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社会”一定是一个创新社会。
当初,有人在描述硅谷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这里,就是未来”。我最近在走访深圳的一周时间里,心头也时常冒出这句话:“深圳,这里就是中国的未来”。
深圳的人口构成和硅谷十分相似,意味着什么?
深圳是引领中国创新的城市,而硅谷是引领全球科技创新的“圣地”。这两个地方最大的相似点,就是“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大大超过了原住民。
我在深圳走访时,见过从70多岁的退休官员到40多岁的企业家再到20多岁的创业青年,先后共有几十个人,在这三个年龄段的人当中,除了两个广东人以外,深圳的本地人一个也没有,其他人全部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邻近的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等省份,有的来自山西、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还有很多来自更远的新疆、东北等地。在深圳经常能够感受到全中国优秀的年轻人都在向这个地方聚集。
另外一个可比的城市是北京。北京的中关村和西二旗也聚集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但是从构成来源的广泛性上还是不如深圳。和北京不同的是,深圳全市各个区似乎都像北京的中关村和西二旗。
而上海、广州、杭州、厦门等其他一二线城市,虽然也有不少外来人口,但和深圳这样的完全由不同年龄段的新移民所构成的城市仍有很大差别。在这一点上,深圳的人口构成和硅谷十分相似。
移民造就创新?
硅谷从19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全世界著名的创业、创新圣地。从19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就是由硅谷发动的,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引领着世界科技创新的趋势。这块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狭长地带,无疑是这个星球、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创新中心,甚至不断改变着整个世界。目前针对硅谷企业的投资几乎占到全美吸引外国投资总额的一半。世界前20个估值达到10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中,超过八成来自硅谷。
很多人将硅谷的成功总结为是因为有斯坦福这样的有创业基因的大学,还有人认为加州宽松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创新型企业成长,另外硅谷聚集了非常多的风险投资公司是硅谷成功的直接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里聚集了来自全球的“外来务工人员”。
有人统计在硅谷的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创始人来自外来移民,这还不包括像扎克伯格这样的本国外来人口。美国最新调查发现,在科技产业作出“有意义及可市场化创新”的人士中,有超过1/3是外国移民,另有10%本地出生的创新人士,双亲至少有一方在海外出生,意味着移民占创新人口近一半的比重。
在硅谷,你能看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精英在这里创业。到谷歌等公司的食堂去看一看,发现他们的饮食体现了这样的特征:印度的咖喱饭,中国的面条、饺子,东南亚的各种餐饮,都可以轻易找到。
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本来是哈佛的辍学生,他在哈佛创建了Facebook,但最终还是将公司搬到了硅谷,就是因为这里有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其实几乎在硅谷成长的同时,在毗邻波士顿的128号公路旁,也曾诞生过很多创业型公司。而且波士顿拥有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学,毗邻的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但在和硅谷的竞争中却败下阵来。不能不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英格兰地区固化的人口结构使移民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很难融入当地。
同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新移民创造了深圳这个城市。但在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这一段时间,深圳外来移民的数量减少,人口结构相对固化,深圳的发展也一度陷入低潮,以至于发生了“谁抛弃了深圳”的全民大讨论。而最近几年,由于在产业结构转型中早走一步,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创业者开始大量涌入深圳,使得深圳再一次成为充满活力的创新引领者。
移民城市的创新机制
为什么说移民造就创新呢?
首先,移民本身就是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他们离开家乡来到新的城市,目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身上天然具有非常强烈的冒险精神,这是原住民所不具备的。其次,移民本身都非常年轻,不怕失败,创业的机会成本低,创业失败也不怕丢脸。再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移民文化,新移民在新的城市能够互相包容,同时多元文化的互相沟通、碰撞、融合能够使大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激发斗志。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移民城市破除了在原有固化社会里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层级概念,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秩序。资历、经验、年龄都不再是评价能力的标准。所以“移民社会”一定是一个创新社会。
深圳通过开放的市场机制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种技术创新体系最大的优势就是将研发、生产和市场进行了有效对接。在这样的创新生态氛围中,企业自然会将创新放在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位置。
现在大量的中国企业都在谋求转型和创新,但无数案例告诉我们,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公司架构中转型和创新是非常艰难的。企业变大了就会得“大企业病”,在繁文缛节的流程和规章中,创新项目很难在公司内部生长起来。而带着资金将新项目放到移民多的地方重新创业,这种新的创新模式比在老地方逼迫“老人们”自我革命有更高的成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