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使中国年青一代无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立足，纷纷作逃离的打算。不少人对这一趋势表示欢迎。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目前已经不堪重压，年轻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学毕业后与其在“北上广”当“蚁族”，不如退居二线城市发展。这也是市场对人力资源的一种合理调节。

　　市场调节真这么灵验吗？但是，高房价会降低城市人口素质、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年轻人逃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现象说明，中国的未来已经被房价所劫持。

　　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神经指挥系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体现在这里。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信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

　　这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居民从内地雇用的保姆，有不少甚至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没有北京这些“一线城市”作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在当今迅速发展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20岁，马克?扎克伯格创建脸谱社交网站时还不到20岁。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能力。

　　中国属于新兴经济体，社会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时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之际。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京等“一线城市”，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中国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