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道格（Douglas H. Paal），《中国日报》, 2016年11月16日

唐纳德·特朗普获选美国第45任总统让很多观察者对政策走向感到不安。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政治对手起初对其当选表现得很愤怒；而在国外，很多人也对美国国内的这种情绪做出了回应，并从中得出了较为极端的结论。

本次总统竞选缺少政策方面的深度辩论，这让很多人试图从只言片语中、从对竞选政治中曲折变化的随性回应中拼凑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解读。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关注这次大选的根本层面，而不是仅仅关注竞选中的情绪爆发。

不论竞选策略的问题及本次选举的基调，公平地说，特朗普的胜选至少凸显了公众在几个重要方面的认知：首先，美国收入和机遇的停滞，公众认为这是全球化和错误的国内政策偏好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在针对外围威胁方面，美国的军事力量过度扩张，但其核心依然薄弱；再次，政府对美国国内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忽视。

特朗普提议与其他国家谈判，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争取更有利的条款，并通过这一提议赢取了支持者的选票。他并未表示要孤立美国，但是表示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知道怎样更好地谈判。

特朗普承诺处理多年预算紧缩造成的美国防御方面的差距与赤字。他希望美国的安全伙伴与盟友能继续团结在一起，但又要求各方在自身防卫上付出更多，减少对美国慷慨安全承诺的依赖。他还分析了美国人民表现出来的两个明显的互为关联的意愿——减少对非关键性的他国国内及区域冲突的参与，同时保持对来自如“伊斯兰国”等威胁保持警惕和有效防御。

特朗普还表达了其刺激美国生机寡然的经济的意图。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建设、修整日益老化基础设施，建造适合21世纪经济发展的新的基础设施。作为纽约人，特朗普深知，这个城市之所以伟大，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这些基础设施由高瞻远瞩的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推动建成。而现在是时候呈现新愿景了。特朗普承诺将减少近年来对经济和社会的过度监管，以寻求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那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切呢？首先，美国政府显著的方向调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建设性地重塑中美关系近期基调的契机。自从奥巴马政府宣布“再平衡”或“将中心转移至”亚太政策以来，中美竞争和合作交织中如军事部署这样的竞争面让气候变化协议这样的合作面相形见绌。

中国的观察者们认为，这一“再平衡”试图牵制中国的崛起。近期，美国在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的同盟关系上的措辞强化了这一观点。

中国在其区域内通过提供经济支持对此做出了回应。“戏剧化”的表现为近期在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访华期间，中菲两国签订合同，中方向菲律宾提供贷款并支持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将中方这一举动称为中国针对美国“再平衡”的“制衡”。

与此同时，中方加强了军事能力并增加了军事活动频率，包括在中国南海建造一些人工设施等。但是自从7月仲裁案结果出炉以来，中方表达了其愿意“翻过这一页”的想法，双方发声的力度也有所减弱。

特朗普胜选为中美两国构建明确合作关系提供了契机，双方应该以建立积极的氛围为目标，处理西太平洋地区不可避免的战略竞争。

要想采用的新的解决办法，首先要保持平静，努力应对各方所关注的问题之根源。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方应明确并重申其改革日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消费随之增加，中方市场也应该对美国的出口、服务与投资等保持开放；中方还应采取措施，确保不纵容钢材与其他产品倾销；同时，还要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复兴提供贷款与支持。

既然多年的政治僵局即将打破，中方应该以美国经济伙伴的身份与美国的经济互补而非互斗。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尚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应该提醒特朗普考虑利用这个机会重启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亚太自由贸易区本是美国提出的构想，现阶段其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从安全方面来看，中国应该在特朗普上任的前半年期内邀请其进行一次类似“阳光之乡”的会晤。特朗普与习近平按日程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共同参加国际会议，而这对于积极改写中美关系来说未免太晚。因此，中方应该利用明年美国总统换届（很可能韩国也面临总统换届）的契机，管理战略竞争，应对诸如来自朝鲜的不断挑衅等具体挑战。

而这些倡议也许会成为展现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典范。

聚焦联合国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杨·埃里亚松（Jan Eliasso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6年11月14日 | 欢迎莅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联合国副秘书长杨·埃利亚松对话，讨论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联合国的未来以及多边关系走向。副秘书长杨·埃利亚松在外交领域及联合国工作长达40年，在即将告别这份事业之时，他将深入分析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合作的机遇。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主持本次对话。

 

人工智能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乔治·伯科维奇（George Perkovish）、苏布拉·苏蕾什（Subra Suresh）、安德鲁·摩尔（Andrew Moore）、爱德华·费尔顿（Edward Felten）、谭月明（Yuet Ming Tham）、保罗·提姆斯（Paul Timmers）、本·斯科特（Ben Scott）、大卫·布伦利（David Brumley）、拉文达·帕瓦尔（RS Panwar）、丹尼尔·赖斯纳（Daniel Reisner）、玛丽·韦勒姆（Mary Wareham）、蒂姆·毛瑞尔（Tim Maurer），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6年10月31日 |  卡内基金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卡内基梅隆大学邀请您参加由我们联合举办的数字治理与安全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此次研讨会由两部分活动组成，于2016年10月31日在华盛顿及12月2日在匹兹堡分别举行，届时，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机构的政策专家及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技术专家将齐聚一堂。

 

北极政策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肯尼斯·亚罗威茨（Kenneth Yalowitz）、迈克尔·斯弗拉加 （Michael Sfraga）、罗斯·弗吉尼亚（Ross Virginia）、大卫·波顿（David Balton）、科斯蒂·考皮（Kirsti Kauppi）、 奥卡里克·伊金斯亚克（Okalic Eegeesiak）、 拉尔斯·库勒拉德（Lars Kullerud），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6年10月26日 |  欢迎各位与杰出的北极政策领导者及富布赖特北极倡议首批学者一道，就迫切需要应对的北极政策挑战展开讨论。

值此芬兰接替美国成为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主席国之际，来自美国、芬兰以及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决策者们将就其共同的政策目标及研究的优先领域展开讨论。继政策领导者和富布赖特学者的小组发言之后，与会者将开展讨论并寻找利用应用研究为北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机遇。

本活动是富布赖特北极周（Fulbright Arctic Week）系列公益活动之一。详细活动日程请访问 www.cies.org/fulbright-arctic-week。

 

美国大选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詹姆斯· 肖夫（James L. Schoff）, 艾西利· 特利斯（Ashley J. Tellis）

2016年11月11日 | 全球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潜在影响做出反应。

 

中国经济

黄育川（Yukon Huang），《环球时报》

2016年11月4日 | 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备受关注，但不太可能引发危机。决策者的重点有三：改革财政体制，整改土地政策，放宽城乡迁徙限制。

 

韩国政局

李正民（Chung Min Lee），《华盛顿邮报》

2016年11月2日 | 在韩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危机之中，根基牢固的政治阶层（包括朴槿惠及其支持者们）一定要勇敢地采取措施，包括放弃手中的政治权力。

 

Trump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After the 2016 Election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6年11月  |  特朗普的成功在于充分调动了长期被忽视的白人工薪阶层，重新审视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将他们的诉求摆在优先地位。同时特朗普意识到了美国政治的两大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利益集团对政治体制的强烈影响。但可惜的是，他对此并没有一套清晰的应对计划。

日益发展的科技和全球化使很多美国工人失去工作。特朗普承诺将对现有贸易协定和规则进行修正，将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现在还不能对特朗普将会采取的政策作出全面的判断。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将采取惩罚性的贸易壁垒政策，这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争，同时缩减出口行业的就业岗位。

另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这是美国政治衰败的根源。尽管特朗普提出了禁止联邦官员在游说团体中担任职务的举措，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并不能使“金钱政治”这一根本问题得到解决。

衰败的美国政治只有通过强烈的外部冲击，打破现在的均衡，从而促使内部进行政策改革来得到进一步修正。尽管特朗普的当选对美国政治来说确实是一种冲击，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改革措施。真正令人遗憾的将是美国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进行真正的改革，而是浪费历史赋予的大好时机。

 

Harmonizing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China’s Vision of a Post-sovereign World

维塔利·科济列夫（Vitaly Kozyrev）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6年11月 | 2005年世界峰会最终确定“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为国际准则之一。它具有两重性：既包括对别国主权的尊重，同时也强调对本国人民权利的保护。“国家保护责任”准则近年来在利比亚、叙利亚的失败案例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越来越多的讨论。本文探讨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于国家保护责任的认知也相应变化。近年来中国主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所以中国基于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后共产主义”认同提出应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指出未来在全球制度和国际秩序构建方面，“国家保护责任”应该符合中国战略利益。

2005年至2014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将国家保护责任政治化，中国因此增强了自己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希望从被动参与国际准则向主动参与制定转变。中国呼吁在国际干预前应当先评估该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护其人民。同时中国认为国际法应当首先服务于国家间关系，所以对一个国家人权的关切不能以牺牲其国家安全作为代价。中国对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性参与的动机主要源自其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决心、对动乱国家人民的关切和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关注。

2008年后中国意识到尽管其不断努力维护国际环境的稳定，但是事实上，国际环境处在不断恶化的状态中。中国领导者开始不断提升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同时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具体来说这种转变体现在：中国对伙伴国家的利益关切胜过对国际准则的遵守；中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参与；中国认为主要国际准则对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是有巨大作用的。总之，中国认为只有积极地直接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才能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新秩序。

 

Opportunities and Anxieties for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刘宏（Hong Liu））

《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2016年11月  | 海外华人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和角色担当很少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聚焦东南亚华人这一庞大群体，认为在中国逐步增强和东南亚往来的过程中，东南亚华人开始利用“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和“中国化”（Sinicization）两种战略来更好地利用中国崛起的机遇，同时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往来的日益密切，中国政府开始逐渐增强与当地华人的联系。在制度和组织建设方面，中国设立若干专门机构管理侨务工作，其被看作是中国官僚机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提出了新的政策倡议。从之前呼吁海外华人“回国服务”到现在鼓励海外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并帮助提升所在国和中国关系。尤其在“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下，中国更需要利用当地华人确保倡议的顺利进行。

而“去中国化”和“中国化”成为东南亚华人对此的两大回应。“中国化”主要表现在重振中国文化，强调民族自豪感。这是东南亚华人积极利用中国崛起的利好机遇做出的战略选择。而同时“去中国化”也在发生，很多华人不断增强他们对所在国的认同，这可能是受其国内议程设置影响，其关键是他们认为所在国的国家利益高于其民族认同。

目前，东南亚华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困难境地。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和其所在的当地华人社区将成为他们未来抉择的关键因素。他们的应对和选择也将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乃至整个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Taiwan’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pace：Ma’s Legacy, Tsai’s Options, China’s Choices, and U.S. Policy

戴杰（Jacques deLisle）

《奥比斯》（Orbis）,2016年8月  |  “国际空间”（international space）在本文中特指台湾的对外关系，包括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是每任领导人重点关切之一。本文认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会进一步被挤占。蔡英文将在继承马英九在帮助台湾争取“国际空间”的进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己的独特路径，进一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在参加主要的国际组织方面，尽管马英九充分利用机遇帮助台湾争取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年度会议（WHA）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是带有很多附加条件的。蔡英文将在这个问题上与马英九保持一致。但是鉴于大陆政府的强硬态度，未来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并不被外界看好。在经济合作方面，蔡英文力求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来进一步振兴台湾经济的愿景在短期内也并不会得到美国和大陆政府的支持。

寻求和重要国家事实上的良好关系是蔡英文寻求国际空间的又一重点。蔡英文将进一步寻求建立与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此外，在国际规则方面，台湾希望像主权国家一样用严格遵守来换取国际社会积极回应，即与台湾在人权、环境和民主价值方面的紧密合作，借此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对于北京来说，除非是对现状失去耐心，否则北京没有进一步挤占台湾“国际空间”的必要，这样反而会损害大陆政府的利益，即：促使台湾对大陆政府的恐惧加深，进而增强“台独”情绪。

 

Asymmetric Parity：US-China Relations in a Multimodal World

吴本立（Brantly Womack）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年6月  |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未来可以预见到中美两国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的核心参与者，同时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不对称的（尤其体现在两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人口和地缘政治位置上），中美两国各具优势和劣势，在不同的方面可以帮助或者威胁对方。本文认为尽管两国都视对方为主要挑战，但是两国不应进行相互竞赛，应摈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更多着眼于长期利益和两国关系的双赢发展。

尽管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体制、参与全球制度构建方面存在分歧和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关系是有限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并非是以牺牲一国来换取另一国利益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所以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远大于两者的竞争关系。同时，作者提出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国际社会，而非局限于中美两个国家，因此他提出2008年后世界可以被分为若干层级。第一层级是具有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大国，即中国和美国。第二层级是地区内重要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德国。需要阐明的是，这些“层级”之间不存在控制关系，而是主要强调其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后霸权时代”，如果处在第一层级的大国寻求霸权，那结果只能导致自我孤立。

所以作者提出结论——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应该追求可持续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应当着眼于长期、“绝对收益”而不是与对方相比的“相对收益”。尽管中美两国都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控制整个世界。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挑战，但不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对中国来说，被孤立远甚于美国带来的威胁；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全球化视角下，如果中美两国寻求对世界的控制，其他国家可以选择“用脚投票”，远离由两国竞争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