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上，“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指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在西方，它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和统计，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6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2例。即使在没有发生战争的4例中，只有两例能算得上和平的权力转移或者共存。也就是说，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而合作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是“非常态”。

　　对中国来说，规避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中国要避免和美国的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被围堵）。第二，中国不走“投降”路线，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和平崛起。相应来说，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有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是充分理解美国，第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和平崛起的有效途径和手段。迄今为止，很多经验表明，中国已经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正在有效规避“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衰落不会突然发生

　　尽管今天国际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等等，但中国决意走出自己的和平崛起道路。中国高层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要用自己的信念和行为规避“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针对美国专门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既包括在各个层面如何处理这对复杂的关系，也包括如何管理美国的相对衰落过程。

　　因为各种内外因素所致，美国的衰落是显然的。不过，对中国来说，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现在及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上，美国的企业制度和创新能力仍然是世界上领先的。只是在政治方面，美国相对衰落，主要是党派政治经常损害美国的整体利益。但人们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外在“敌人”的出现，会促使国内的党派增强团结，减少纷争。第三，美国的衰落不会很突然，而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政治和政策所致，如果政治和政策能够得到调整，那么衰落的趋势也可得到纠正。同时因为衰落的过程是漫长的，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这表明，尽管美国不如从前那么强大了，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美国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来定义中美关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想而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寻找确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变得极其重要。

中美必须考虑双边之外的因素

　　对中国来说，要找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有效方法和工具，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形成的结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现存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它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在中国已经加入的几乎所有国际组织里面，它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美苏不同，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两国力量存在差距，然而目前它们又是最接近的。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对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因此，一些人就分不清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又有冲突，既有共同的行动，也有单独的行动。

　　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例如这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平衡各方面的国家利益。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和战略上的“美日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实际上，从地缘政治来说，中美两国并不存在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美之间所谓的地缘政治冲突，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冲突，和美国只是间接的冲突。

　　同样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各领域及其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

　　与此同时，中美双边关系又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就是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虑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在处理双边关系时考虑其外部性，这也是中美两个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中美要有最低限度的共识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任何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就会加剧。

　　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一旦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气候环境、传统核不扩散、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在今后会越来越多。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两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达成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观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经常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美国处理全球事务必须和中国打交道。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今天，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在原来西方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里面的作用。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和其所拥有的权力对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那么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仅仅是它寻求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空间的努力的开端，尽管中国的做法和现行国际或者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不过同时，美国也必须做另一件矛盾的事情，即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尽管中国并没有要挑战美国，但美国（和西方）经常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中国。在这方面，中国需要特别努力去理解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已经患上了大国衰落的恐惧症。美国对衰落的恐惧，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时时提防中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海、台海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微妙的动态关系

　　中国力图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说得清楚一些，就是中国不去和美国争霸，但中国能够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中国和往日的大国不同，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日本或者苏联，都有称霸的国家计划，但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对中国的恐惧。这种恐惧感使得美国很难“借力”中国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一旦美国失去中国，那么世界就有可能回到美苏冷战时代那样。如果那样，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害。

　　对美国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做法，中国也应当具有足够的信心来对付和反制。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并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尽管受制于西方，但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获得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地位，并且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必须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来消解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最近中国成功化解南海问题也已经说明了中国所具有的巨大能力。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及其盟友利用南海问题来围堵中国，但中国在成功阻止了东盟团结起来对付中国的同时，保持了东盟的团结，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一旦东盟分裂，美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的亚洲“小北约”也就成功了。最近的东亚峰会上，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又前进了一步，这是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有效应对。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相信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解美国的压力。

　　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以此求得安全。可以想见，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

　　如果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那么这个“非常态”就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这既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所在，也是作为大国的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游戏规则的意义之所在，是中国存在于世界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