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仅自己学习西方，而且还引进西方的人才来求得西方先进的知识。
精心挑选需要引进的西方文化
首先是学习。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了系统地学习外在世界过程。学习在日本可说是一种传统。在和西方接触以前，日本人就学中国和朝鲜。即使在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日本政府也派了特殊的官员学习荷兰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在1830年至1840年，日本国内就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一场大讨论。一派强调日本应实行开放政策，虚心向西方学习。另一派主张强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日本的孤立政策。但“孤立”政策由于佩里将军的到来变得不可能，用武力把外国人赶出日本的实践已变得不具可能性。
多数政府官员认为，日本的强大须建立在日本的开放政策之上。只有通过开放政策，日本人才有可能尽快地从西方那里学到日本所需要的东西。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对西方世界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水平。
日本人不仅自己学习西方，而且还引进西方的人才来求得西方先进的知识。至19世纪70年代，87名英国专家在海军部做顾问，46名法国专家在陆军部，6名荷兰专家在建设部，11名德国专家在医疗部。很多美国人被邀为体育教练和兴办大学的顾问。明治政府以教育为本，政府把公共学校的课程标准化。日本校服的蓝本是普鲁士的军官学员服。
但是这种学习并非是照抄照搬。日本的一位史学家指出：“明治政府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并非是毫无计划、照抄照搬。文化引进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挑选，看它们是否对日本民族的经济和国防有潜在的贡献。”
对内募资以集中国家资源
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要赶上或超过先发展国家，控制似乎是必要的。就是说，国家需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发展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方面。全面出击经常导致深刻的国内危机，明治政府对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
在日本的门户被迫开放后，日本的经济现代化面临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全面出击，大面积地增进国家的能力，同时提高许多工业部门的能力。二是选择某一些工业部门，集中力量发展这些部门。明治领导人选择的是第二条途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工业部门的资金来源呢？无疑，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面临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困难是资金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也有两条途径可选择。一是向国外借，二是向国内人民募集资金。明治领导人把第一个选择看成是外国殖民日本的另一种形式。
从明治维新开始到世纪之交，日本只从国外引进了两笔贷款，都来自英国。一次是在1870年，是为了修造铁路；另一次在1873年，是为了建立政府雇员的养老金制度。但日本很快就偿还了这两笔贷款。在贷款这件事上，很多政府官员甚至财政官员反对向外贷款。有些官员泪流满面，认为借外债是出卖国家。
既然不能向外贷款，那么日本政府必须向本国人民募集资金。但当时日本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明治政府硬是靠发展新的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新的金融财政制度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的存款，把大量的资金聚集在国家几个大工业投资家手中。这些新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压低工资、容许工业卡特尔（cartel）。
向国民灌输牺牲、服从与国家意识形态
明治政府同时也展开了公共教育运动，想方设法让人民，主要是农民，相信他们必须为国家的现代化作些牺牲。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为了推进国家的发展计划，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人民的思维和行为。
“日本政府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努力改变普通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这种干预程度在英美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也会使欧洲大陆的国家主义自叹不如。在20世纪早期，日本政府积极地调节宗教组织，发动了深入的勤俭节约运动，动员地方妇女去改进日本的社会道德。”
勤俭节约只是一种个人美德。日本政府也积极地培养日本人的公共美德，即对国家和集体的忠诚感。在美国佩里将军来日本之前，一位日本知识分子就指出只有培养大众的忠诚和义务伦理，日本才有可能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本政府需要创造一种国家宗教以团结和激励民众，日本人国家忠诚感的形成和政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明治领导人使用了两种策略：其一是建设政治制度以使日本尽快地发展，其二是向人民注入价值观和信念以使新政治制度有效运作。在表面上看，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日本设有议会、内阁、司法和宪法。从结构上说，日本政府是基于英国的议会制，同时借用法国和美国制度的混合物。但从功能上说，新政府的主要权力都集中在行政官员手中，是他们负责国家的经济和教育的发展。
明治领导人设想日本被欧美大国所包围，因此有必要在公众中创造一种合作和服从的精神。为了让日本生存下去，日本居民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是农民、小官僚和地方居民，而应当是具有日本国家意识的日本公民。因此，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高度集中日本政治，发展经济，重新安排社会各阶级，追求国际地位。
但所有这一切，在日本政治领袖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影响人民，使人民成为一个整体。一位学者指出：“如同同时期的美国排外主义一样，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强调社会的服从是国家忠诚感的黏合剂。”
对人民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灌输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的“我们日本人”这一具有高度排外性质的国家意识。政府要求的不是人民的政治参与，而是政治服从。评论家指出，政府通过把国家的性质道德化和神秘化，把政治非政治化了。真正的政治异见是不容许的，正像在宗教组织中，异见和不忠诚是同一回事。
强调民族神圣性与国土神圣性
日本人也强调他们民族的神圣圣洁性。1992年美国的日本学社发表了一份报告讨论日本人的种族主义。该报告称，如果种族主义指的是导致一个民族因为不同肤色而对另一个民族的歧视相关的态度、价值观、行为和结构，那么日本人不是种族主义者。肤色与日本人的歧视性实践并无关系，日本人似乎对所有外国人一视同仁。
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人把种族主义应用到除了日本以外的所有民族，这也就是“我们日本人”的本质，日本的民族性因此具有很强烈的憎恨外国人的倾向。
在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种族意识成为一种最有用的组织工具。政府大力宣传皇朝制度的思想，复兴靖国宗教，即崇拜日本国本身。尽管这种宗教具有其深厚的传统，但它并非自发的复兴，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重建。正如意大利墨索里尼在20世纪30年代穿上罗马皇帝服装以提高其政体的权威一样，明治政府有意识地恢复一些已被忽视数百年的传统以培养人民对国家的忠诚。
在宣扬日本精神的圣洁性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努力致力于宣扬日本国土的神圣性。日本尽管与众不同，但毕竟被其他各国所包围。如要生存，日本必须去赶上其他国家。而要赶上其他国家，日本必须首先了解哪些国家比日本先进，哪些国家比日本落后。但在作这种比较时，必须以日本为中心。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写道：“近来，许多西方国家都在试图延伸他们的权力到东方。我们都知道，法国已经占领了越南，英国推翻了缅甸政府，占领朝鲜的岛屿，德国已经获取了南海岛屿，俄国正想把其权力向南扩张。日本立于东海之上。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其物产的丰富，很自然，西方大国一直在对日本说三道四。我们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威胁的位置，要维持其独立性很不容易。”
所以在日本成功的背后潜藏着战争危机。日本的成功使日本统治阶层一方面想在亚洲建立霸权，另一方面以亚洲霸主的面目与西方列强争雄。而当时亚洲的许多人也希望日本能够与西方列强较量以抵制它们在亚洲的蚕食。日本政府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来组织其军事扩张战略的。
日本领导人效法欧洲战争，特别是德国模式，首先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来对付亚洲国家。在日本统治者看来，日本若不能充当亚洲霸主，就很难同西方列强在世界上争霸。日俄战争表面上是东方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实际上只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朝鲜计划的内在一部分。对俄战争的胜利大大地激发了日本统治阶层的野心，侵略步骤突然加快。
传统上，日本人尊重中国文化。但在1894年的中日对峙中，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本在陆上和海上都表现出其对中国的优势来，日本民间的民族情绪高涨起来，这种民族情绪也大大激发了日本统治者的扩张野心。
郑永年：道德外衣下的真实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各独立国家之间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为了追求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无止境的斗争。这一情况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上从未改变过，将来也不会改变。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国家间的斗争形式是大不相同的。例如现代国家间的关系不同于前现代国家间的关系。进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像个人一样，追求权力与财富。所以我们可以把国家定义为一种特别的组织，它一方面从社会提取经济和其他各种资源以支持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向社会提供安全和福利。它还必须和其他国家互动，正因为国家间的互动，国际关系由此而生。
国家间的地位不存在平等关系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尽管我们承认各国间的一律平等，承认各国为主权国家。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如同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国家间的地位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可言的。国际关系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尽管国家与个人一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追求利益和财富，但和个人不一样，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之上不存在一个政府。在社会中，我们经常有各自组织，尤其是政府来调节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国家就会以仲裁者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用强制力量来约束我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但国家间的关系就不同了。每一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名正言顺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国之上。就是说，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的政府，没有一种组织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这种情况在国家之间关系中就是通常所说的无政府状态。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权力关系是通过某种控制形式来表现的，对另一个国家的控制可为一国带来利益，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控制会带来更大的利益。那么，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何以能控制他国呢？这是因为权力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是极其不平衡的。大国和强国扮演领导者角色，组织和维持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决定了国际关系的等级性，如同国内阶级关系，国家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如同国内政治生活，赤裸裸的权力控制往往很快失去其合法性。在国际政治上，大国的统治也往往披着某种道德外衣。英国史学家卡尔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道德外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威望。弱国服从强国，但强国总是赋予这种服从种种道德含义，服从变成了应该服从。当然，在等级国际关系中，小国和弱国没有其他的选择，它们不得不和大国结盟，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什么因素导致了大国的兴衰
如同国内阶级结构的变化一样，随着环境的变化，国际等级关系也随之变化。大国的兴衰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规律。没有永久性的大国和等级关系。各国家总是在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其他因素调整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那么，具体来说，国际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导致大国的兴衰呢？又是什么因素致使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进行挑战的呢？
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肯尼迪认为，国际关系的变化动力在于一国经济和技术的变化。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及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具有深刻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军事和战略地位。很显然，这种观点类似于马克思。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发展决定论不断地受到挑战，但迄今还没有人提出比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更强有力的理论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没有其他因素能和经济因素相提并论。
从马克思的经济观中我们可以推出一些关于国家和经济互动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动因来。第一，追求经济利益是任何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现存国际关系结构不能满足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它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变这一结构。一国的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地位。第二，国际关系的等级权力结构最终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基础。一国的经济增长表明其财富和其他资源的增加。随着这一国家经济效益的提高、工业结构的变化和国际贸易方式的变化，其国际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里，追求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权力是一致的。经济利益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动力，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资源的贫乏。任何国家，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去获得更多的资源。所以，只要有可能，任何国家都想以自己的意愿来组织国际关系。自近代以来，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越来越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点。国家间的冲突也往往因为经济利益而发生。在前现代社会，国家间的战争往往是因为宗教或政治因素。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压倒对其他利益的追求。现代拜金主义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经济的增长为什么导致国家向外扩张
那么，为什么一国经济增长会导致其向外侵略扩张呢？经济增长本身是否包含有扩张的动力？一般说来，有三种类型的经济发展经常使一个国家变得具有扩张主义性质。第一是规模经济的发展。规模经济包括市场规模、生产单位规模和交易成本减少等方面。因为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减少交易成本，国家就会千方百计地把经济规模扩张到其他国家。第二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总想通过控制国际关系来剥削其他国家，迫使其他国家来负担维持现成国际关系的成本。第三是因为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根据这一规律，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所有必要的生产要素都必须成比例地增长，否则经济产出就会下降。所以，如果这种比例不能在国内市场中达到平衡，就要在国际舞台上开拓新的市场以满足国内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政治变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静态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动态的工业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后来的学者把这一原理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寻找国内经济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列宁。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研究了国家与战争的关系问题。列宁认为，因为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普遍现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试图通过扩张殖民地来弥补国内利润率的下降，通过海外殖民地来吸收国内多余的资本。这就是国际战争的根源。列宁还提出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列宁认为，经济发展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是极其不平衡的。权力在它们之间的分配因此也是不平衡的。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格局不可能是稳定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占领的殖民地的多少也反映了它们之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最发达的国家在海外占有最多的殖民地，随着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它们就要求对海外殖民地进行重新分配，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的格局。对海外殖民地的竞争经常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并且随着殖民地空间越来越小，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它们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强烈。
马克思、列宁的这些思想被当代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发展成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吉尔平。吉尔平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关于经济发展对政治影响的思想来解释霸权的兴衰。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对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经济互动的思想也有很好的发挥。赫希曼下面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是很有帮助的。
在任何历史阶段，经济制度总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构架内活动的；在这一构架内，并且正是因为这一构架，经济力量会自动地向前发展。但是超过了某一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困难，并最终为静态的社会政治制度所限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仅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而且也具有了可能性，因为经济发展会产生出一些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追求社会政治的变革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说，第一，任何社会都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任何社会政治制度都会在一定的时候阻挠经济的发展。经济如果要发展，社会政治制度就必须改革自身或最终被新的力量所推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不是通过改革自身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土地的贫乏、资源的奇缺是现代社会的特点。这些因素必然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减少和国内社会福利的下降，最后是国家力量本身的衰落。为了维持现政权，保护经济的发展，国家往往不得不通过种种经济扩张方式去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以缓解国内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矛盾。第二，经济的发展导致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它们是新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致力于改变现成社会政治秩序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国际关系中，经济的发展往往改变经济权力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分配。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而另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财富和权力急剧增长，它们必然要向现成国际秩序挑战，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原则，增进自身的利益。
中国智库不能完全市场化
智库在公共政策中所肩负的角色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
智库在公共政策中所肩负的角色是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通过比较西方政治外部多元主义和中国政治内部多元主义制度，我们可以明确，中国未来智库建设之路不能完全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道路。
首先，新型智库建设走的不是“反对派”路线，智库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政府和社会改善特定领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效能，其工作的重心是提供基于实证政策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备选方案，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化的评估，帮助纠正政策在执行层面出现的偏差。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体制内的智库角色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即使是民间智库也不会挑战现有政权，更不会成为政治反对的力量。
民间智库远离权力中心，而接近社会，理解社会现实，它们更能为权力中心提供有效治理社会的方案。或者说，较之体制内智库，民间智库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它们可以“独立”地以自己的专业主义来完成政策研究，而这种“独立性”则是保障民间智库优于体制内智库。同时，这也说明了民间智库不可盲目地和体制内智库进行竞争，因为体制决定了民间智库不可能获取体制内智库能够获取的资源、管道等。如果民间智库简单追求体制内智库所追求的目标，那么就很难有成就。反之，如果民间智库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独立和专业主义的优势，那么就可以生产出体制内智库所不能生产的知识产品，从而对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其次，新型智库建设不能走“完全市场化路线”。一旦将智库完全推向市场和社会，由市场和社会提供资金来源，智库很容易像美国发生的情景一样被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成为政策游说的工具。西方的确存在着一个思想市场，理论上说，这个市场对谁都平等。但正如经济市场上不同的经济角色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一样，在思想市场上各个智库也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市场上，西方确立了诸如“反垄断法”那样的减少不平等的机制，但是在思想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机制。西方的思想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强势资本决定了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命运。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思想内部市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主导，具有自主性的政府可以根据其政策需要的考量来筛选内部思想市场上的产品，而不受一个或者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挟持。
再次，新型智库建设也不能走旧的“依附型路线”。即智库的发展仅依靠一个个智囊获取资源，甚至沦为宣传机器或领导决策的传声筒。中国要有属于自己新型智库建设的路线图，在内部思想市场中保证各个智库机构能够自主独立地展开政策研究，并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在政策过程中展开竞争。这就要求在新型智库和党政机构之间确立边界，适当把政策研究和决策分离开来。这不仅仅是为了智库的相对自主性（至少对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系统智库而言）或者独立性（对民间智库而言），而且也是为了决策的科学性。
同时，要通过制度设计使智库成为架接学术研究、政策实务和社会关切的桥梁，成长为连接国家和社会间重要的政治关联力量。客观地说，很少有智库可以自称为中立的，因为所有智库都必须受制于其所处的政治制度，但智库是可以实现独立的价值的，即研究人员在免受外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以专业知识完成政策研究任务，供决策者参考。
在不改变现行智库的组织结构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推动智库建设运动，是否真的能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质量，进而提高公共机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还是说进一步使得研究者更加依附于党政机构，服从决策者的政治指示或政策预期，值得进一步观察。
新型智库的建设主张可以说是对当前过于封闭过度重视官僚系统利益的决策体制的回应，通过发展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这一新的社会组织，撬动中国知识生产和决策体制的改革。无疑，这也从属于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中国政治改革包括三个方向——持续地开放、更多元的竞争和更广泛公共参与。这三个方向同样适用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如前所述，自由市场路线的美国智库发展经验很难全盘适用于中国，而更重视多元利益比例代表的协调型国家的经验，如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新加坡等地的经验更值得借鉴。德国和新加坡智库的资金来源也大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财政占主导作用的好处是在于避免智库被特定利益集团笼络和挟持。但是，为了防止政治和官僚权力对智库研究的过度干预，这些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公共机构和智库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可见，中国要保证智库建设中智库研究的独立价值，在制度化的过程，要将财政拨付和项目委托中出现的契约关系设计成政府和智库间相对对等规约条文，避免智库成为现时单方面智库建设政策的执行者，成为政府资源俘获的对象。智库很难中立，中国的智库必然倾向于站在中国的立场，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提供服务，但同时他们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数据和了解政府内部实际运作状况，更有不依照官僚理念改变研究主张的独立性。
这就要求设置能够保证智库进行独立研究的制度机制，即在政治和智库之间确定一定的边界；在政策决策体制中，将政策研究、决策和执行分开，并尽可能地在研究领域尽最大的努力，吸纳各方面意见。在智库内部治理上，要对过度官僚化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通过引入理事会、同行评价、利益相关者评价制度，通过引入人才市场机制打破研究人员终身制等来保证智库的运作效率。
中国的智库受制度和历史的塑造，组织形式有机关部门、事业单位、高校系所和非营利部门，并且因它们组织制度的差异，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有不同侧重。若要实现不同系统的智库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与竞合，就要尽量弥合不同类型智库间的信息鸿沟，打破学科藩篱和组织系统间界限，实现跨学科和跨部门间的合作。
智库建设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和官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使智库能对真实的政策过程有更深度的介入，通过开放更多的政策表达渠道实现政策观点的竞争。通过开放官员和智库研究者的双向“旋转门”实现事务界和知识界的交流，将技术官僚旋转到智库担任职务从事相关专业研究，作为选贤任能制度其中一个考察条件。
中国智库建设要利用国家能够超然于任何一个既得利益的制度优势，国家智库建设投入需要兼顾支持弱势群体的研究，保证多元的利益声音不以其能力的强弱都能反映在政策研究中。只有在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充分公开的环境下，不同智库的研究才有可能兼顾官僚部门、政策目标群体和相关方、社会大众和专家等行动者的利益和理念，通过这种途径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才能真正促成思想市场，服务政策决策。中国通过产品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也需要建立起思想市场的混合所有制来促成可持续的国家和社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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