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临这样的困境：和环境改善相伴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也是为何，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反环保”的政策承诺。

　　是生存权重要，还是好空气重要？

　　事实上，这种悖论并非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即便在经济与环境改善同步提升的美国，也面临这样的困境：和环境改善相伴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也是为何，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反环保”的政策承诺。

　　为何环保与贫富分化相伴？本篇文章所述的美国的40年经验，或将启迪受困于经济发展与雾霾改善的中国。

　　美国治理污染有代价吗？如果我们只看GDP，会发现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确天蓝了、水清了，而且GDP增长的更好了。

　　然而，特朗普的胜利，让白人蓝领的愤怒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而特朗普开出的药方，除了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外，还有废除环保署、放松环保管制、拒绝对气候变化议题做出承诺等“反环保”政策。

　　美国工人阶级似乎走向了环保的对立面，而迎合他们成了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过去四十年美国的污染物排放、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变化的演变。

一、和环境改善相伴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美国污染物排放的上升期和下降期恰好对应了贫富差距的收缩期和扩张期。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美国各类污染物的年排放量处于上升的阶段；与此同时，整体社会的不平等却在下降——最富0.1%家庭所占社会财富比重下降和普罗大众所占社会财富比重上升。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几乎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都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持续下降，同时贫富分化加剧。从1970年代中期到1998年，各类污染物排放都下降了30%以上。在此期间，最富的0.1%家庭所拥有财富所占比例增长超过30%，而普罗大众的收入开始下跌。

　　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也就是说，在美国，和环境改善相伴的，不是GDP增长的下降，而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这就是工人阶级支持特朗普放松环保监管的直接原因。

二、为何环保改善会与贫富分化加剧相伴？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顾美国不同产业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化。过去四十年，和环保相关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有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的金融化或说整体经济由实入虚；

　　二是制造业“高附加值、低污染的设计和销售环节留在国内+低附加值、高污染的生产环节转移国外”的全球化。

　　这两个过程保证了美国在环境改善的过程中仍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它们也是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的源动力。

　　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特点是由实入虚的“金融化”。上图显示金融行业的涨落趋势刚好和污染排放的起伏趋势相悖：1970年代中期以前，和污染排放持续增长对照的，是金融行业所占比重一直没有超过大萧条前的水平。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攀升，污染排放则持续下降。

　　当然，不能因此就得出“环保是经济从实入虚的原因”，因为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不仅环保体制经历了巨大变革——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都获立法通过；其他管制体制也产生了巨大变化——比如金融管制松绑。

　　不管原因如何，美国经济脱实入虚带来了污染物排放的降低、改善了美国环境、让美国经济增长更绿色。这是因为和钢铁等单位产值污染密度高的制造业相比，金融业是一个单位产值极高污染密度极低的行业。

　　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中和污染减排相紧密联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制造业转移”，或说污染和就业机会共同转移。这种转移，使得美国制造业实现了“附加值高而低污染的研发、销售两头在内”、“附加值低而高污染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这对美国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高污染密集度的钢铁行业为例，其生产环节的兴衰和美国污染物排放的涨落密切正相关。如图所示，从1920年到1970年代中期的污染加剧时期，钢铁产量持续攀升；而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钢铁产量从峰值并由此开始下降，这一过程和主要污染物下降的时期是重合的。

三、美国的制造业从来没有“衰落”

　　然而，美国的制造业从来没有“衰落”——它的产值一直在持续增长。在美国环保管制日益严苛、劳动力成本逐渐昂贵等背景下，美国制造业乘着“全球化”的东风，把高污染、高人工、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放到海外，而把研发、设计、销售等高附加值、低污染环节留在美国大城市。

　　这既实现了规避本国管制、降低成本和负担的生产策略，又更好的实现了吸引了全球人才等发展诉求。这一过程自然压低了制造业在本国产生的排放，又把制造业整个价值链创造的财富极大的留在了美国。这就是全球化给美国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双红利。

　　然而，金融化和“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向国外转移”都显著的加剧了美国的收入分布差距。

　　首先，经济的由实入虚的金融化压低了普通员工的工资、但推高了高管的收入；同时，金融化还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根据他们的估算，单经济避实就虚的金融化一项就要为“劳动力的工资下降”承担50%左右的责任。

　　与此同时，全球化虽然让美国制造业产值增加，却造成了本土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这一局面加剧了制造业劳工阶层和管理研发等阶层的阶级鸿沟——一方面美国本国劳工就业岗位减少、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下降；另一方面经理层的收入却大幅提高，而研发队伍的扩大更多是通过吸纳海外高技术移民实现。

　　当前，中国正面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人民环保呼声日益高涨的局面，加强环境保护是必然选择，但也应吸取美国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环境友好型的同时，也让尽可能多的人群分享到转型红利。