，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后退，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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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网络空间力量
China’ s Cyber Power
奈杰尔·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
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阿德尔菲系列》（Adelphi Series），第55卷第456期 |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世界大国正在重塑网络空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用户群体、日益频繁的经济活动和不断强大的军事和情报工作。中国正在利用这些资源追求一种耐心且自信的外交政策，治理并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这一种外交政策可能会带来规范性影响，挑战现存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秩序。另外，新兴科技也正在成为控制国内社会和镇压国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强大工具。本报告从中国不断发展的互联网自由与监管、网络间谍、网络军事能力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网络空间力量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发展。
在第一章中，作者详述了中国互联网监管的发展道路。中国领导层认为可以有效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并且相信发展电子政务对响应公众呼声、提供有效服务和减少腐败行为是非常必要的。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国连续几代领导人积极推进数字化，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如允许更大的信息流动和超出其接受范围的言论自由。为此，中国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监控和管理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内容，并试图通过法治管理混乱的网络空间。同时，因为网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会继续要求国外信息和通讯科技公司进行信息披露，以及推动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起“多边主义”的信息治理模型。
第二章主要讨论了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作者指出，虽然北京大力反驳了关于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中国的军事参政要员私下承认了这类活动的存在，并认为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国家安全需要，也是对西方不愿意公平分享科学技术的必要反击。作者认为，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北京加强网络法律法规的目标一定程度上能限制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并致使国家行为体在选择目标上更为谨慎，但中国极大可能将和其它国家一样，继续运用网络间谍确保国家利益，并对国际质疑声保持沉默。
第三章关于中国网络的军事用途展开。作者指出，中国将尝试最大程度地利用网络空间增强其军事能力与美国抗衡。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军力高度依赖于网络通信系统，因此网络空间是其一大致命弱点。解放军已经在通讯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尽管利用网络信息达成军事目标的风险和伤亡率都大大降低，解放军仍然会在部署网络军力上保持谨慎。
第四章讨论了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虽然起步较晚，中国已经飞速地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使用方法。如果中国网络影响力持续增加，那么将带来全球性的影响。作者认为，西方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要弄清楚中国正试图做什么，为什么，然后是考虑其相关影响。随着中国运用网络空间获取经济利益并消除威胁的能力越来越强，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调整心态，接受其不再拥有长期以来的技术优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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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综合战略威慑”的演变
China’ s Evolving Approach to “Integrated Strategic Deterrence”
迈克尔·蔡斯（Michael S. Chase），陈亚瑟（Arthur Chan）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16年 | 本篇报告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的研究分析得出，随着中国政府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评估的变化，其战略威慑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并且中国军方正在不断增强战略武器能力以实现其战略威慑目标，保护国家利益。中国当前的战略威慑概念相当广泛，结合了多领域的军事和非军事能力，构成了“综合战略威慑”态势。核能力、常规能力、空间能力和网络战能力都是中国战略威慑能力必不可少的部分，综合国力的非军事方面如外交、经济和科技实力也包含在内。
报告指出，中国正在部署更可靠的核威慑武器，包括改良的井式洲际弹道导弹（silo-base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固体燃料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solid-fuele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及弹道导弹核潜艇（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s）。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常规军事部队建设，并提高了与应对美国军事干预相关的空军、海军和导弹能力。另外，中国同样关注其空间作战、空间反击、网络战和电子战能力的提升。这些对于威慑或赢得现代信息战争都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不断提升，“综合战略威慑”概念已经付诸实施。中国军方刊物已多次指出中国在和平时期与危机和战争时期所采用的不同威慑行动。在和平时期，中国军方主要采取“预防性威慑活动”，如利用阅兵和军演，官方和非官方媒体报道，以及卫星图像等等。而在危机和战争期间，中国军方会采取“紧急威慑姿态”，如提高战略导弹部队的战备水平、进行发射演习、进行信息攻击、调整核打击政策、甚至有限的火力攻击作为警告等，以阻止美国的军事干预，并减少冲突继续升级的可能性。
报告还针对中国不断提升的战略威慑能力为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加大军力投资以维护自身战略威慑能力，提高其在亚太地区军备的生存力和适应力，并减少对空间系统和信息系统的依赖。美国政府还需与中国在战略威慑和地区稳定问题上加强对话，达成共识。另外，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强化与盟友的关系并提供保证，无论中国是否会进一步加强“综合战略威慑“能力，美国将继续维持自身能力，并在危机时给予盟友绝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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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化认同与焦虑：理解中日关系的恶化
Routinized Recognition and Anxiety：Understanding the Deterioration in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卡尔·古斯塔夫森 （Karl Gustafsson）
《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6年5月 | 国家间关系为何在各方努力改善的情况下依然恶化甚至发生冲突？21世纪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则是这个难题的一个现实例子。本文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分析了中日关系的恶化。作者认为，国家焦虑程度的升高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改变其身份，因此导致其对别国的认同也随之出现偏差。作者指出，中日关系令人费解的恶化就是其已常规化的相互认同遭到扰乱所致。
作者在第一部分中回顾了不同学派对中日关系恶化的解释，并在第二部分详细说明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作者借用了关系身份、认同、本体安全等概念创建了一个身份建构的理论，重点解释了自我和他人如何常规化对彼此的认同，以及双方对这种常规化的反应。作者指出，其理论框架能够更精确定位国家关系恶化的原因，并将中日明显的情感变化考虑在内。另外，和现有的对身份认同的解释不同地是，本文不仅关注双边关系的一方如何看待另一方对关系恶化的影响，而是充分观察双方身份认同中的相互作用。
作者认为，有三种致使国家焦虑感增强的情况：第一，当遇到严重和无法预估的事件时，国家行为体会感觉自己的身份和新的国际环境无法协调，因此认为其自我认同已经过时；第二，当一个国家相信其它国家已在一个关键的身份类别中超越自己或变得和自己过于相似时，焦虑感会随之提升，并且会因为失去地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行调整；第三，国家还会因为考虑其它国家如何看待自己而产生对自我认同的焦虑感。
在第三和第四部分中，作者运用理论框架分析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并将1972年至今分成了常规化相互认同，和不断增强的不认同两个时期。21世纪之前，中日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对对方定义的自我身份的认同， 即中国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日本是领先的区域强国。因此，当中国批评日本的不当行为时，日本更多地是接受而非认为受到了冒犯。在这一时期，日本承认中国的道德优越感，而中国承认日本在经济和发展上的优势， 双方都能强调其积极的身份，并也试图改善其处于劣势的方面。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些变化逐渐导致了中日双方对已常规化的相互认同的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挑战了日本区域经济强国的地位，而六四之后中国“勿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其愈发难以认同日本重塑的战后和平形象。作为回应，日方则更多地强调其民主身份以彰显其不同，但只引来中方更加严厉的指责。因此双边建立新的常规化相互认同的努力失败，双边关系也随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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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与美日联盟地缘战略：机遇与挑战
China’ s “New Silk Road” and US-Japan Alliance Geostrategy：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彼得·科内特（Peter G. Cornett）
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问题与分析》（Issues& Insights），第16卷第10期 | 本报告从经典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新丝绸之路政策以及美日同盟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机遇与挑战。本报告得出结论，中国的西进重心需要一个旨在确保欧亚平衡的全球联盟地缘战略。报告指出，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合作的促进下，中 国和俄罗斯以及欧盟建立起安全联盟，欧亚均势以及美国和日本承诺维护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将遭到真正的威胁。
首先，作者介绍了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尼古拉斯·斯巴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经典地缘政治学理论。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将欧亚大陆看做心脏地带，是世界发展的地理枢纽。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占领了心脏地带的国家统治了周边缓冲区或临海国家，其就极有可能夺得霸权。根据尼古拉斯·斯巴克曼的制衡地缘战略理论，美国必须要通过联盟 以确保欧亚大陆的战略均势。美日同盟对美国制衡中国的扩张以及对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的统治至关重要。由于美日两国在日本的国家安全和航线上有着共同利益，美国将永远在与日本结盟上有足够兴趣。同样，对日本而言，与美国结盟也有利于保证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制衡中国，保证亚洲通航自由，使用全球规范解决领土争端，并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接着，作者分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新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地缘战略意义。首先，通过新丝绸之路，中国意在加深同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整个欧亚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获取巨大的市场资源。此外，同中亚地区的联系对于中国突破美日联盟的包围和遏制，并且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也十分重要。最后，新丝绸之路的建立还会推动中国在亚洲海域之外拓展军事力量以应对安全方面的威胁。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个庞大的贸易网络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会对欧亚战略均势产生影响。
最后，本报告探讨了应如何重新调整美日联盟以维持欧亚均势。作者认为，为了改变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力导致的失衡，美日联盟需要在传统东亚海域之外采取全球均势地缘战略以制衡中国。首先，美日联盟必须尽一切办法确保三个欧亚大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不会结成同盟。具体而言，美日可以通过解决历史争端，以及在中东减少与俄罗斯的摩擦与其修好。其次，美日联盟可以与印度合作，利用伊朗的战略地位来确保中亚作为中国新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区域保持开放，经济利益不被中国垄断。最后，美日联盟必须努力扩大和巩固在印度洋的海上军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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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权威和国内合法性：近代早期东亚中国霸权秩序下的日韩
Hegemonic Authority and Domestic Legitimation：Japan and Korea under Chinese Hegemonic Order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李智英（Ji-Young Lee）
《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 第25卷第2期 |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要重新建立东亚霸权体系吗？本文作者分析认为，现今有关中国在亚洲称霸的言论都是对亚洲历史的一种误读，而东亚其它国家过去如何回应古代中国的霸权秩序很少受到学界关注。作者指出，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既不是基于残暴统治也不是基于无需武力的软实力。中国的霸权秩序并没有像大多数人认为地那样以中国为中心，东亚的邻国实际上既接受，也忽略和质疑中国的霸权权威。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霸权是一种象征意义的统治，也就是说，中国的世界观决定什么是国际政治中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同时规范行为体的选择。古代中国仅在东亚建立社会交往的阶级模式，而不是单方面地决定国际秩序。
为了对现有的霸权理论进行补充，本文采取了社会学的方法，检验了14世纪到18世纪期间以封建制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霸权体系。作者着重研究了国际秩序的霸权模式、权威和等级等概念并试图解释行为的变化。因此，本文提供了关于中国霸权的东亚史学分析，填补了亚洲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间的空白。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详尽地检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霸权和阶级的普遍观点。作者认为，霸权不仅仅是领先国家的超强实力和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与稍弱国家互动，根据其国内政治需要中所建构产生的。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认为中国的霸权权威是其东亚邻国国内合法性战略的产物，因为其高层领导人常操纵中国的象征性霸权以对抗国内的政治反对者。 在第三部分中，作者通过五个案例分析了东亚邻国对中国霸主地位的接纳，反抗以及质疑等不同反应。 在最后一部分中，作者基于对东亚霸权历史的分析对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霸权的未来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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