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转型正处于关键的时期。调整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速下降。在增速下行过程中，从实体经济看，产生产能过剩、投资减少，销售收入下降、利润下降。从资金层面看，随着企业营业收入的下降，则金融机构过去发放的大量贷款和融资，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本息偿还困难。因此，调整转型中，除了会出现一批企业减产、破产，工人失业增加的压力外，金融机构将出现大量的坏账和资本损失，这是必然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

　　2011年以来，出于经济下行压力和稳增长的需要，我国施行持续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的货币，随着经济下行和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必然会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危机往往产生在没认识到会发生危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宁愿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没有坏处。

　　对此，我想说三句话：（1）中国当前不会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2）中国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之所以未爆发，一是因为我们已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因为我们有各种行政干预，不允许银行逼债、抽贷，不允许企业破产，才防止了债务链的风险传递；（3）如果不加快真正的改革，“温水煮青蛙”，那么，虽然暂时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但照样会慢慢侵蚀掉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宝贵财富。

　　当前的经济，不刺激不行，经济与社会难以稳住。但是过度刺激也不行，刺激空间缩小只能给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这正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两难选择”。

　　面对“两难”，我有一些观点：一是守住两条底线，想尽办法避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想尽办法避免社会不能容忍的失业局面；二是承认损失，统筹安排。面对经济由过去长期“超级繁荣”转向常态、健康发展中所暴露的存量风险，这是已发生的损失，必须承认。对在“三去”中形成的损失，必须尽快研究制定统筹解决的方案；三是倒逼改革，抓住重点。抓改革到底抓什么？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命穴是国企改革，落实“三去”不能“管人不管企”，应借解决这一轮“三去”中损失资金的统筹安排，解决中国经济今后长期稳定发展中早晚必须解决的“社会安全阀”问题。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财产收入，把土地改革中间的增值收益回归农民，这是中国农村巨大的需求潜力，也是中国城镇化重大的发展空间；最后一点，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容忍减速。随着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点所创造就业人数已从危机前的90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193万人。由此推算，2016年GDP降到6%，就业人数仍可达到1158万人。因此，结合当前及未来几年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变化的新情况、新态势，对经济增速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否对我国经济增速的减速多些容忍？若能对我国GDP增速这一纲举目张式的指标和要求，在后几年有些弹性，则其他各项工作可能就不至于太被动。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若经过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在经济适当减速的环境中实现了，则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结构将会更合理，社会会更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