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峰会（G20）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发达国家首次邀请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共同探讨、协商决策，全球治理进入“G20时代”。

　　这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也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之前，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另一类是高门槛的“富人俱乐部”，即七国集团（G7）以及八国集团（G8）。前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安全秩序问题，后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经济规则问题。

　　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其成员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又有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G20峰会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动已工业化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公平开放、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和沟通。但其短板是不够机制化，缺乏秘书处等常设结构，达成的共识缺乏行动效力。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联通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在实践中，中国不接受G2，却积极支持G20，表现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而不是大国共治，强调多元主体对国际社会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实现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增强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愈加浓重，明显高于战略互信，普遍认为“怀疑值得信任的人固然不好，但信任值得怀疑的人则更糟”。

　　其实，按照常识都知道，在国际关系甚至人际关系中，战略互疑要比战略互信容易得多。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艰难时期，战略互疑就更加具有普遍危害性，且具强烈的传染性。相互怀疑、疑虑和猜忌的情绪不仅在大国之间蔓延，也在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渗透，即大家都把问题归咎于对方。

　　“瓶颈期”的具体表现，一是内向性增强。各国被层出不穷的国内事务缠身，参与全球治理的“抱负”和能力锐减，其社会精英的突出感受是“紧急、突发的事情总是冲击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疲于应付。

　　二是排他性增强。安全困境现象螺旋式上升，各国变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认为他国的权力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自身的安全与相对收益，因此外交行为变得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三是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在国际社会，当资本、人才、知识等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的时候，民族主义、军备竞赛等负向要素的流动性就会增强，前后两种流动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另一方面，诸多原因导致“黑天鹅现象”频发。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欧洲“难以遏制”的移民潮、英国“弄巧成拙”的退欧公投、土耳其“意外又意料之中”的军事政变、法德“惊心动魄”的恐怖袭击事件等，使国际社会处于稳定与动荡的临界点，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民众不安、不满的情绪广泛蔓延。

　　因此，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等全球治理尝试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国家。

　　无论是G20还是中国，都需要在充分互动中精确地把脉世界，为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出良方，增强国际社会的定力与正能量。

　　中国的领导人曾在2015年第十次峰会上，指出了当前世界经济的“病根”：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这些因素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

　　因此，要想彻底走出危机，必须在“创新”二字上下足功夫。中国是这么提的，也是这么做的，将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放在创新上。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

国际社会希望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和治国理政经验

　　2016年9月，中国将拉开G20主场大戏，这将是中国首次主持与主导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最近几年，欧洲可能是最早希望与中国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区域。笔者频繁访问欧洲，总体感受是，欧洲国家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政要认为，中国拥有全球角色，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国家。

　　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对目前的欧洲状况有消极情绪，认为欧洲的竞争力在下降。例如，捷克前总统克劳斯对笔者强调，欧洲危机是长期性的，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欧洲危机是系统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问题，因此要系统性地改造欧洲，而不是技术性地改良欧洲。

　　意大利国家行政学院院长乔万尼·特利亚也认为，欧盟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欧洲的其他问题还包括移民问题给欧洲带来了“坏天气”。“好天气”时大家都很满意，但“坏天气”时欧盟的离心倾向加剧。

　　在“坏天气”的影响下，欧洲国家内部发展不均衡现象格外突出，如意大利南北差距大（北方富余，南方相对落后）、英国南北差距大（南方富余、北方发展相对滞后），等等。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厚望。意大利前总统纳波利塔诺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共享着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大，中国脱贫的规模和难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未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将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全球冲突，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将经济发展控制在正常状态。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是潜在的风险，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均是如此。因此，国际社会不仅希望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如中国的经济特区、自贸区等“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等。

　　笔者相信“一带一路”将成为此次G20会议的重点、亮点。“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互联互通”，联通的目的是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避免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打通痛点的过程就是消除边缘化的过程。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如果气滞血瘀，难畅其流，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因此，重振贸易和投资，让世界经济这两大引擎重新高速转动起来，是二十国集团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焦点，双方不谋而合。

从改变格局到重建秩序，中国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公共产品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具体来说，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企业，理念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专家、学者，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政府。当然，每个层次都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合力。

　　很长时期，中国人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

　　例如，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之一。为支持和加强维和行动，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率先组建常备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再如，2015-2020年，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还将向联合国在非洲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

　　但物质性供给的短板是“利尽则散”，这一类公共产品的主要特点是积极给国际社会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物质性支持，主要功能是有助于打造“利益共同体”。

　　理念性公共产品，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发挥“说服性”的效力。

　　例如，几十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引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已经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所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但是，在新时期，中国如何提供新的理念以赢得尊重呢？此次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四个词的英文分别是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组成“4个I”，显然传递的是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困境的理念。

　　总之，这一类公共产品的主要特点是主动与国际社会分享理念、共享价值，主要功能是有助于打造“责任共同体”。

　　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深刻，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格局是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是国家相处之道。就中国而言，综合实力的提升已经改变了当今的国际格局，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塑造的“游戏规则”。

　　美国的“游戏规则”可以概括为：以盟友体系、海洋秩序维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民主价值，这些都是以不挑战美国霸权为前提，其安全结构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即始终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对立方。

　　有趣的是，美国常被批评为“单边主义”的代名词，今天却把这个称呼抛给了中国。按照这个逻辑，“霸权主义”的标签也会很快硬推到中国身上，因为美国非常清楚这两个词汇的杀伤力。在国际关系中，话语的杀伤力可能比军事的杀伤力更强大、更持久。

　　中国的“游戏规则”可以概括为：伙伴关系体系（强调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理念，等等。但是，目前中国对“游戏规则”（秩序）的解构能力显然强于建构能力，表现为倡议宣誓远远多于规则制定。因此，中国在未来会积极利用G20等多边平台补足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软肋，真正打造令人信服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