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的互联网金融需要监管
思客:
您提到过中国经济现在较大的风险就是不够“实”,我们前段时间采访宗庆后,作为实业家他对互联网金融就很排斥,您怎么看待互联网金融这一现象,对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左小蕾:
互联网金融在金融上并没有很多的创新,只是把线下的东西拿到线上,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比如说信息对称、世界是平的、没有物理障碍,这样能解决一些普惠式金融,这是过去大银行做不了的。比如说贵州有一个人很需要钱,北京有一个人有钱,过去大银行没法做P2P,但互联网金融把线下做不了的事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做出来了。但是这并没有金融上的其他的创新,无非是传统方式的现代化体现。
对于互联网金融,如果你稍微监管不到位,就有很多的风险。其实互联网有很大的安全风险,比如说电信诈骗,互联网本身是有风险的,金融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所以,如果不加强监管,这中间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现在有微众银行和阿里银行,两者都是依赖于互联网。腾讯有一些社交网站,阿里巴巴的银行有很多的电商,依赖他们的平台大数据,可以将个人信息提供给微商银行。微商银行如果有好的项目就可以寻求合作,这样就真正发挥了普惠式金融的作用。
现在这些银行想做成大银行,又想到处设分支机构,我不是很同意,因为这又走回头路了。他们应该静下心好好地完善机制,特别是征信体制,然后再稳扎稳打,监管到位,而不是过去粗放式的、野蛮式发展。
互联网本身是有风险的,金融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如果不加强监管,这中间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金融“脱实向虚”是黑天鹅湖的“罪魁祸首”
思客:
今年出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两个黑天鹅事件,这和“脱实向虚”的金融全球化相关。可见,金融对社归结构的影响巨大,您觉得应该如何利用金融手段去维护稳定?
左小蕾:
金融“脱实向虚”和黑天鹅事件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特朗普的支持对象是当年占领华尔街的人,当年占领华尔街的时候他们口号是“你们是1%,我们是99%”,这说明美国出现了两极分化。美国原来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层的人很多,他们很安逸、有剩钱、有尊严。如果社会结构出现了这样的分化,他们不能接受。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个现象放在金融的“脱实向虚”上,但是它本来就是“罪魁祸首”。
现在的脱贫意义非常重要,因为脱贫是为了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
前几年有一本非常火的书叫《21世纪资本》,那本书里提出,资本会导致两极分化,拉大收入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它让资本获取了太多的收益,但是,劳工和其他的阶层获取了比较少的收益,所以收入差别拉大。我觉得所有的方面都向资本投降。当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如果能足够的重视,然后认真分析社会结构变化,通过政策、改革把它理顺,就会健康发展。我想如果那样,特朗普也上不了台。
脱欧也是这样的问题,欧洲公投的那天我在伦敦,我跟他们很多人聊天,他们根本不在意脱欧对英国是好还是坏,他们根本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很大的情绪。因为欧洲共同体的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欧洲的教育水平很高,英国是一个服务行业为主的国家,欧洲精英群体去了以后很容易找到工作,就导致了英国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群体失去工作,所以就有情绪。
特朗普现象和脱欧现象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也面临着收入差距加大的问题,也面临着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问题。所以,现在的脱贫意义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下大力气精准扶贫?因为让他们脱贫,是为了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这点非常重要!
王逸舟:在当前“黑天鹅”频现时刻,中国须遵守三个基本原则
在当前“黑天鹅”频现的时刻,中国须遵守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战略审慎原则;二是危机管控原则;三是适时纠错原则。
对比中美近25年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中国从过去相对比较困难和孤立的大国,成为较强盛的大国,而美国则从一个超级大国由盛转衰,两国形成了此消彼长的鲜明对照。中国越是在这个时刻,越要注意不要犯大的战略错误,越要反对战略透支和冒进。
在危机管控方面,如果出现重大意外,不管在南海还是其他地区我们都要进行早期预警,避免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
在当前环境下,中国要有适时的纠错机制,以便面对“黑天鹅”现象频出或者未来有更多的“幺蛾子”时中国能够管控好危机。在重大时刻管控外部危机,以及对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观念上的不足加以纠正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