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独有的情结，让我受益无穷。喜欢在大学校园里漫步，喜欢看夜晚通明的图书馆灯光，喜欢告示板上色彩斑斓的广告，喜欢冲气十足的操场，也喜欢清晨树下喃喃的阅读声······1854年，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这样描述大学：一所大学就是一个群英会集的殿堂，天下各处各地的学子到这里来，以寻求天下各种各样的知识。大学的定义本身就足以让我欢喜与流连，以至于我有很多机会去做一些新尝试，但是每一次我都选择维持在校园工作的习惯。

　　每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我都会想办法去看大学，世界上的大学究竟有多少？没人统计过。中国有两千多所，美国有六千多所。各国的大学形形色色，各具千秋。尽管大学之间是如此的不同，可是总是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而正是这个特质深深地打动着我。

　　自从1530年以来，西方世界只有85个机构存活至今，其中就有70所大学。为什么大学会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为什么大学总是一种象征？为什么大学可以承载历史和时光？是因为大学有着精神的特质。

惟其包容，才有其大

　　大学从创立起就体现着她独有的包容特质。大学创立于中世纪，大学（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名词“universitas”,意思是“整体”、“社会”、“世界”、“宇宙”。因此，大学从词源上就已经蕴含了包容万象的特性。这种包容性在大学数百年历史中不断发展丰富，使大学成了一块包容不同学派、观点、人才，能够自由开展各种学术研究和探讨的领地。这种包容性已经成为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创办之初就秉承了这种精神特质。上个世纪初，马相伯先生在创办复旦公学的时候，提出12个字，叫“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此时的马相伯已经67岁，但是老人一点也不守旧。在复旦创办之初，就吸纳了十几位留洋的学有专长的教师，开设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

　　蔡元培先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精神，也确立了中国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蔡元培先生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大学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他认为，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北大不仅包容了旧学代表和拖长辫、着异服的前清遗老，更包容了接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教授。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从马相伯的“兼容并收”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这些教育先贤们对大学办学思想的共同理解。也正是这份包容，可以给学子们宽松的环境，思想的冲撞，见解的交融，心胸和视野的开阔。

惟其常新，才有活力

　　大学之所以具有活力，是因为她在本质上是创新的。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我们也可以说：“大学是常为新的”。大学具有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这是由大学对于知识无止境的探索所决定的，也是由大学需要不断培养青年学生决定的。大学的这种创新性，对社会文化有引领的作用，使大学成为社会的思想高原和文化的辐射源。大家都知道，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动”五四”运动，促进中国共产党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学的创新不仅在社会思潮，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始终走在社会的前列。创新需要积累，创新需要勇气，甚至牺牲。上个世纪50年代，生物学界照搬前苏联的米丘林学说，错误地把遗传学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各大学停止基因遗传方面的课程，停止遗传课题研究，甚至要有关科学家检讨。复旦的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弟子，他顶住这些批判，继续广泛介绍遗传学说，带领师生进行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是第一个将分子生物学介绍到中国的科学家，他所领导的遗传研究所成为中国基因遗传研究的重要基地。倘若没有当年谈家桢教授的坚定、执著，就不会有今天生命学界的多样化和繁荣，中国人就不可能参与人类基因图谱的测试工作。大学里就应该拥有求异思维，或者是逆向思维；大学里欣赏的就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不欣赏从众行为，赞赏批判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创新才有可能。

　　“不强调认同他人而否定自己，不努力否定他人而标新立异，只是把握好自己，认同自己。”我非常认同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秦绍德先生在一次讲话中说了上面这段话。大学就应该是保持个性，张扬创新，尊重独立的地方；大学就应该是保持创新，接受挑战，引领文化的圣地。

惟其承担，才有魂魄

　　马寅初校长是北大历史上一个骨气非常硬的校长。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在他看来，为了追求真理应该舍得牺牲一切。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从北京城传到清华园后，闻一多先生只将岳飞的《满江红》书于墙壁，清华学生的队伍就集合起来了，浩浩荡荡向城中进发；当日寇铁蹄进逼华北，清华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呐喊，这成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动员令。

　　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从中国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大学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国的大学不仅根植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之中，而且北大、复旦、清华都分别诞生在中国近代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北大创建于1898年，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意味着中国封建王朝的自我改革运动不可行，要寻找新学之路。复旦创建于1905年，这一年，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了新旧分野。清华诞生于1911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由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这些承担，彰显了大学的责任，也使得大学拥有了振兴民族的使命，这样的使命感给大学以灵魂，给青年以动力。

　　包容、常新和承担让大学具有了久远的根基，有了可以熔炼学生骨骼和精髓的元素，很多人问我，大学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在我理解，大学教育最本质的过程是人文的过程，是崇高品性形成的过程。同样的年轻人，考入大学和没有进入校园，一年下来两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什么使他们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是大学的人文熏陶、大学的精神修炼。大学的重要性，是其他方式都不能替代的，不是知识，不是设备，也不是大楼，而是大学所具有的精神特质让学生受益终生。如果仅仅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技术不能解决的正是校园所形成的人文氛围。没有在大学里浸泡四年，年轻人就不会真正具有知识的魅力和完整的人格。

　　大学的功能不限于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大学的教育是“人格教育、通识教育、终身教育的基础”。大学的重任在于知识和精神的传承与创造，大学是精神的象征。1929年陈寅格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干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清华学校建校之初，梁启超先生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铸就了清华人一种博大的胸怀，而这也是所有大学人应该拥有的情怀。

　　大学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这种追求表现在始终坚定地前行，始终不懈地努力，表现在不盲从、不轻弃、不屈服、不张扬。这种追求就像深深的水，静静地流。虽然默默无语，但静默之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决心、执著和勇毅。这种追求是大学里最令人钦佩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由我们每一位教师的特质折射出来。竺可桢先生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教师的水平决定了大学的高度，教师的生命力赋予了大学的生命力，而教师的价值判断也决定了大学的价值和年青人的价值，每一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诚惶诚恐，觉得身上的担子重之又重，教师真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我们是否具备了高尚而鲜活的灵魂呢？姚国华先生说的好：“对于内心充实的思想者和学问家来说，教师是生命可以延伸的职业，是人生的理想选择，不仅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骄傲，而且有自我表达的乐趣。生活在年轻人中，与他们对话，教学相长，可以保持自己心态的青春活力。”我们做的又如何呢？

　　大学的精神特质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独立的，又是可以被理解和被传承的。当你身处大学校园的环境里，思考和想象体现出自身的优势，求知和理想相容在一起，自我实现和深入创造的准备充分而明确。因此，无论是什么时代的大学，无论是什么文化背景下的大学，共同的价值追求并不妨碍我们去体味其中的差异，让学子在纯粹的知识追求中又保有了完整的人格，这是大学的魅力！

　　正如人们说的那样，大学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一种深远巨大的影响；一种兼容并收的氛围；一种穿行时空的光芒；一种刻骨铭心的境界；一种运行人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