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但是，高校去行政化也并非简单地退出事业编制，减少几个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就一蹴而就了。更为关键的，高校聚集了大量优秀的行政人员和党团组织人才，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 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6年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公布。这份纲要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就此，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序幕被拉开。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6年前就已提出，更有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改革先锋，但现状却难言乐观。6年间，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一次次地在社会上掀起讨论热潮。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更有旁观者，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高校不可能取消行政化”，“争论也是白谈，不如不争论”。

“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消极的观点。高校去行政化是众所期待的一项改革，它意味着在学术领域推进教授治校，教师群体将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学校在资源配置时将更多地向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倾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取消内部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摆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两者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

高校职称评审体现“教授治校”

去行政化，一直是高教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给人的感觉是：只听声响，动静不大。其实不尽然，近年来，高校职称评审已然成为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抹亮色。

对于高校来说，职称评审一直是人事管理的一个敏感点，也是去行政化改革中的痛点。一般而言，高校教师评职称要过三关，从讲师到教授，都要面临三关的考验，越到后面门槛越高，不是到了规定的年限就能轻松“进步”。

第一关是论文课题关。这一关体现的是硬实力。许多高校要求教师要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一些高校还要求有主持部级课题的经历。第二关是院系关。职称评审中，由各院系自己协调，今年推谁或者不推谁。此环节院系领导的作用非常大。第三关是评审委员会。许多时候，评谁不评谁，并非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能够决定的，能够跑完最后一公里，往往是背后的导师、门派以及院系之间的博弈。

“其实对年轻教师而言，评职称拼的不仅是发论文、找项目等硬条件，也涉及不同院系之间的学科平衡、利益博弈，以及其他一些考量。”杨宏山说。

就是这样一个难点痛点，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经有大的突破。以人大为例，近年来，该校职称评审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由原来的评审委员会定生死，改为由“教授会”投票来一锤定音。

据了解，每年的职称评审，人大教师评聘委员会都会给每个学院下达一定数量的副教授和教授推荐人选指标。符合评审条件的教师提出申请，首先由各个学院召开“教授会”，申请人现场进行述职和答辩，全体教授投票产生初选名单，然后，提交各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审议并确定上报学校的推荐人选。如果当年只有一个指标，“教授会”投票排名第一的就上报给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如果有两个指标，排名前两名的就报上去。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主要是核准教授会的投票结果，审核所报的材料是否有假。

“因为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教授，也参加了‘教授会’的投票，实际上更多的是走一个法定化的程序，经这个机构审核一下，再报到学校。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引入‘教授会’制度，明显扩大了教授群体的发言权。”杨宏山说。

不只是人大，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大都采用了“教授会”投票的方式。这种职称评定，相比10年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过去常见的领导一言九鼎、拼关系胜过拼实力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个重大进步。不仅教授的发言权在加大，而且教授组建科研队伍的能力也会增强，“因为教授可以组织一些年轻教师一起做科研攻关，这种由知名学者、科研精英领衔的团队建设，与以往那种以行政权力、行政资源为导向的团队整合是两码事。”杨宏山说。

但是，在北京还有一些高校，在职称评审方面行政化迹象依然很明显。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他所知道的北京一所高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一半都是行政领导，包括校领导以及人事处的领导、科研处的领导等等。

改革方向是取消行政级别，但过程漫长

其实，高校取消行政级别不仅在纲要中有所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这是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刚性要求。某种程度上，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对走职称路线的教师影响不大，直接受影响的是大学的校长和相关的行政人员。

在中国，高校是有行政级别的，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副校长是副局级，高校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二级分院的院长是处级。

教育部网站显示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共有75所。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中有20多所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现实的问题是，当高校全面取消编制，高校的校长是否还有“副部级”？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改革校长”之称的北大校长林建华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建议 ：“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由于目前部分高校是教育部直接管辖，很多是直接任命的干部，这些校长的副部级别难道真的要取消吗？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则认为，在一个时期内，高校领导的级别可能还会有，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改革总的方向是事业单位应该淡化官本位色彩，不应该有处级、局级、部级的划分，这种做法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对立的。因此，改革总的方向应该是取消行政级别，我估计这个过程会比较长。”

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

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和级别之后，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高校内部大量的行政人员出路何在？

高校的行政人员尤其是党、团组织人员规模较大，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其工作力度和人事配置，是其他任何组织所不能比照的，像北京的‘985’‘211’大学的行政干部、党团工作人员的规模都不小，这些人的教育背景都很好，到了处级岗位后，再往上晋升的通道一下子会小很多，大学的副校长和部门领导大多从教授队伍中产生。这些人本身很能干的，高校也需要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只有解决好他们的职业发展通道，才能让去行政化改革真正推动和落实下去。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晋升激励，这是高校去行政化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

查阅人大官网，除了教学的40个院系之外，党群组织有11个，行政部门有25个。仅学校办公室，就内设秘书科、文书科、综合联络科、信息科、党务科、行政科6个科室。

另外，北大的行政职能部门也有31个之多，加上工会和团委，共33个。清华的行政部门和党群组织有40多个。

一般而言，“级别”在国中的干部调动和干部配置中，尤其干部在不同单位之间进行调动时，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尺。如果不去行政化，行政人员走的是行政级别路线，他的整个职务和职级的晋升通道都会比较完善，即便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他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晋升自是合理通道。但是，一旦去行政化，这些原来带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只有岗位、职务，没有了级别，他们的晋升和激励通道在哪里？

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可在内部提供大量的中高层经理人员岗位，在高校与其他公共部门的行政人员之间形成职业流动机制。当然，未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体系进行对接，这需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调查：高校与公立医院如取消编制 你何去何从?

近期，人社部称，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编制”意味着什么？69.4％受访者认为是稳定的工作，59.4％受访者表示各项福利均得到保障，53.2％受访者直言代表着单位真正的员工。其他还有：国家事业编制干部（48.8％），言谈举止均要规范（29.0％），低薪酬（5.4％）。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找工作时仍看重编制，但在“高薪”和“编制”二者之间，更多受访者倾向于选择“高薪”。64.6％的受访者赞同高校、公立医院取消编制，67.8％的受访者担忧取消编制可能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48.3％的受访者认为取消高校、公立医院编制将加快实现去行政化目标。

71.8％受访者找工作时看重编制

刚从新疆艺术学院支教回来的朱婷婷是中国传媒大学支教保研的学生，即将成为研究生的她有读博留校的打算，在她看来，编制就像是工作稳定的代名词。“尤其是对想留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人，与非在编人员相比，编制往往意味着户口，这样今后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朱婷婷毫不讳言编制一直是她所在意的。

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找工作时看重编制，其中，20.0％的受访者“非常看重”。对于当下“编制”附带的利好与“非编制”相比差异还有多大这一问题， 51.7％的受访者直言差异巨大，32.3％的受访者表示差异一般，分别仅有10.5％、1.4％的受访者认为差异甚微、没有差异。

“编制”意味着什么？69.4％的受访者认为是稳定的工作，59.4％的受访者表示各项福利均得到保障，53.2％的受访者直言代表着单位真正的员工。其他还有：国家事业编制干部（48.8％），言谈举止均要规范（29.0％），低薪酬（5.4％）。

因为此次高校去编制改革，朱婷婷坦言目前对自己的留校计划已持观望态度。“如果岗位提供的薪酬非常高，我可能考虑放弃编制，但我还是更倾向编制，毕竟收入来源有多种，像高校教师，可通过发表论文、做项目等方式来弥补”。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某公立医院见习医生牟晶认为，目前国中不少医院都是企业化运营了，自负盈亏。“当前医院的晋升机制已经很开明，不再唯学术、唯编制论。但取消编制，无疑将更有利于医务人员尤其年轻医生去实现自我价值，还可促进私立诊所的发展等。取消编制是大势所趋，是医院发展的需要，更是市场的需要。”谈到高薪与编制，牟晶直言更喜高薪。

当“编制”遇到“高薪”， 47.8％的受访者选择了“高薪”，明显高于选择“编制”（38.0％）的人群。没有了编制管理的束缚，不再因行政级别而受限，相关领域人才的薪酬也将得到一定程度提高。据此，64.6％的受访者赞同高校和公立医院取消编制，“打破限制，实现人才晋升发展”，24.1％的受访者不赞同，“教育、医疗是国之基础，国家应兜底”。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介绍，取消编制的意思，是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归根结底还是为公众提供服务，需要财政的差额拨款，起到辅助作用。”他还表示，编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束缚了高校和公立医院的发展。“此次取消编制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才自由流动，促进公平，提高效率”。

近半受访者认为取消高校公立医院编制将加快去行政化步伐

朱婷婷认为，高校和医院的工资并不算高，如果取消编制导致相关福利变少，恐会引起相关人员通过不恰当手段来创收，甚至导致高校和医院出现人才荒的问题。“我认识的一位高校教师曾表示，继取消双轨制之后若再取消编制，考虑到高校学术压力和并不高的薪酬待遇，将动摇她留在高校的决心”。“已在编人员如何调整是个大工程，但就医院来说，会减少不少行政人员，对应的因人设岗问题会改善很大。”牟晶说。

改革的同时，取消编制在落实过程中也会面临种种困难。调查显示，67.8％的受访者认为改革在落实过程中很可能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58.8％的受访者则着眼于落地执行中的细节处理。其他还有：已在编人员的调整（56.4％），改革带来的质疑（43.2％）。另有5.0％的受访者认为改革落实过程没有什么问题。

谈到备受关注的已在编人员的安排，张宝义介绍，此次取消编制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对于新进的员工，均采用合同制，而已在编人员则保障他们的权益，通过人员自然减少的办法逐步回收编制。当前年轻人其实反而比较赞成取消编制，没有了束缚，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取合理的薪酬，也能实现来去自由”。

张宝义认为，取消编制容易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我国本来就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不能加剧区域不平衡，更不要造成新的不平衡。没有了编制的束缚，相对贫困或落后地区的顶尖人才会流向发达城市的单位，造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这是最大的问题。体现在个人上，因为没有编制，绩效直接挂钩收入，顶级人才的收入可能是普通者的十几倍甚至更多”。

他表示，现在高校和公立医院实行的是差额拨款，但现在的差额拨款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标准和比例不统一。“像部委的高校是由部委直接拨款，而地方高校由地方政府拨款。经费来源的差别导致的拨款多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发展的不平衡，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综合实力排名等问题，这就要求差额拨款的平衡”。

张宝义建议，目前可先选择部分单位进行试点，试点成效好，再进一步推广，不能一蹴而就。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平衡，可通过增加补贴、人才补贴等留住人才。而且取消编制后，单位内部要建立完善的聘任机制、晋升机制、管理机制，当然也涉及单位内部的工会建设。

调查显示，48.3％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和公立医院取消编制，将加快去行政化步伐，47.7％的受访者认为能劳者多得，不再受编制束缚。也有44.5％的受访者担心高校、医院或将面临人才短缺。其他还有：逐步解决部分公共服务领域问题（43.4％），实现人事公平（42.2％），实现人才流动的最优配置（36.9％），造成成本上升（10.8％）。

在本次调查受访者中，民营企业人员占31.5％，国有企业人员占22.6％，事业单位人员占16.9％，三资企业人员占15.6％，自主创业人员占4.7％，学生占4.4％，农民工占0.6％，农民占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