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 年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上的发言

　　我出生在印度，在新加坡成長。在新加坡工藝學院唸了兩年土木與建築工程之後，就到美國去學物理，拿了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在美國當了20幾年的教授，也做了4年的國防工業的副總裁，再到德州大學去做副校長，然後才到成功大學來。

　　我不是在台灣長大的，也沒在台灣念過一天的書，為什麼最後我會選擇來到台灣？追根究底就是希望把我的跨國及跨學問的經驗帶到台灣來。

　　要辦一個亞洲一流的大學，必須建立在亞洲的文化上。因為我們不是西方，我們與西方的背景文化並不相同。成功大學必須要變成有屬於自己特色的大學，尤其要用文化把它建立起來。如此，我們才能夠把學生的信心建立起來。譬如成功大學，是全世界華人世界裡面，唯一以鄭成功為名的學校但是我們對歷史不夠重視，全校裡沒有一個鄭成功的雕像，這是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對歷史不重視的話，我們就缺乏文化靈魂，所以我們必須把文化的靈魂喚起來。

　　我們都看到整個地球環境的急劇變化，顯現地球的資源已經被我們消耗怠盡了，所以地球能不能夠再這樣一直使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常常在想，人類再這樣子一直不斷的過度使用地球的資源，地球能不能支持到22世紀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高等教育應該要負起一個很大的責任。我想全世界60億人口中，能夠念大學的學生應該都要有一定的責任，希望他們能夠學習到更多的信心來分析未來。假如大學只是為了訓練更好的科學家，訓練更好的工程師，訓練更好的文學家，而學生畢業後對社會沒有責任感的話，大學在教育上就是失敗了。

　　我在哥本哈根大學當了一年的訪問教授，認識了後來復旦大學的楊福家校長，他跟我說科學興不了國，如果政策不對的話，科學不是很有用的，經過這幾十年，我的人生經驗增加了，發現亞洲的大學在政策的研究上完全落後西方，雖然亞州現在到處都是科技大學，如香港科技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台灣、韓國也是。

　　亞洲的大學都在追趕科技,但是卻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把政策放在科技之前，所以我現在常常說大學裡缺的不是科技問題，而是沒有把著眼點放在公共政策的問題上。像新加坡國立大學就有一個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香港的李嘉誠財團就捐給他們一億新元專門做公共政策的發展，北京的清華大學現在也在發展一個龐大且非常強大的公共政策。一般而言，發展不是短時間就可實現的事情，台灣比較令人注目的公共政策的大學是中山大學，另外亞洲大學現在也開始慢慢的重視公共政策了，成功大學還有一段路要走，也是我們現在要努力去推動的方向。

　　在這個方向上，有一些先進國家，譬如北歐的丹麥、瑞典，就做得比很多國家都強，比台灣好，也比很多地方都好。他們成功的案例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條件在裡面，就是國家必須以法令為基礎，假如在法令上人人覺得是不需要遵守的話，公共政策就沒有意義了。

　　舉一個非常有趣的小經驗，在1979年的時候，我在哥本哈根，有一天晚上回家，大概11點鐘，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時，只有一個老太太站在街口，其餘都沒有人，她要過街的時候對面是紅燈，周圍一個車子也沒有，只有我的腳踏車，她一個人就站在那裏等紅燈變綠燈才過去，這個給我一個非常深的印象，就是她們對法令的遵守是下意識的。但是我在台灣看到的剛好相反，學生們騎摩托車碰到紅燈都還衝過去，讓我覺得我們的高等教育做得非常失敗，如果連大學生都不能守法的話，又怎麼能夠推動其他的事務。

　　人之初，不見得都是性本善，就算性本善，將來能不能夠善也很難說，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法律來依循。美國能夠在短短的幾百年變成一個強國，主要就是法律相當健全而人民也相當守法。美國的人權問題能夠獲得政府的重視，沒有法律的制約是根本做不到的。以臺灣來說，整個的法律觀念，還不是很深入紮實。譬如成功大學是臺灣兩所全方位的大學之一，卻勉強只有一個法律系，這是絕對不夠的，就整個臺灣的法律訓練而言，也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我覺得法律跟公共政策必須要結合在一起，台灣無論大學也好，中學也好，小學也好，一般民眾也好，這是21世紀的挑戰，假如我們做不到的話，未來前途將是不堪設想。

　　政策就是政治，任何的政策都不能夠跟政治脫離的。我們必須要教學生去關心各種各樣的政治討論，能夠平心靜氣地去做他自己的分析和解決方案，而且希望把這些觀念在學生之間多多討論。假如學生之間可以討論的話，那就自然而然回家的時候，就可以跟父母討論。藉由跟父母及週遭親友的傾聽、討論，創造出體察社會發展、關心國家大事的氛圍。

　　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我們的校友鄭崇華,我是非常佩服他，他雖然在工業界非常的成功，卻仍舊不忘記提出人類困難的問題，來跟學生多多的討論，且找各方面的人才到學校去做座談。現在的大學教育，在關心國事上有一點斷層了，這個斷層也是台灣的危機，那麼這個斷層怎麼樣去克服呢？就必須要用我們的高等教育來推動，鼓勵他們認同在地文化，從歷史發展中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特色、國家情勢與未來發展，做一個具有時代使命感的有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