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初显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左小蕾认为人们普遍没有全面理解结构调整的概念，调结构不应该为经济稳增长让路。针对“三去一降一补”，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去产能，要支持国有大企业合并；去库存，要把目光投向三四线城市；去杠杆，应该真正应用到市场领域。

　　我们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但是一直没有调整到位，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阻碍因素，在于没能准确地解读结构调整的概念。

结构调整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

　　结构调整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调整不合理结构，另一方面是形成新的合理结构。但是大家总是片面理解它的含义，认为结构调整一定会对现有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国家会减少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产业的投资，投资降低势必影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那么经济增长肯定要放缓。但这个认识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合理结构的形成，包括新经济、新能源、新引擎等。二者结合，才是全面解读结构调整。所以过去我们是单边放大了不合理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导致人们谈虎色变，认为调结构一定要为稳增长让路。

　　我们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三去”是调整不合理的结构，或许会导致经济下行，而“一降一补”则是对经济下行起到平衡作用。当然，“一降一补”只是短期的平衡，我认为更关键的是“长期的平衡”。想要做到长期平衡，我国的新兴产业就得做上去，创新得跟得上。新经济时代，新兴产业结构应该取代原有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所以，2017年我们要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除了不合理结构的调整规划，政策还要重视精准的扶持、支持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去一降一补”需要精准调控

　　针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明年可能会调整一些衡量指标。首先谈一谈去产能。现在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关掉一些高污染企业，合并一些大企业，例如宝钢和武钢、南车和北车等。大企业的合并对缓解产能过剩有着很积极作用。拿宝钢和武钢为例，假设合并之前，宝钢和武钢有共同的产品，市场需求１亿吨，为了市场竞争，宝钢和武钢一定会各生产１亿吨产品，试图抢占市场。而竞争的结果导致市面上将会有２亿吨产品，产能严重过剩。二者合并以后效果相对理想，你生产5千万吨，我生产5千万吨，合起来正好生产了1亿吨。不过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我们还是得需要一个精准的指标，就是市场的需求量是多少，有多少产量不能释放出来。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对整个经济供求过剩产能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的供需情况尽最大可能掌握，这样才能精准地去产能。

　　再谈“去库存”，我们主要谈谈房地产。其实今年对房地产去库存的理解稍微有些偏差。库存在什么地方？在三四线城市。可是我们一二线城市出台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政策，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推高了房价，破坏了去库存的调整。真正需要“去”的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加杠杆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卖不出去的原因是没有人去。那么怎样刺激消费呢？提供机会。三四线城市一定要给年轻人、要给企业发展的机会，聚集人气，让人们定居下来，以解决房地产库存问题。加杠杆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没有精准的调控，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平添更多烦恼。

　　最后谈一下去杠杆。有人提出不良资产的证券化，我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债多了有风险，转到股票市场上就没有风险了吗？从企业来说，它只有债权的融资，没有把企业做好，把它变成股权融资就能够做好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什么都没有改变。无非是把债务风险变成了资本市场的风险，最后有可能转化成系统风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去杠杆，政府需要有精准的对策。比如说坏账公司的处理方式，倘若政府一次一次地保护它，财政部一味地帮它买单，那么这个公司的道德风险很高，就可以肆无忌惮。“反正把钱贷出去了以后，出了问题政府会帮忙解决。”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所以，明年去杠杆还是要继续，但是要把问题分析清楚，政策要更精准。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靠合理的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增长结构，这也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是最根本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