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蓝色、红色、灰色（2016-7-30）
——谈美国社会被遗忘的群体

四年前在美国大选奥巴马和罗姆尼决战前夕，我在本栏目曾写过一则《红、蓝、及绿》，论说美国两党，红、蓝看来经纬分明，目标却是向着绿的：绿色不但是美钞的颜色，也是发行美元的政府权力的象征。共和党、民主党在角逐政府权力上，所标榜的诉求或有不同，实质上都以本党主导为前提条件，扩张政府的职能及其利益分配的权势。看不明白这个关键便属愚昧。

那么，处于红（共和党）、蓝（民主党）之间，政党归属尚未铁定的选民，岂不该是紫色的么？这正是本次美国大选的特色所在：之间的一大群人普遍感到困惑和不安。从他们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不信任态度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多次民调显示，认为两党的候选人均不堪信任的占了总人数的70%，弥漫着前所未有的的负面态度，将这大群人描画为灰色是更为恰当的。

对应与个群体，有一个政治术语：“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an）”。不过在社会状况的演化中，它的内涵弄得晦涩不明，称其为灰色似乎更为形象。最初提出“被遗忘的人”的概念，还在1880年代，一个名叫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的耶鲁大学的经济社会学教授所创造。他的定义是，某A感到有一个群体X的境况有问题，有必要改善，于是A就找某B商议来做这件事。洽谈和交易之下，A和B达成协议或默契来推动X境况的改善，但是具体落实的任务却落在了C头上。这群C就是“被遗忘的人”。换句话说，A和B拿主意，造舆论，定规矩，扛活却是C，来承担麻烦和成本。C发不出声音，没人管他发不发得出声音，或许以为C根本就不该发声。

以后一百多年来，“被遗忘的人”的内涵几经变迁。譬如，在1930年代美国深陷于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把“被遗忘的人”说成是X而不是C。以当时的困境，千千万万的C也堕入到X的境况，C和X成了高度重合的人群，因此新政的救助政策赢得了多数人的认同。事实上，政府机构也从此有了巨大的扩展，其预算从占美国GDP的2%左右扩大到了现在的20%以上。到了尼克松时代，美国在越战的泥沼中挣扎，经济滞涨，通胀高企，民怨沸腾。尼克松（以及此后的里根）在竞选中重提“沉默的大多数”，又回归到“被遗忘的人”的本义，指的则多半是C而不是X了。

而当今“被遗忘的人”，这里所说的灰色群体，绝大部分也指C。X已经高度偏蓝，彼等的境况改善多半依赖政府的救助。然而，救助的成本又来自哪里呢？终究还来自扛活的C。C群的组成大多为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对扛活的苦楚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满和愤怒，正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说，C里有不少人还没能发出声响来。年轻人的对自己的利益不自觉，或不留意利益的政治分配，无心投票，可是他们甘愿“被遗忘”的状况不会太长久；更有年幼的，或者还没降生的下一代C，注定发不出声音来。但是，扛活的沉重负担将来必定要落在这类C的肩膀上面，看看联邦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还在迅速积累的现状吧，谁还会有疑问？

笔者一直在本系列陈述的，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的冲突，在本次选情不断反映出来，其实不外乎A+B同C之间的矛盾。但是，A和B同属精英分子，其间还是有差别的。

A（蓝色的，多半是民主党人）似乎在说，要不断扩大对X的救助，不但本国的X，还得包括他国的X。对墨西哥及拉美国家的潜在移民、中东的穆斯林，美国的责任都不可予夺；而B（红色、多为共和党人）则主张，先顾自己吧，看看困境中的本国的C吧，他们每况愈下的落难，我们的责任首先应当是改善C的状况。两种不同的诉求重心，对于灰色的C怎样变色，变蓝呢还是变为红色，有莫大的影响。

特朗普作为B类精英，执意替“被遗忘的”C呛声。他的“America fist”、“American only”所针对的目标客户，是美国沉默的C群体。以此观照，他扬言要造围墙堵截非法移民、要迫使北约盟邦支付承诺的费用、要重启国际贸易谈判，要废止NAFTA、TPP，等等外交政策，你也就容易理解了。至于A类精英，希拉里是其中之一，又怎样来竞取选票呢？这里且举一例，说的是德国的A类精英。

2015年12月31日，德国科隆发生了数千名阿拉伯裔男子骚扰路人，遭受强奸、性侵和抢劫的受害者逾千人，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对此德国媒体竟然集体失声了整整三天。更令人骇怪的，是有一位左派青年组织的负责人（瑟琳•格伦）遭到难民强奸，，却因“不愿败坏难民的名声”，说了谎话。事件曝光后，瑟琳还在网络上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显然，瑟琳女士属于A类，不过她同时也沦为C，承担了一些成本仍选择沉默。

相信对穆斯林兄弟有如此“雅量”的这类A不会很多，估计大多数的C，在遭到或知道这类遭遇后也不会选择沉默。这就是本次美国大选充满了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

萨姆纳教授对“被遗忘的人”的简单模型所揭示出来的基本逻辑之外，还有不少“突发事件”可能成为变故。对希拉里来说，捅出内幕的“揭密”事件，譬如她的“电邮门”，会继续重创她的可信度。就特朗普而言，他的“大嘴巴”，随性乱开横腔，也会要他的命。还有，他被谋刺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他招惹了如此之多的嫉恨。

总而言之，灰色的一大群C，不甘愿被遗忘，被激活而发出大声，要在太平的红色还是在蓝色的一端，加上自己的砝码？本次美国的总统选战，因此将异常刺激。有太多的不按牌理出牌的事件不断爆出，冰山的尖角才刚在露出海面呢。让我们屏息以待。

8 天平上的灰色砝码 （2016-8-6）
——灰色选民群将决定选战结果

上一期我们论述到，美国的选民认为两党的候选人全都不堪信任的，占了总人数的70%。统计表明，今年以来，立场坚定支持两党的选民加起来，占全国居民不到10%，而态度游疑的灰色选民使本次大选充满了变数。
从美国的居民总数324（百万）来计算，有103为孩子、非公民、或犯罪而丧失投票权的人，是没资格投票的；有88是从来不参加选举（包括总统大选）的；有73是没参加过预选的；有60左右参加了预选活动，但只有一半投票表明了立场，仅占了合格选民人数的14%不到。这个基本格局再加上美国历次大选很低的投票率（2012年最近的一次大选里投票率不足54%），你不难明白，选举的结果非常不好预测。因此，解析灰色群体的内涵，分清其中的C和X两个子群体是很关键的。
X群处在社会底层，主要由非裔和西裔构成。他们的投票倾向相当明确，黑人平均十张票，有九张是投给民主党的；西裔中投给民主党的选票则四居其三。所以对于特朗普，必需在占总人口近70%的白人里得到65%的支持率，而在余下的30%少数族裔的支持率过17%，才有可能获选。
上次介绍了，C群的构成多为中下阶层的白人。精英阶层达成协议或默契来改善X群的境遇，具体落实的成本和麻烦却落在了他们头上。一百多年前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萨姆纳管叫这个C群为“被遗忘的人”，因为扛活的C是发不出声音的。
然而，C群对扛活的苦楚日益清醒，正在发出不满和愤怒的吼声；而特朗普清楚意识到了这个趋势，正在“狡猾和粗鲁地”迎合C群的呼声。他的政策诉求，无论对内对外，是“咱们还是先顾自己吧”，让美国重新振作起来。其目的当然是，力图促使灰色的C转变为红色的共和党选票。
本系列分析美国总统选情，一开始就曾指出，C群体（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白人为其主体）新世纪以来严重滑落到了“美国社会变迁的临界点”（从接近70%下降到了目前的50%左右），他们在工作、收入，生活境遇渐趋困顿，自尊心和对生活的展望严重受挫。
他们期望能有中等的稳定收入和安全的环境，自己及子女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而无需政府的救济，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然而他们的切身感受，却是自己的利益在遭到“旁落”，退校、失业、吸毒、违禁、自我贬损，甚至自杀显著增加，境遇是每况愈下。
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迪顿教授在去年尾发表的一篇报告里，给出这种状况的统计数字，十分令人震骇。他得到结论，C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上升，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社会里是独有的（X群则在改善中），而且在各个发达国家的同类群体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以迪顿教授的原话，他们是在自杀或慢性自杀中。报告中说，C群的发病率、自杀率、中毒率、慢性肝病率等都在显著上升。每十万人里，自杀者从2000年的16人增加到2015年的25.5人，同时期内中毒的人数则从6人跃增至30人！中毒的人数剧增，多半是服用毒品或者镇痛剂所致，与克服生活压力和精神痛楚显然高度相关。迪顿在报告里提出估算，若是按此前二十年（1979-98）的平均下降趋势来计算的话，那么C群在1999-2013年间多死的人数已有50万之众。
为什么C群的失落感如此之大，他们感受到痛苦会这么强烈？单是从统计数字看，这个群体的生活条件并没那么糟糕，比起X群还是要好不少。这里面有很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迪顿教授在接受著名的媒体主持人扎卡里亚（印度裔精英）的访谈里有过分析。其实并不难以理解，同处一个生活水平，比起从下上升到此水平的，从上跌落到这个水平的人的受挫感要大大高出。鲁迅先生曾有名言，谈到他的家庭“从小康堕入困顿的切肤之痛”，是他终其生而愤愤不平的原动力。在某种理论，C群和X群似乎该是“阶级兄弟”，但两者在“食物链”上同处一个层次，为同样的资源和机会在争夺，彼此的排斥自然是最直接的，相互的竞争也时不时地激烈起来。
C群对于精英阶层的怀疑和敌意，主要不是来自妒忌。就好比学校里的一个“班花”美眉，是不会妒忌戴安娜王妃的，两者距离遥远，没有什么可比性。单是你不难体会，如果同学或邻居，平素不如你的，现在过得明显要滋润，你感受的刺激会特别难受。
C群的反感，是出于精英阶层救助X群（包括他国的X），把自己给牺牲掉了。他们的巨大不满，是冲着精英阶层背弃了共同的“抱团原则”而发的。他们总以为，自己和精英是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主人”，理当优先相互照应彼此的利益。
那么，何为美国的“抱团原则”呢？著名的政治历史学家S.亨丁顿有过系统的诠释。他的“文明的冲突”学说，在政治上很不待见，但911事变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他的先见之明。亨丁顿死于2008年，他在2004年出了最后一本力作，提出WHO ARE WE? 这个关键的命题（该书已有中译本《谁是美国人？》）颇值得一读。
亨氏纠正了一个习见，他认为美国本质上就不能算是一个移民国家。和移民国家不同，不是少数人移居到一个新地域，加入到原有的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中，接受其博弈规则、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由于种种原因（宗教的、经济的）远徙新大陆垦荒定居的英国人及其他新教徒，根本上把新大陆看成是一个无主（印第安部落是不算数的）的处女地。他们按照扎根于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建立起全新的国家，其交互合作的规则和宪法等基础法律，都是依照萌发于英国的价值观念塑造起来的。因此，美国人的“抱团的身份认定”，有四个要素：宗教革命后的新教信仰；英语；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私有产权和民选政府。后续的移民才是事实上的移民，他们要加入到这个团，就得认同这几根规范的支柱。
亨丁顿认为，过于强调其中之一，譬如，精英分子过度追求的平等，或者过度强调个人自由，甚至连英语都可以不讲，将削弱美国人的抱团精神，甚至致使美国社会倾向于瓦解。选情中暴露出来的C群的精英阶层的反感和敌意，不能不说，与此大有关系。

9 GOAT, BOAT, WOAT （2016-8-14）
——美国的竞选政治生态

里约的奥运会正在盛大上演，先来谈两句。昨天博尔特再次降服群英，不负众望连续三度夺得百米金牌。他被誉为GOAT（Good of All Time, 有史以来最棒的）自然是名至实归。拿美国的运动健将来说，我们也可以挑出两个GOAT。菲尔普斯是一位，没话可说的。
再挑一位女将，该是谁呢？我以为当属K. 阿姆斯特朗。这是她连续三届夺得自行车计时赛的冠军。最不容易的是她已经43岁了，还有一个6岁的小儿子。当她领先冲过终点线后，情不自禁抽泣起来，可爱的小卢卡斯问，“妈妈，你不是赢了吗，怎么还哭呢？”第二天是她43岁的生日，采访者问她，选择复出竞赛，什么是最难的？她为了工作、家庭和生育已曾两度退休。她回答，是在各种事情中要求得平衡。“去年我考虑复出参加奥运时，还有些顾虑，会不会堵了年轻人的奖牌之路。后来想，也许这对所有选手都是好的，会增强拼搏精神，尤其是增加了年岁大的运动员的信心，年长一点未必就没竞争力。”
一男一女，这两位体坛的GOAT，可说是美国人的精神和素质的精华。有这类人为脊梁，美国方能称得上伟大。反观美国的政坛，正在角逐的另一对男女，却在令人倒抽冷气。特朗普和希拉里是一对所谓的BOAT（Bad of All Time 即有史以来最差的），许多民意测验，各种访谈评析，都是如此认定的。那又是怎么回事？
选举到了目前阶段，候选人必须开始亮明各自的治国方略，进而陈述具体的政策措施。对美国那样的多元社会，人们的利益和身份有多重，一个人往往同时属于多个“圈子”。这个圈子里共和党对你的胃口，在那个圈子你又属意民主党；在此维度上你支持希拉里，在彼维度上你却认同特朗普。下表列出了这样的现状，分十四个维度来看民众支持的倾向性。表里用X来表示哪方占优。占优超过6个百分点的则加阴影突显；相差小于3个百分点的，用？来表示还未定。（通常的民调，误差在正负3%，即一个方差之间。）
 

这张表给出了美国政治拉锯战的概貌，有机会时我们再做深入分析。本期主要谈的是候选人是怎样来“争取大多数选票”的。应付多元的选民，对其中的一些群体做难以兑现的承诺，同时又得避免冒犯或疏离另一些群体，政客们惯用的技艺，是蒙混、敷衍、推诿，媚俗，曲解风险、责任、法规，总之，是在扯淡。这类技艺，无论在希拉里还是特朗普的施政表述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美国公众指责他俩是一对BOAT，似乎并不太刻薄。
“扯淡”，或者“政治上正确”的种种言谈，美国人通常直呼其为“BS”，直译的话是“糟糕的假大空”，若译作沪语中时下的流行词“淘浆糊”，最为传神。
BS错在哪里呢？撒谎和BS，两者都意存欺骗和误导。如果说撒谎的要害是“假”的话， 那么BS的要害则是在“伪装”，捣浆糊的人的目的在于力求误导人们。和撒谎者不一样，捣浆糊者所陈述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然而却不相干，因为他们对自己所陈述的是真是假，完全无所谓。他们的企图是要听者相信，他们和所陈述的之间的联系是真诚的。
有位前贤曾明智地指出，爱的死敌不是恨，而是冷漠。以此观照，真的反面虽说是假，它的大敌却是伪。伪对真横加利用，对真和假的区别却完全不在乎。因此，捣浆糊其实离真实更远，是追求真实的更大的顽敌。
捣浆糊者的心理负担远比撒谎者要轻。一个撒谎者既要撒谎，对真或者事实就得了解，否则难以圆谎；其次，撒谎者为了得逞需要规划和设计，在一系列的情景中要能够自圆其说。所以，撒谎者还得冒险：谎言被拆穿时的尴尬和责罚。因为既与真实对立，谎言很有可能会被戳穿。捣浆糊者却没有这种成本和危险，他们不怕被证伪，BS正是真假莫辨的。捣浆糊的人甚至会调用不少常识、各种通行流行的说辞、伟人哲人的语录、圣经佛经的故事……来佐证他说的也是那么回事。又有谁有能力、有兴趣、有胆识，来挑战那些“大家都认同的真理”呢？
捣浆糊的人的陈述，旨在驱使你相信，他和他所陈述的是一致的。你若轻信，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若将信将疑，他则部分达到了目的，仍需努力继续捣下去。万一你心中觉得可笑，甚至暗骂“又来一套捣浆糊”时，也无大碍，毕竟他没说谎啊，尽管“淘了浆湖”，或多或少大伙不都在干糊弄的事吗?! 就好比鲁迅先生的塾师。鲁迅在他的名篇《世故三昧》里讨教他在私塾的老师，如何能够说话既诚实又不BS, 老夫子可被问住了，只能“嘿嘿嘿…… ”
在民主和市场的运作方面,美国可谓是相当成熟的，然而各种所谓“政治上正确”的BS，以平等和公义的名义、以消除差别待遇和纠正种族歧视的理由、以发展和效率为依据、以反恐清剿邪恶的名目、以替天行道的行为……，往往不过是BS的各种变奏。让捣浆糊的人显得浑身充满了使命感，而使受众相信他们在主持公道、倡导真理、应和历史的进步。
那么公众又能如何抉择呢？事实上，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选活动，重点都是负面的BS：指责对方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或者没品格、没性向，够的上当总统，连做人的腔调都不对劲。用的都是减法，诋毁对手的不够格；可是却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自己为什么有料、有才、有德、有格，来胜任世界第一强国的主帅。 看来选民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依据这个理解，笔者觉得用WOAT——（Worse of Alternative Two,哪个更差劲，两中舍一，）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这两人之间的角逐，倒更恰如其分。

10 竞选政策的收支两条线 （2016-8-21）
——从奥运看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

奥运会在里约落幕，悲喜兼具。女排的败部复活占得鳌头，是喜出望外；金牌数锐减，沦落于英伦之后，出乎期待之外，颇令人神伤。媒体对此多有评论，分析英国人的奥运奖牌战略，何以如此奏效。要知道廿年前在亚特兰大，英国还只得了一面金牌，殿后在全世界的36位。为了起弊振衰，英国在1994年设立了体育局（UK Sport），来协调国家的奖牌战略，背后的财力支撑是体育彩票的巨额收入。英国人策略是，只资助能上领奖台的选手，和栽培有获奖潜能的苗子。这种“精准打击”十年之后开始发力，近几届的大赛中，英国国旗升起的次数节节上扬，下一届在东京奥运仍可望持续。
以体育彩票扶持的奖牌战略“唯奖牌是瞻”，批评就没断过。然而促成此举的首相梅杰及其内阁，坚持了下来。梅杰有窝囊无能的差评，常被国人讥为笑料，和美国的卡特总统有一比。但他发起的奖牌策略，增强了英国人的荣誉感，因而洗涮了他执政时的负面印象，重新确立起他是个有作为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这和我们在讨论的美国选情又有什么关联呢？起码，有两个教益可以从英国的奖牌精英战略中汲取。任何一项政策，有利有弊，单说一面，就形同“扯淡”。英国体育局既设定了单纯的目标——竟取奖牌数目，就愿忍受它的代价，所谓的UK，不是全体国民的健康和兴趣，而是国家的荣誉感。能坚持下来，终会得到民众的认同，此其一。这对我们能否有效提升男足的实力很有参考价值。譬如说，想通过办几万个足球学校，而不是集中发掘和栽培尖子的策略，恐怕是难以济事的。
其二，是政治领导人要能担当，力排众议，落实富有长程眼光的政策措施。一味和多元利益集团周旋，敷衍选民，对自己属意的政策只讲好处，不讲成本，对政敌的政策只强调坏处，回避其长远效益，都是失职，都是领导力沦丧的表现。从美国近几十年来的选举已看得相当清楚，别说老罗斯福总统这样有担当有责任感的领袖人物无法产生，就连肯尼迪五十多年前在总统就职演说里的那句名言，“别只顾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再也没有一个候选人敢这么要求选民的。推诿扯皮、似是而非，于是成了竞选的通病。
简单来说，在分析候选人提出的施政纲领时，就像评估一家企业的业绩状况，必须像对待复式簿记那样，既要看它的“贷记”栏也要看“借记”栏。若只听从候选人所标榜的政策的收益，而只看其竞选对手的政策的成本，那注定就摆脱不了他或她的忽悠。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学的分析，把握一项政策的实施“净值”，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这里借用一篇精短的演讲来说明。演讲者萨金特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2012年的诺奖得主，2007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经济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通篇演辞不超过三百个词，对经济分析和经济学人的职责所做的概述，却是无比简约，异常的精准。
萨金特开宗明义说，经济学不过是经过组织的常情常理而已。他接着谈了经济学科的教学取得的若干有价值的结论：
1. 许多事情虽然可欲，然而却不可操作；
2. 个人的追求和群体的利益往往得有所取舍（trade-offs）；
3. 与自己相比，总有人在能力、努力和偏好上有更多的了解；
4. 任何人，包括你希望帮助的对象，总会响应激励的。这是为什么社会保障系统的运作，结果老是与设计的初衷走样；
5. 平等和效率并不一致，而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6. 当一个经济体或一种博弈处于均衡状态时，人们满足于他们已做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善意的局外人要谋求改变，不管促进或是促退的变化，是很难的；
7. 你迟早会对激励产生响应。有些承诺你纵然想履行却做不到，原因就在于此。他人也不会相信你能履行这些承诺，假如承诺同你自己的利益不相符合的话。其中的教训是，在做出承诺前你得想明白了，要是所处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你是否还愿意信守然诺。你的声誉与此大有关系；
8.  政府机构和选民同样响应激励。这是政府机构往往会违约和爽约的原委；

9.  一代人是能把他们的亏空转移到下一代的。这是政府的国债和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正在干的事情。（新加坡的社会保障系统还干不了这个）；
10.  政府花了的钱，国民今天也好将来也罢，到头来总得还，或者是通过明里纳的税，或者是通过暗中的通货膨胀；
11.  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有其他的人来代他们偿付公共服务和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再分配给自己的好处）；
12.  正因为市场价格汇总了交易各方的信息，所以要预测股价、利率和汇率是异常困难的。
读了萨金特的意见，我认为非常精当，并相信你也会同意，经济学纵有许多不是，饱受批评，但比起政客、大众还是要高出一头的。前提当然是，经济学人头脑足够冷静，还没受着太多的强力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