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范椒芬
香港社会近年面临深刻矛盾：一方面，本地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另一方面，“一国两制”的实践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中央与泛民主派之间的张力有所上升。 反国教、占领中环、旺角暴乱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在上述背景下产生，大中学生担当急先锋，其本土、反中甚至“港独”诉求，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年轻人为何会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是否与教育改革实施以来，通识教育科的引入和中国历史科的式微有关？
据中评社报道，前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指出，第一，通识教育核心是培养学生从多角度探讨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现时不少老师凭个人价值取向，采用“拿来主义”，只跟着某些报章的方向走，完全偏离设计者初衷。第二，初中阶段学校有义务提供每周两节的中国历史课程，无论是否独立成科，都不应少于此量。教育局有责任确保所有学校达到要求。第三，学习历史不等于会爱国，爱国不一定通过学习历史培养。关键是要破除心魔，对今日的中国产生归属感。
中史之辩：多学历史不一定爱国
教育界一直存在“国民教育的根本在国史，国史教育的根本在中国历史科”的观点。然而，千禧年初的教改削弱了中史科在初中的独立地位，新高中课改又使高考报考该科的学生急剧下降。学校因报读人数少，取消该科的现象亦存在。故有学者认为，国史教育欠缺，对国家没有足够的温情和敬意，是部份学生举起“反中”大旗的原因。
罗范椒芬否定这一说法。她肯定中国历史科的必要性，表示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国史在回归后的初中课程大纲规定是必修科，每周应有两节课时。回归前，职业先修学校并无国史科，因此约有 10% 的初中生完全没有接触国史的机会。就业内人士反应，有学校两周仅有一节中史课，罗范椒芬回应指，若真有这种情况，教育局应督促学校检讨。她强调，多学历史不等于会更爱国，爱国也不一定要通过在学校学习国史。立会选举中因主张“港独”而被取消资格的梁天琦，名校毕业，父亲是中学国史老师，自幼受国史熏陶，高考亦选了国史，但他是否爱今天的国家？罗范椒芬表示，学习国家的过去，不必然对今天的国家产生认同，关键要走出西方民主的迷思，打破心魔，对如今的国家有归属。
通识教育：老师不了解初衷 走偏了
港版高考（DSE 考试）中，通识教育科与中文、英语、数学并列为四大必考科目，分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科技能源与环境六部份，旨在培养学生面对问题独立思考、多角度探讨的能力。
罗范椒芬表示，上一代人读书时少有关心社会和国际事务，这一代通过互联网认识社会。她形容网络信息肤浅、碎片，善于传播仇恨，但又叫人无法摆脱。所以，学校必须从小培养学生全面观察、深入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时的通识科，因部份内容涉及本地身份认同及对中央政府评价存在争议。一些老师以媒体对国内的批评报道，作为引导学生认识国情的主要材料。有评论认为，学生在社运中表现出的情绪，除了历史原因，通识科的教授方法也是“罪魁祸首”。
对部分老师不搜集原始材料、不作分析、不提炼中心，只凭个人喜好选择个别报章的报道进行讨论的做法，罗范椒芬提出批评。“不能全面客观地审视问题，这样会误导学生。认为所有问题都在政府，是很多年轻老师都有的倾向，这表示他们没能理解通识教育的初衷。”
对于通识科没有课本的质疑，她解释，这是因为社会问题一直再变，但不代表学校就要赶时髦——“港独”冒出来就都去讨论“港独”。相反，应该指引学生去探讨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例如土地、房屋等影响香港经济社会的根本问题。她表示，自 2009 年推出至今，通识科在有些学校展开的不错，但更多学校没有掌握要领。
实践出偏差：教育局应多提供培训
罗范椒芬表示，今日的局面与当初的设想比对，完全走偏。比如一些学校，为了让学生考好通识科，在初中便利用综合人文科，与学生讨论社会议题，实则学生的思想还不成熟，要先打好扎实的知识基础，才有能力议论问题。她批评学校停留在应试思维模式，只为升学考虑，没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算。
又如中西史合并，本意是通过横向比较中外，让学生理解近代中国为何衰落，西方为何强大。如果老师民族感情深厚，完全可以教得精彩。而如果老师水平欠佳，不同时强调中国史是“本民族史”，学生就容易把中国的事情“他者化”。
再如中国历史科的课时，有老师抱怨，初中三年涵盖不了从商朝到千禧年的变迁。罗范椒芬认为，如果老师懂得取舍，挑出重点，借古鉴今，可以让学生学得更有意义，还可以让学生掌握规律，学会独立思考——比较晚清、民国、当今对贪腐的处理，就不难明白清朝为什么灭亡，国民政府为何败退台湾，习主席为何能带领国家进步。
罗范椒芬认为，要检讨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老师能否达到要求。她建议教育局通过培训中学教师、确立示范课程、宣讲理念等方式，解决教师在能力和思维上的不足。
谈港独：让新一代重温80年代
对于“本土”与“港独”的冒起，罗范椒芬表示，这是新一代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她建议社会开展一场重温《基本法》的运动，让新一代了解《基本法》的产生过程，尤其是争议较大的 23 条、45 条，当年各方是如何达成共识的。以此令年轻人知道，《基本法》的条文是经过反覆讨论和妥协的最后决定，不能一下就推翻重来。她认为，在重启政改之前，一定要进行这场讨论，否则即便重启，争议点还是 831 决定。
“这场讨论不仅针对香港的现有制度，也包含比较西方及国家制度的思考。”罗范椒芬肯定国家在选拔人才、推动国家有序发展方面的优势，遗憾这些优点没能在香港得到广泛传播。她表示本港有很多理性的年轻人，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深入宣传，还是可以听进去的。
最后她强调，必须改变泛民主派大谈民主自由，妄顾国际形势、国家利益的局面。同时不能回避国家的不足之处，要坐下来慢慢讲，为什么国家存在问题，正在怎么解决，还有什么困难。只有这样，才能破除困扰港人的心魔。
卜睿哲：美国该如何应对香港政治改革
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日前撰文探讨关于香港政治改革的美国政策应对。卜睿哲指出，美国在当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推广民主，遭遇很多困难；而香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他看来，香港政治改革不顺，主要原因是北京方面与香港民主派、以及香港内部的温和民主派、激进民主派间的互不信任。华盛顿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卜睿哲建议美国短期内应当“警觉”地支持对香港自由的保护。
卜睿哲文中指出，北京希望保证香港稳定、可控，但采取的战略造成了反面的结果。归根到底，北京与香港民主阵营、香港民主阵营中温和派与激进派的互不信任，造成了现在的香港政治乱象。忽视了香港增长的不平等、误解美国要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等，是北京在这一过程中犯的错误。
在卜睿哲看来，“推广民主”领域，香港的例子比较特别；因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后者是一个权力越来越集中的共产主义系统。中国在撰写《基本法》时，其方式是把大部分地方权力交到不会挑战中央政府控制的人们手里；以保证对香港主权的拥有。上世纪90年代初《基本法》开始起作用时，美国容纳了这样的安排，也让英国在权力交接时容纳了这样的安排。华盛顿本就很难扭转这些长期、基本的决策。
卜睿哲认为，二十多年以来，香港在民主过渡方面已经具有自己的特征。北京接受了这个城市会有法制、公民和政治权利，香港市民已经习惯了以这些为工具推动政治变革。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发生在1997年以前，一般说来会维持民主制度。不平等导致今天的政治状况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总的来说公众的政治态度——哪怕是保守派——是比较务实的，香港立法委员会（至少半数席位）的“一人一票”选举证明了其成熟性。香港有一大批睿哲的政治思想者已经为普选民主的设计讨论了几十年。几年前，民主阵营的温和派成员在准备和北京方面合作，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如果北京早一些决定让香港走向选举改革，美国原本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支持性的角色，促使香港人民在“达到妥协”方面做到大部分的工作。可是香港的政治现状已经变成了让妥协变得更加困难。香港的民主阵营内部分裂，激进派占据主导地位，香港年轻人不愿听从长辈意见，社会不平等加剧……加之北京也对“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执着，两方的妥协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
卜睿哲分析，反对派革命、镇压带来的政治挑战让民主过渡几乎无法进行；体制进步、与温和派进行“过渡协议”（Transition Pact）谈判才是民主过渡最恰当的时机。美国曾经在类似的民主过渡过程中扮演斡旋角色，但虽然现在面对香港的民主过渡，华盛顿依然有权宣示政策，但香港和北京都不会接受，在关于选举的问题上，达成这样的“过渡协议”至少在当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短期时间内，美国的态度是对于保护香港的自由保持警惕，如果中国中央政府要“收回”自由，美国要协助表示反对。（徐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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