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南海仲裁案宣布结果，美国在这场角力中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几天前，美国又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进一步威胁。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愈发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包括美国大选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对中国的言论、欧洲对中国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背后都影影绰绰地留存着“中国威胁论”的影子，对中国的“围堵”也没有放松过脚步。为什么西方会这么做？

　　“从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中国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是有影响的？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崛起会有什么样的战略？”

转折：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反思

　　2008 年从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能够真正“威胁”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西方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重返亚洲”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同时进行排斥中国的TPP 经济谈判。

　　冷战格局的解体表明原来的美苏两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体系的消解。两极平衡的消失使原来受这一体系遏制的各种国际政治力量获得相当的自主性，纷纷争夺美苏两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看来，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胁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国了。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年代中，经济发展占世界首位，使得其有能力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抢占美苏两大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如果西方世界要维持其现在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国崛起后对西方世界过去的作为进行报复，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共同努力来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力量。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背景，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国际原因。

建构：基于西方利益之上的“中国威胁论”

　　就东亚在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麦克诺格说得很清楚：冷战后，没有其他地区像东亚地区那样对美国具有如此的重要性。这一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特别是现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美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东亚的贸易，对改善美国的经济的总体情况显得极其重要。

　　美国人希望，东亚国家最好只专注于经济的发展，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修好经济关系，而让西方人来安排东亚的安全问题。然而，东亚国家并没有朝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希望的方向发展。俄罗斯为国内经济问题所制约，需要有很多时间来重新确定其在东亚的新角色；中国发展是通过经济分权取得的，经济发展因此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朝鲜和韩国不能轻易排除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认知，美国在东亚仍然全副武装，但又没有具体的目标。大约10万美国军队仍然留守在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地区。然而，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在东亚的军事目标也模糊起来。美国人声称美军保护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美国所有的海上运输线。但苏联人走了以后，谁在威胁日本和朝鲜半岛呢？如果这样，那么多的美军地面力量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随着东亚国家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急增，它们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在减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宣扬“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有关。用社会学的言语来说，“中国威胁论”是基于西方利益之上的一种社会建构。

三种策略：围堵、牵制、分而治之

　　1993年，《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之崛起”的文章。它大致上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他们的“恐中”心理。

　　克里斯托夫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为世界上最快，同时中国的军事预算的增加也是最快的。中国是世界上核武器成员国，和周边多数国家都有领土上的纠纷。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使中国的国力大增，使其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尽管美国充当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为时已长，但如果中国像今天那样发展下去，就会在下一个世纪超过美国。届时美国人就不再有任何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扩张了。

　　许多西方观测家近来纷纷谴责中国的军事发展，这并不公平。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正在做它应该做的事。如果说中国有领土和军事上的野心也是应该的。中国可以列举无数的历史证据证明其对南海和台湾地区的主权。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些先发展国家乘中国软弱之际，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占领了许多中国的领土。任何一个国家在其政府有能力时都会像中国那样，恢复其领土主权的。

　　可以看到，克里斯托夫等人的推理带有很大的主观猜测性，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基于西方国际关系史中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对西方世界的对华政策起着深刻的影响。

　　道理很简单，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经济增长意味着活力，活力意味着不稳定。历史上，美国在19 世纪的崛起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简直是个噩梦。美国的经济起飞是拉美国家受其奴役的开始。一战前德国的崛起，二战前日本的崛起及二战后苏联的崛起都在世界历史上创下了不可抹消的痕迹。那么现在中国的崛起是否会使历史重演呢？

　　按现实主义的说法，在国际政治上，国家充当主权者。如同个人，一个国家所受的羞辱是有限度的。自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不断失去领土，主权为其他国家所分割。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人从此再也没有得到过他人的尊敬。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推进了中国的工业革命，使得中国有可能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能力纠正西方国家过去的错误。

　　很显然，如果我们用理解西方民族主义的思路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

　　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应当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呢？

　　围堵中国有三种可称之为宏观性的策略。其一是强硬派现实主义的围堵论，其二是牵制中国论，其三是分而治之论。

围堵论：弱化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力量

　　东亚的和平与安全最终还是依赖于这一地区的两大国，即日本和中国。然而在西方人看来，因为日本是西方世界的盟友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麻烦会来自中国。要避免新的战争，保护西方的利益，围堵不失为上策。

　　这一观点最激进的要数《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克劳特哈默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势力的急剧扩张正在给整个世界造成不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应当共同围堵中国。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与中国的强邻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巩固美日关系，拉拢俄国等。围堵策略在国际政治中并非罕见。维也纳公约围堵拿破仑帝国，北约围堵苏联都是较为突出的例子。他甚至建议美国政府拒绝邀请中国参加 2000 年奥运会，阻止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像克劳特哈默这样强硬的敌视中国的人并不少见。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去平衡中国的力量以避免东亚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强硬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和西方现在应当做的是千方百计地弱化中国政府，停止和中国的科学技术的交往，以免使西方的高级技术落入中国人之手。

牵制论：将中国拉入现存世界体系

　　与围堵中国论相应的另一理论是“牵制中国论”。

　　简单地说，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现存世界体系，迫使中国接受现行国际关系原则，在西方和美国人设置的制度框架内活动。

　　如何把中国拖入世界体系呢？这些策略包括:

　　（1）因为中国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过程中获得贸易顺差，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如美国、欧洲共同体就对中国拥有强有力的制衡手段。

　　（2）因为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会需要进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西方技术出口国就会有方法过问中国本身的技术出口问题。同贸易的例子一样，西方可以用积极的条件性来决定是否向中国出口先进的技术。

　　（3）西方现在同中国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是人权。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援助换取人权。西方的援助可以有很具体的目标，如帮助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某些社会团体。在东欧解体之前，欧洲国家曾这样做。这一方法也可以应用到中国。

　　（4）西方国家很容易把“积极的条件性”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方面，包括环境污染、走私、移民和毒品贸易等。

郑永年：今天的世界秩序危机是过去三大转型的产物

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时代后，所有国家对全球资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权。

　　英国公投、美国特朗普主义、恐怖主义持续、欧洲难民潮和极端政治力量勃兴、亚洲地缘政治之争等等，都指向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秩序出现了大问题。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人们都面临着秩序和治理问题。内部秩序和治理危机是政治权威衰落的结果。诚如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秩序由权威所确立，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政治权威衰落了，秩序就不可避免发生危机。再者，当前的国际秩序危机和内部危机是互为一体的。内部危机可以外延成为世界危机。另一方面，外部力量也可以构成内部治理危机。

　　秩序和治理危机如何发生？所谓的秩序就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危机是过去三大转型的产物。这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发生，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到今天仍然继续。

国家对全球资本失去主权

　　第一大转型是从国民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近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一直在发生，但并没有形成像今天那样的全球经济。国民经济指的是各国享有经济主权。在漫长的国民经济阶段，各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尽管从对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对国内各个社会群体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有能力通过税收等机制来调节，补偿受益不多和甚至成为受害者的社会阶层。

　　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时代后，所有国家对全球资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权，甚至完全没有主权。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即使遇到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阻力，也能够自行全球化。通过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利益仅流向资本及关联的少数社会成员，形成了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当资本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政府则陷入困境。各国的税基大大减小，政府缺少收入，很难再通过传统的收入分配方式来保障社会公平。富豪经济已经使得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加大，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则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全球经济已经重创今天的中产阶层。从就业就可以看出今天中产阶层的恶劣环境。在西方，中产阶层由从前的产业工人转化而来。但全球经济产生了两个要素，改变了就业局面。第一，技术的流动。在国民经济时代，技术产生就业，一个技术的产生往往导致一个产业的产生，从而也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产生（就业）。但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技术的产生，既产生不了产业，更产生不了就业。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第二，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劳动力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有“非法的”，例如涌向欧洲的难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有其理性，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对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技术进步则更是对就业产生致命伤。技术产生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技术不仅不产生就业，而且减少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样。6月25日的《经济学人》专门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一项研究认为，在今后的10至20年里，美国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岗位要被自动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百分之十。

资本逃避本国制约

　　第二大转型是从精英民主转向大众民主。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精英民主。而今天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在精英民主阶段的早期，政府仅是资本的“代理人”。发展到后期，政府则通过保守的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以此保护资本顺利运作。在精英民主阶段，资本利益和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是合一的。但进入大众民主阶段之后，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开始分化。从前是资本和政治的结合，现在则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

　　这一转型的积极结果，就是社会政策从早期的社会保护转型为全面的福利社会。尽管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大众民主没有多大关联，但大众民主有效地推进和扩展了社会政策。在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民主选举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之间的“福利拍卖会”。被视为是理性的选民，在投票时不需要做多少理性思考，只看哪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社会政策对资本运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政策表示对资本的制约和规制，不仅表现在高税收上，也表现在诸如环保、安全等方面。面临种种制约和规制，资本开始逃避本国社会。资本逃避本国也构成了上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的动力。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这种动力机制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认同政治走向极端

　　第三大转型是知识方面的，即从世界化转到地方化，从宏观转到微观。近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在社会转型方向和转型方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新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构建。离开知识和思想，就很难理解近代以来的进步。但是，今天知识界的性质已经今非昔比了。知识完全受政治和资本两种力量的影响，甚至支配，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并非出自社会大众的需要，而是政治和资本的需要，政治和资本决定了研究者能够研究什么和不能研究什么。

　　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大众民主时代，诚如美国已故众议院院长欧尼尔（O’Neil）所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在精英时代，政治精英具有全球眼光，在决策时往往能够把国际环境考量在内。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政治都地方化了。这对知识界也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例如，数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对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反思少之又少，大多数完全失去反思的精神和勇气，仅扮演论证民主和推广民主的政治工具。与民主研究相关的发展，就是学术界把认同政治研究推向了极端。

　　知识的这种转型自然也影响到实际政治。今天，认同政治达到了顶峰。认同政治强化了人们的地方感，而失去了大局感。凡是地方的，所有的小事都是大事；凡是国际社会的，所有大事都是小事，与己无关。在认同政治下，政治空间被政党所分割，社会空间被市民社会所分割，大家只有激进的个体感，而没有社会整体感。政党、环保团体、动物爱好（保护）团体等团体活动高度政治化和激进化。

　　从一定程度上说，一些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和认同政治有关。一些年轻人通过认同某一理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自我激进化，加入恐怖主义队伍。西方社会那些自我激进化的年轻人，就是在拒绝认同西方价值的同时，选择了自己的认同。

　　资本对学术研究转型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更大。资本控制学术研究经费。各种研究基金表面上具有开放性，但实际上紧紧控制了研究人员的研究意向。凡是符合资本利益的课题，有大把的钱；而不利于资本的课题，则被封杀。资本通过为研究者设计“激励机制”的方法，悄悄地改变了研究者的研究意向。今天大学对教授和教师的考核，和资本对劳工的考核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很多大学，本身就已经变成一个资本组织，学术研究和资本领域统一化。

　　在政治和资本设计的知识笼子里，教授和研究者失去了思考大问题的能力，不去提重要的问题，而只能在微观层面就事论事。他们不去问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数十年来，尽管社会科学被认为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产生一位像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教授和研究者大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技术工匠”，他们不问是非、不问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做研究的目的。

　　今天，这三大转型仍然持续，并且有加速的势头。除非减速甚至扭转这三大转型方向，否则人们不得不继续面临日益恶化的秩序危机。人们要不回到前霍布斯时代，要不进行大变革来重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