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公布的新一期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简称C刊）目录激起千层浪。多位中国学者近日公开抨击，称C刊目录背后长期存在利益权力勾兑乱象，并指中国学术评价“异化”。中国学术期刊存在利益勾兑，学术界迷信“影响因子”的争论泛起。

　　C刊目录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受教育部委托开发研制的数据库，始于1998年，用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

　　15日公布的C刊2017-2018年度目录显示，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等6个高校学报由“核心版”序列掉入“扩展版”。

　　新目录因此引发广泛争议。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孙周兴在个人博客上发表声明，称因不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影响因子”可以交换和买卖，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影响因子”，才导致被“挪出目录”。

　　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则在1月17日刊发的致作者信中称未来将“开始改变稿件的学科结构，增加部分影响因子高的政治学、社会学类稿件”。

　　两家大学学报的回应在近日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公开撰文中分析，两所知名大学学报对C刊目录更新的回应“成为事件”，是因为冲击了“固化在‘CSSCI’名下那个利益权力链条”和“当代中国学界那个‘变态内核’”。

　　财新记者20日联系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该方称，对于目前争论“不予回应”，而“CSSCI的学术评价标准一直存在，关于它争论也一直都有”。

　　C刊标准重“定量”引争议

　　CSSCI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因此被高校、科研院所视为权威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它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并称“三大核心”。

　　但它也被戏称为“中国学术GDP指数”。

　　C刊目录每两年发布一次，采用的定量（引文量、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指标）评价与定性（同行评议）评价相结合的评审办法。

　　其官方简介显示，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

　　财新记者在吉林大学商学院公开网站上查询到的C刊评审方法显示，C刊评审“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因素的权重为4：6，“定性评价主要根据学科专家意见”。定量指标主要依据集刊被引次数、影响因子，二者权重为2：8。

　　一位不愿具名的C刊扩展版刊物主编分析，同济大学学报等“掉出”C刊核心版的原因“就是数据不好” “C刊靠引文数据说话”，此外，C刊的评选过程也没有公开。

　　吴冠军指出，中国学术生态“异化”的症结在于学术评价在“该标准下被精确量化”。

　　C刊为何致中国学术生态“异化”？

　　“进入扩展版没有太多意义，很多学校（在评待遇等等时）不算分。”上述刊物主编告诉财新记者。

　　一位北京某知名高校青年学者告诉财新记者，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发表形式主要有期刊、集刊、（会议）论文集、专著几种，但“这几类在高校评价体系中分三六九等”“期刊最有效，C刊则是期刊中的战斗机”。

　　“CSSCI就像一根指挥棒，其作用相当于高考之于基础教育。”东北师大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涛透露，各学校会根据C刊目录，设立自己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评判标准，并以此引导人文社科学者的学术评价、职称晋升和绩效奖励。

　　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条件也与此相关。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报记者查阅的20所重点高校博士生培养方案中，有15所高校规定，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的学术论文必须发表在CSSCI的来源期刊上。

　　“学者和刊物皆被CSSCI‘异化’。”吴冠军表示，C刊发表数量作为学术质量评价参照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问题就在于当它成为惟一标准后”，学者水平直接被C刊篇数所定义，而刊物质量被C刊遴选标准，即引用率、“影响因子”等所定义。

　　上述青年学者透露，这份C刊新目录公开后，一位新晋“核心版”的编辑表示，投稿邮箱“一日之间多了十几封投稿邮件”，“还有刊物打电话通知此前已进入二审阶段的作者要撤稿”。

　　学术利益勾兑现象积习已久

　　“核心期刊数量少，版面就会成为一种资源。”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告诉财新记者，资源有限，因此滋生利益寻租空间。

　　吴冠军也指出，围绕C刊目录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与权力链条，“从几万元发一篇C刊稿到几百元奖励一条引用，各种暗层里的权力利益交换层出不穷”。

　　包括C刊在内的学术期刊和作者以“版面费”形式进行的利益交换也广受诟病。据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学者估算，权威期刊的版面费一篇可达5万左右，核心期刊一篇约两三万，普通期刊一篇8千至1万，“还有中小学校对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有奖励，10万一篇”。

　　在中国，期刊论文代发产业链一直存在，其中包括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的期刊。

　　就代写代发CSSCI期刊的情况，财新记者在线咨询了中鼎期刊网客服人员。该客服人员自称，可保证将文章发表在列入CSSCI目录的期刊上，如可代发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价格在12500元左右，“但要保证文章原创，且重复率不能太高”。

　　中鼎期刊网在网站介绍中指出，与其合作的所有高端国际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均带有国内刊号CN、国际刊号ISSN双刊号，“绝对正规合法”。

　　但张端鸿告诉财新记者，关于C刊代发的网上骗局很多，据他所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只接受纸质版投稿”“并且主编要求很高”。

　　刊物影响力被指可以操作

　　上述不愿具名的刊物主编向财新记者证实，刊物之间确实存在抱团取暖的现象，“几家期刊商量好互相引用，就可以上（C刊核心版）”“很多不好的期刊都在核心版”。

　　孙兴周也对C刊评选的量化标准大加鞭挞。据《文汇报》报道，早在2013年，他就公开批评一些大学学报为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串通起来相互引用”。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计算方法是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报告年份中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发表论文总数。

　　但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等人在研究中指出，最早提出“影响因子”的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并非学术机构，而是一家私人商业公司。而“影响因子”最初的作用是在图书馆预算有限时，提供期刊参照标准。后来逐渐发展为刊物水平评价指标。

　　“在当前国人的错误认识中，普遍将期刊‘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江晓原指出，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在古典文献学学界口碑甚佳的《文献》杂志此次也掉出C刊“核心版”。这令该领域一位年轻学者很困惑，“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一篇结论可信、分量很重的论文，未必引用率高”“而社会科学多是实证、前沿数据，引用频次较高”。

　　“本次C刊目录的数据基础是2013-2015年敝刊所发表文章的被引成绩。”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在致作者信中表示。该刊物是目前中国高校学报中唯一一份只发表人文科学（即文史哲三大学科）论文的期刊。

　　期刊评选的学科分布不平衡和评选标准“一刀切”现象凸显。

　　“另外这次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的比重。它们的数据怎么可能突然增加？肯定有人为因素。”上述期刊主编指出。

　　“对于一本学术杂志而言，在C刊目录之内还是之外，几乎是在天堂和在地狱的差别。”吴冠军在公开撰文中指出，为使自身留在C刊目录之内，许多杂志开始惟C刊遴选标准是从。

　　有大学已质疑C刊目录

　　“目前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体制对于人文科学是严重不公平的，但我们又无法摆脱这种体制，这既是我们办刊人的悲哀，也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在致读者公开信中表示。

　　“南大评价中心其实没有错，他们的工作是提供一个索引库，目的是为学术服务。”张端鸿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突破以刊评文和以刊评人的做法。

　　这个问题目前在中国学界尚难做推进。“人文社科，以及各类学术评价本质上都是学术同行评价和科学计量相结合。”张端鸿指出，因为现阶段还未形成均质的高水平学者群体，导致同行评价失效，“只能借助量化评价”。

　　李涛也认为，虽然哲学社会科学也有代表作、同行评议等学术评价制度，但因运行规则复杂、成本高等原因等不易操作。

　　强调高校的学术评价自主权是近年中国高校改革的趋势。“但是在评价学校的指标当中有总量指标，就逼着学校去追求总量。”张端鸿指出，“这就像高考指挥棒不改，空谈减负毫无意义”。

　　一位青年学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迷信C刊目录，使衡量学术的标准，成了“期刊编辑和主编的意见”，但“编辑和主编的学识毕竟有限”。

　　已有高校在学术评价时对C刊目录表示了质疑。2015年初，中山大学在公开网站上列出一份“列入黑名单的期刊目录”，包括18份CSSCI期刊。据媒体报道，其中有些刊物一直以来饱受诟病，屡屡出现负面新闻。

（陈少远 王明婷 盛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