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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美究竟是什么关系?& 梁晓君: 中国还没准备好当超级大国
金灿荣:中美究竟是什么关系?& 梁晓君: 中国还没准备好当超级大国
2016/9/13 6:51:18 | 浏览:1905 | 评论:0

金灿荣:中美究竟是什么关系?& 梁晓君: 中国还没准备好当超级大国

  • 今天切入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在当今整个中国的外交中占什么位置呢?

它是中国外交最大的难题,它是现在世界上的一把手,能力很强。坦率讲现在美国还是一个壮年人,美国没有到退休年龄。美国属于单位里面颜值也很高,能力也很强,群众基本拥护的国家,我们是刚提拔不久的二把手,我们想把它挤走,又不敢打它,挺困难的。

我们中国正在想各种办法,第一,创造条件让它犯错误,有一天让巡视组把它给办了;第二,让它忙不过来,最后让它忧郁症,自己不想干了;第三,和美国搅在一起,让它打不了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收拾它,但是说说容易,做着很难,因为美国是非常优秀的国家,这些小把戏其实它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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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交角度来讲,中美关系是我们最大的外交难题,过去在习·总之前,外交部内部经常讲中美关系是整个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习·总上台以后就不许这么说了,因为习·总确实调整了政策。原来我们中国外交是四根支柱: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内部的定位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

今天还这么说,但是原来在四句话之后,还有一句话叫中美关系是整个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因为中美关系无处不在,大国里面的关键是中美关系,周边关系搞不搞的好要看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能不能推下去也要看美国,国际组织主要的活跃对象也是美国,我们外交四块,美国无处不在。

但是现在习·总上台以后有变化,习·总现在想降低一点中美关系,而把周边外交提上去,这是这几年的微妙变化。虽然有这个变化,但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第一大难题。

第二,未来10年、20年美国还是我们最大的外部因素。像日本,我们中国已经彻底超越它了,过去日本超过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历史现象。日本2009年出了一本书,卖的很好,题目叫《做十分之一的国家》。

这本书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战略判断,他告诉日本人过去五千年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东亚的中心,这是常态,过去100年日本人成为东亚的中心是非正常现象。为什么非正常?因为从西方来了一个崭新的文明,叫工业文明。日本学工业文明学的特别好,不仅学的亚洲第一,而且是全世界非西方第一。

中国有一段时间愚蠢的拒绝学习工业化,特别是晚清70年。晚清非常可惜,如果清王朝带领全国人民搞现代化,那时候我们追上去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现代化是加速度的,开始现代化速度比较慢,像牛车,后来是马车、自行车、汽车、高铁、飞机,它的速度是加速的,越到后来越难追。可是晚清70年没有追,于是后来追越来越困难。当时晚清如果跟日本一样,朝野同心搞现代化,我估计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强了。

日本朝野同心,一门心思奔现代化,确实搞的很好,日本拥有了工业对农业中国的优势,就成了东亚的地缘政·治中心。但是大前研一提醒日本人,说日本所获得的优势,本质上讲是知识的优势,因为日本学习态度好,它知识掌握的好,但是从哲学上讲,只是有一个知识优势,而且这个知识优势很脆弱,它能保持知识优势的前提是中国人愚蠢的拒绝学习。知识优势呢,通过学习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大前研一在《做十分之一的国家》中有一个结论,他说,根据他的观察,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人开始学习了,中国技术上拉平日本,赶上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下一个结论,一旦中国的技术和日本拉平,中日之间的力量由规模决定,他说最终日本会回到常态,那就是日本的GDP是中国的1/10,题目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告诫日本做好准备,那天一定会来,日本是中国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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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讲,日本做为一个外部因素不是很重要。印度,我从来不看好它。欧洲也悬乎了,欧洲的前途我是不看好。2013年开始,布鲁塞尔是欧洲最国际化的城市,布鲁塞尔新生儿当中一半以上的男孩得叫穆罕默德,女孩也是一样都是伊斯兰名字,所以现在欧洲即使难民不去了,以它们的生育率,欧洲一定伊斯兰化。欧洲本土女孩现在都是个人主义者,给你们家生一个孩子交代完任务就不再生了,所以欧洲伊斯兰化是必然的。

俄罗斯也有问题,俄罗斯经济搞不好,它不会玩市场经济。而且俄罗斯也有人口问题,俄罗斯是1.42亿人,俄罗女孩生育率比欧洲还低,欧洲一个女孩一辈子生1.2个孩子,俄罗斯女孩只生0.7个孩子,一个都不到。据我的分析,日、印、俄、欧都不行,真正能干的就是美国,眼前是最大外交难题,外部是最大的外部因素。

小结:中美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中美双方合作,21世纪国际关系很有希望;如果我们对抗,21世纪就是对抗。这是中美关系在我们外交中的定位。中国的安全挑战是内部、台湾、外交,外交排最后。但在外交中,中美排第一。中美关系的定位是眼前最大的难题,未来最大的外部因素,整个21世纪决定性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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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讲讲状态,中美关系的状态是即竞争又合作,即重要又复杂。冷战时候美苏关系是竞争为主,合作很小;现在的日美关系也有一点矛盾,但是绝对是合作为主;中美关系介于两者之间,即竞争又合作。只不过最近竞争上升了,以前我们经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现在是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是一定的,是必然的,坏不到哪里去是未见得的。

即重要又复杂,重要就不用说了,它决定整个21世纪人类的命运。复杂性,一方面中美之间贸易关系好的不得了,中美实际上是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的统计当中,我们把欧盟28国当第一贸易伙伴,美国排第二,因为欧盟是一个群体,单一国家美国就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很早就是美国牢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经济上我们绑的很紧,但是军事上中美都把对方做第一敌人,在人类近代史上很少有这么复杂的关系。

下面讲讲修昔底德的效应,现在谈中美关系,很多人喜欢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要解释一下。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叫修昔底德,西方人把他的地位定义为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

他的著作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们认为和《史记》是一样的,就是人也一样,书也一样。但是我两个都看过,他和我们太史公比差远了,人的重要性和书的重要性都是他们夸张了,我们的太史公比他伟大多了,《史记》也比这本著作伟大多了。但是西方人认定这是我们的《史记》。这个人生活在希腊文明的后期,马其顿时代,他研究的是希腊内部为什么内战,导致希腊文明败落,导致马其顿把它征服,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是希腊半岛上的一个半岛,上面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叫斯巴达,斯巴达是曾经领导整个希腊城邦体系的领袖。它后来跟雅典打,雅典开始不如斯巴达,斯巴达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特别能打仗。后来雅典起来了,起来的原因是波斯人侵略希腊,最后失败了。

波斯人侵略希腊过程当中失败,第一原因是台风,当时波斯人是海陆并进,波斯皇帝大流士二世搞了1600多条船,上面有海军,主要是运粮食;陆地上是十几万人,所以是海陆并进。在这个过程中,斯巴达300勇士做出了贡献,斯巴达有个王叫李尔王,他带着他的亲兵300人,步卒1700多人,到温泉关阻击波斯人。沿途他又召集别的部落,实际上他这边是1万人。

波斯大军是12万人,在温泉官作战,他抵抗了一个多礼拜,战争打的非常残酷。他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是战略上他起了贡献,只是这个贡献不是决定性的。后来波斯帝国的舰队往前走,陆军跟不上,海军跟陆军就分开了,这个在后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船遭遇了暴风雨,2/3就没了,等于说是上帝起了第一作用。

剩下1/3的士兵,这个时候雅典人起了决定性作用,雅典海军把它基本上烧掉了,烧掉了90%以上。最后剩下了40多条,在离雅典不远的一个叫马拉松的小镇登陆了,马拉松的老百姓就把他们消灭了。其中有一个战士跑到雅典广场说我们胜利了,就死过去了,然后就有了马拉松运动。

波、希战争第一功臣是上帝,第二功臣是希腊海军,第三功臣是斯巴达,所以战后希腊就崛起了,斯巴达不服,它们两强就打起来了,这场战争打的很残酷,打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整个希腊文明的分裂。这个时候北方一个游牧民族马其顿人侵入希腊,统一了希腊。修昔底德总结为什么这两强不能相处,研究的结果很悲观,说这个战争不可避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这是结构性矛盾。历史学家把这个结论叫修昔底德陷阱,后来西方整个历史不断的在重演这个历史。

最新研究工业文明以来,16次权力转移,只有两次是和平的,一次是英国把权力转给美国,这等于是父亲把权力给儿子,所以肯定是和平的。第二次是美苏冷战结束,只有这两次是和平的,其他都是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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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美之间在结构上就是进入修昔底德的现象,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所以很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中美必有一战。是不是免不了我们不知道,反正中美之间有某种结构性的战略对抗是肯定的,而且美国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

所以中美关系结构上是对抗的,第二,有两个东西加剧对抗,一个是意识形态,美国说你一党专政,看不顺眼,要改变,共产党对这个很反感;一个是文明,美国是一神教文明,我们是世俗文明。战略上有结构矛盾,再加上性格上、脾气上有两个不同,所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比正常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还要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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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又表现在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上,经济上相互依存,社会上相互联系,国际上确实很多问题我们得一块处理。比如反恐要一块处理;防止世界经济再出现问题,维持全球经济稳定,防止埃博拉病毒扩散等我们是一致的。这是中美关系的另外一面,一面是结构对抗,一面利益绑的很紧。

纽约时报说中美关系最后的结果是感情不好的夫妻关系,两个人一开始不认识,碰到苏联壮汉,还拿着刀,两个人吓到了,就挤到一块去了。认识之后一冲动就结婚了,结婚以后都觉得自己吃亏了,天天吵架,但是又很难下决心,因为两个人有共同财产,生了一堆孩子,所以就麻烦了。又不喜欢,利益又放不下,于是就凑合着过,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感情不好的夫妻关系。

中美关系总结构是对抗的,但是很复杂,共同利益相互依存,还有双方有很多合作的努力,而且有很多的成果。比如我们很多年前共同努力迫使苏联退出阿富汗;我们共同努力迫使越南退出柬埔寨,这都是很好的成果。另外中美之间的外交质量是可以的,我们这个国家外交质量相当好,美国作为100年的世界老大,他管理技能还可以。中国是孙子兵法的后代,我们天生就是战略家,中国就是一个大山里面没有文化的老奶奶都会给你讲几百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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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状态,地位很重要,状态很复杂,眼前问题很多,南海是最突出的,另外还有网络。美国人觉得我们总是在网上偷他们家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事实。我们中国现在工业量很大,但是技术上我们缺一点,技术上一个是我们自己投资,一个是我们想学习,我们正儿八经想买,但是美国人不买给我们。

在过去30年,我们技术引进,给我们帮忙最大的是德国,德国占引进技术的46%。美国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过去30多年世界上的黑科技都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就不卖给我们。不卖,我们就不客气了,以前没有网络没办法,现在有网络了,当然要用。美国现在认为在网上偷它东西最多的就是中国,什么都偷,连公务员个人档案都偷,当然关键是技术。

他们认为像我们的J-20、东风41很多关键技术就是从它那偷的。第三,国安法,我们通过国安法限制NGO。另外人权,我们昨天讲执政方针有一点是政·治控制,抓的一些律师,美国人挺恼火的。这一点我们得承认,美国人挺有道义感,所以对我们最近人权情况批评的挺厉害。另外美国企业觉得现在没有以前受重视。

另外很多第三方在中美之间挑拨离间,越南、日本、菲律宾都在挑拨离间。这就是第三个情况,中美关系现在问题特别多。最后还强调一个情况,美国从去年开始正在一轮对华政策讨论,现在美国战略学界认为过去40多年对中国的政策可能是错误的,它想寻找新的办法,但是现在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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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多年,1972年从尼克松开始,美国决定跟我们合作,和中国恢复关系。美国和我们恢复关系,它是期待中国走向民主化,国内政·治走向美国体系,成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外交政策就是成为美国忠实的管家,这是美国的期待。所以过去40多年一直拉我们,小平时期看上去它那个期待快要实现,因为中国正在走向开放,国内也是自由化在进步。

但是他觉得是习总上台以后不对劲了,觉得咱们国内的走向和外交政策走向都不符合他的期待。国内,按照美国的理解,经济发展城市化,就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应该要民主,然后中国就从一党专政变成美国式的民主。他原来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不对,中国经济发展了,也城市化了,也中产阶级了,中产阶级有5亿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他突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他不要民主,他要第二个孩子,第二套房子。

另外外交政策也变了,原来外交政策都是跟着美国跑,现在牛了,原来我们给美国的印象是美国的学生,比如我们加入WTO,每个月写思想汇报,美国就是把我们当学生,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挺容忍我们崛起。现在发现我们要另立门户,所以非常生气,我们现在的走向和美国预想完全不一样,社会走向、政策走向都不一样,所以现在美国正在调整。

但是我观察到现在,好像美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有人说遏制中国,但多数人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扼制其实有一个条件,遏制的对象本身性格得有一点问题,它老得罪人。苏联挺合适,脾气大,他们自己总结说俄国人是战斗种族,俄国人遇到阻力就铁棒横扫,阻力加大,铁棒加粗,所以可以遏制它。

但中国人无法遏制,中国人狡猾,会搞关系,而且会赚钱,他老跟你做生意,给人家送钱,钱是人见人爱。所以用苏联的办法不行。目前美国对我们的办法叫两面下注,一方面继续拉动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在旁边设防,这大概是现在一个大的方向。这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情况,它的定位、状态、主要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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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君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评论:中国还没准备好当超级大国

张杨 编译

中国外交学院副教授梁晓君(Liang Xiaojun)13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上发表文章,谈论有关中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问题。

文章表示,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需要具备一些特质,比如物质力量、国际社会足够的支持等等。中国是否具备这些特质呢?

物质力量指的是凭借地理优势或者庞大的人口,超级大国可以从天灾人祸中幸免于难。比如俄罗斯就曾经阻止过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重建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也证明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更接近现代的是1997年亚洲和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中,中国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超级大国的领导人,通常要对全球治理问题更有责任心。不过寻找这种国际认可会导致国家力量被高估后者低估。日本在亚洲寻求主导地位就是被高估的明证。而现在中国的地位则明显被低估,在当今世界中国已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仍然没有做好扮演与自身能力相符角色的准备。

另外,超级大国还应表现出自己的领导力,帮助维护国际秩序。

过去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让国际社会都期待其承担起领袖角色。现在诸如美中“两极”的概念,以及中国作为当今国际秩序下的“负责任的相关利益者”都足以证明这一趋势。而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在鼓励中国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完成其使命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称,不过他们也必须要更耐心一些,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做好成为超级大国的准备。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国内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在很多国内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比如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南海争议这类的外交政策议题等。

其次,在国际公共事务上,中国还没能证明自己的能力。美国建立起在全球地位是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其在国际公共事务中的表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虽然中国已经推出了上合组织,也正在推动亚投行的建立。不过,目前这些机构还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内。

最后,中国自身也还缺乏“超级大国的心态”。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其公民应该对国内外人民的幸福持同等关心的态度。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心态,中国虽然经常提供国际援助,但是这种援助的基础是双边互利。

因此,文章的结论写道,虽然也许现在已经是时候让中国在合作的基础上承担起全球责任,但是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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