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大（USC）美中學院主任杜克雷（Clayton Dube），13日分析美國總統大選和民主黨柯林頓和共和黨川普當選對美中關係影響時表示，無論誰在11月的總統大選中勝出，美國都不會唱衰中國，相反地，中國與亞洲鄰國搞好關係，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

今年美國選舉前所未有的難以預測，而兩黨候選人在兩次全國電視辯論中，均多次提到中國，顯示出強硬態度，使得中美關係未來前景更加撲朔迷離。

杜克雷表示，從目前的選戰形勢看來，川普似乎離開總統的位置愈來愈遠。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看來愈來愈聚焦在柯林頓身上。總統選戰白熱化，柯林頓和川普的都在中國議題上開戰，無疑會對中美關係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會有影響。

從1980年代中期就到中國考察和生活、並曾在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教書多年的杜克雷表示，柯林頓早在多年前就對中國有了解，「我相信如果她當選，歐巴馬原先對華的政策基本不會有很多變化」。

不過杜克雷表示，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實際上對中國並沒有惡意，也並非要打壓和唱衰中國，美國深刻理解中國的穩定和強大，對美國有利，對亞洲世界穩定也有利。

他認為，近期中美關係緊張，主要與中國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關係有關。比如越南雖然不是美國的防禦協約國，但現在美國和越南的關係愈來愈好。2009年之前越南和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關係比較好，但後來南海問題愈來愈凸顯，中國花費很多錢在南海防禦建設上，其實對中國並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中國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應考慮進一步改善與鄰國的關係，這也正是美國樂見。

杜克雷坦承，一些美國人擔心中國的經濟發展，擔心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愈來愈大。事實上，美國是中國外貿出口的受益者。2006年至2015年，中國對美出口物品和服務增加66%，美國出口到中國增加152%，成長超過兩倍，美國人享受著中國經濟實惠的產品和服務，而且貿易逆差也在減少中，美國沒有理由反對與中國人做生意，也沒有理由害怕中國經濟發展。

他認為，現在美國與中國的經貿交往中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某些行業對美國還還不夠開放，「無論柯林頓或川普，誰當總統都應該在這方面敦促中國更加開放，不要太多限制」。

他以洛杉磯和中國的交往為例表示，現在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在南加州落地，也愈來愈多資金尋求在南加州投資，尤其是在洛杉磯市中心一帶，中國投資已不少，希望這種狀況擴展到周邊地區，這樣對雙邊都會有利。

電影投資目前也是中國企業和資金在洛杉磯和好萊塢的大手筆，中國已開始從純粹的投資發展到學習和製作，學習講故事、拍世界大眾喜聞樂見的電影，這無論對中國電影業界，還是對世界電影市場，都是好事。

中美关系——美国学者的“中国参会体验”

身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甘思德一年以来已经6次前往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在这篇“体验”中，他列举了其中3次。一次是6月上旬，他参加了美中创新对话，该对话属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的一部分。美国方面希望借会议促进基于市场而非政府态度的创新规范的达成。美中两国官员和学者都阐述了这一原则，也有中国发言者为新兴产业需要政府扶持进行了辩护；然而，在谈到一个中国的具体案例时，有中国官员表示其中的“优惠信贷”完全合法。也有人强调国际合作促进创新，即美国新技术免费或补贴价转让给中国。这一切在暗示中国政府应当为本地技术开发提供补贴，和会议本来的目的背道而驰。再一次是6月下旬，两所中国大学和一所美国大学联合主办的治理会议。甘思德回忆，在这场会议上“好像回到了1980年代”，中国与会者似乎刚刚开始熟悉社科理论方法，有的强调要有中国自己的治理模式，有的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是“服务型”政府。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非中国参会者，但这“反对”也不是直接反对，而是以各说各话的形式呈现。还有一次则是东北亚和平与发展滨海论坛。甘思德的体会是，这场由天津市政府和几个中国外交政策组织主办的会议上，中国与会者的公开发言没有突破官方对经济或安全问题的立场。比如对“一带一路”的肯定和建议美国要安抚朝鲜、不要部署萨德。甘思德直言“这些我都可以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读到”。

甘思德认为，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近年来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中，中国和国际上的学者缺乏实质上的交流，而更像是参会者在重申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自己不知道这样的“交流”是否改变了参会者的想法；就他本人的经历而言，和以前的类似会议作比较，中国的公共话语显得陈旧。

甘思德还说到，“政治正确”和“对于自由经济和政治方法的怀疑”这两点都是引发此种趋势的原因。他最早认为近来中国更看重在公共场合以统一的（官方）立场出现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后来发现，前几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遇到困难，中国经济、外交却相对成功。因此，“中国的政治正确性”在这里和“对自由经济和政治方法的真诚怀疑”在这里结合了起来。

不过，尽管甘思德列举出了种种不足，但他表示在中国参会还是有很多收获。首先，对于各方的官方立场的了解本身就是对话进行的要素； 充分了解中方立场，有助于权衡各方利弊，从而更熟悉美国政策。再者，即使是“公共活动”，也有“私人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能够听到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关于精英政治的八卦和猜测，乃至来自其他国家的与“典型美国观点”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